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戈巴契夫的政治生命早已定格於31年前的那個冬夜，但當他的肉身最終於2022年8月30日消逝時，仍然在全世界激起一陣波瀾。在西方，政客們對戈氏推崇備至。在他的祖國俄羅斯，官方雖禮遇有加，民間則褒貶不一。

中共當局曾與蘇聯相愛相殺半個多世紀，因此當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的死訊傳來時，立刻啟動了中國人關於蘇共「亡黨亡國」的歷史記憶。儘管不能把蘇聯解體的責任完全推給戈巴契夫一人，但正是在他的「領導」下，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灰飛煙滅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乘風破浪，百年中共仍然生機盎然。撫今追昔，令人不勝唏噓。

大陸輿論對戈氏蓋棺定論

戈巴契夫逝世後，微博相關話題的點擊量一度高達7.7億次，各種討論超過8萬條。雖然輿論對戈巴契夫的功過是非眾說紛紜，但無論是一般網友，還是專家學者，主流意見對戈巴契夫蓋棺定論—他是一個反面教材。

例如，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在接受觀察者網採訪時，就直言不諱戈巴契夫是一個「非常失敗的人物」。張維為認為，對一個政治人物的評價，主要取決於兩點：第一，他多大程度實現了自己提出的目標；第二，他的人民怎麼看待他。具體來說，戈巴契夫當初提出「新思維」的時候，目的是要完善社會主義，但最後卻葬送了社會主義，葬送了蘇聯。蘇聯解體後，不甘寂寞的戈巴契夫曾於1996年競選俄羅斯總統，結果得票率連1%都不到，可見他被自己的人民拋棄了。

不僅如此，張維為還作為親歷者，披露了2009年戈巴契夫在一次國際演講活動中的花絮。在回答一位英國記者：歷史將如何評價你的問題時，戈巴契夫不僅自詡為「好人」，還將關心大自然和環境保護列為他的重要政績，當場引發聽眾譏笑。戈巴契夫作為政治家的失敗，由此可見一斑。

中國政治學會常務副會長張樹華，在《環球時報》發表了題為《戈巴契夫的迷思與西方謎局》長文，同樣認為戈巴契夫雖在西方享受花團錦簇，但在俄羅斯早已身敗名裂。作者援引了俄國一次有關歷史人物評價的民調資料顯示，有72％的俄羅斯人認為，戈巴契夫時期走上了一條錯誤的道路。該文指出，蘇聯和俄羅斯曲折的政治進程像是一面鏡子。戈巴契夫和蘇共在「民主化」等問題上犯下「顛覆性錯誤」，最終在政治、經濟、外交等各方面都打了敗仗，其深刻的教訓值得汲取並牢記。

那麼，戈巴契夫到底做錯了什麼？或者說，中共做對了什麼，從而避免了重蹈蘇共的覆轍？

戈巴契夫做錯了什麼？

雖然俄羅斯不少評論家斷言，戈巴契夫背叛了社會主義，是導致蘇聯解體的罪魁禍首。但平心而論，戈巴契夫改革的初衷絕對不是為了「亡黨亡國」，相反的，他想要力挽狂瀾，重振蘇聯社會主義。但是，在經濟體制改革受挫後，戈巴契夫病急亂投醫，在政治體制改革上自毀長城，最終導致蘇聯這個超級大國積重難返，在短短數年間走向土崩瓦解。

蘇聯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國家，它的國名中不包括任何民族或地理元素，將不同人群和他們生活的地理單元聯繫在一起的紐帶，就是「蘇維埃」（政治制度）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就決定了要維繫蘇聯的團結與穩定，進而實現強大和振興，就必須堅持和完善蘇聯共產黨的領導，這一蘇維埃制度的核心，必須堅持走適合蘇聯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

然而，面對當時國內外錯綜複雜的形勢，作為蘇聯共產黨的掌舵人，戈巴契夫沒有把狠抓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擺上優先的議程上，更沒有自我革命的勇氣與能力，反而將黨的機器視為推進改革和鞏固個人權位的絆腳石。在疾風暴雨般的政治體制改革中，戈巴契夫盲目地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放棄了蘇共的領導地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思想更被棄之如敝屣，代之以令人不知所云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一時間歷史虛無主義空前氾濫，蘇共的歷史、蘇聯的歷史和領袖人物被全盤否定，加劇了政局混亂與人心渙散。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將蘇聯解體視為前車之鑒，痛心疾首於「在那場動盪中，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什麼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經蕩然無存了」。

即使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戈巴契夫也有重大失誤。蘇聯經濟的頑疾是國民經濟結構嚴重不合理，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農業長期落後，人民生活水準亟待提高。因此改革的突破口理應是調整經濟結構，增加市場供應，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但戈巴契夫的起手式卻是推動所謂「加速戰略」，仍然以重工業為重心，結果國民經濟比例更加失調，消費品市場更加緊張。加上物價飆升，盧布貶值，蘇聯人民沒有從改革中獲益，自然對戈巴契夫和蘇共心灰意冷。

遭到國內民意反噬的戈巴契夫，於是更加沉迷於西方廉價的掌聲中，最終眾叛親離，淪為孤家寡人。用俄羅斯科學院院士茹科夫的話說，戈巴契夫喪失了與人民大眾的血肉聯繫，喪失了其應有的代表性與先進性，這一切注定改革失敗。

中共做對了什麼？

答案可以在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找到。該決議總結了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鬥的十大歷史經驗，分別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至上、堅持理論創新、堅持獨立自主、堅持中國道路、堅持胸懷天下、堅持開拓創新、堅持敢於鬥爭、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自我革命。

中共與蘇共之間自然不可生搬硬套，但中共經過艱苦奮鬥，付出了巨大代價，才取得的這些寶貴經驗，對其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無疑具有重大啟示作用。可以肯定的是，戈巴契夫正是在這些方面栽了大跟頭。

反觀中共，在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同樣面臨嚴峻挑戰。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鄧小平等領導人意志堅定，寸步不讓，從而在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中，擊退了國內外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的進攻，捍衛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政權。

蘇聯解體後不到一個月，88歲高齡的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針對「六四」之後大陸極「左」回潮，改革開放進退維谷的現狀，鄧小平心急如焚，大聲疾呼「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現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

「南方談話」終結了姓資姓社之爭，推動大陸不僅走出了蘇東劇變的陰霾，而且邁上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車道。無怪乎2004年，在參加美國前總統雷根的葬禮後，戈巴契夫對時任北京駐美大使的李肇星說，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是「蘇聯沒有一個鄧小平」。

結語

儘管大陸輿論對戈巴契夫的總體評價十分負面，但外交部發言人行禮如儀，肯定戈巴契夫曾為推動中蘇關係正常化做出積極貢獻，對其逝世表示哀悼。這首先是出於外交禮節，戈巴契夫是舉世公認的重要政治人物，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都表達了哀悼。

其次是實事求是，戈巴契夫在回憶錄《蘇聯的命運》中，引用了大陸前外交部部長錢其琛的一段話：「戈巴契夫作為一個歷史人物和政治家，其缺點和優點自然有待後人來評價。但是他此次訪問北京所承擔的歷史使命，必將在中蘇關係史冊上寫下濃重的一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此乃中共的自信使然，畢竟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