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韜奮與曾虛白皆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著名的記者和出版家，前者去世時被中共中央追認為共產黨員，後者赴台後任中央通訊社社長、政大新聞研究所教授等職。儘管兩人政治立場不見得相同，卻始終相知相惜。

鄒曾二人同庚同窗同道

  鄒韜奮與曾虛白同庚（均誕生於1895年）、同窗（先是南洋中學，後是聖約翰大學國文系同學）、同道（均以新聞出版為業）。

鄒韜奮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著名的新聞記者、政論家和出版家。1926年，他因中華職業教育社理事長黃炎培的提名，擔任該社《生活》周刊的主筆，實現了他從事新聞工作的夙願。以後，他還創辦生活書店，主編並創辦多種刊物和報紙，成為進步文化的堡壘。尤其是在「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機日甚一日，全國人民同仇敵愾、義憤填膺，為此，鄒韜奮將宣傳抗日救國作為《生活》周刊的中心內容，從而不斷受到反動勢力的迫害，致使其六次流亡，一次坐牢，但他戰而不屈。1944年7月24日，鄒韜奮在上海不幸病逝，中共中央追認他為共產黨員，並在唁電中對這位奮鬥不息的文化戰士予以高度評價。

曾虛白，同樣是新聞事業的名家耆宿，早在1932年就在上海創辦《大晚報》，任總經理兼總主筆。1937年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第五部國際宣傳處處長，1947年任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1949年到台灣，歷任中央通訊社社長、中國新聞學會主任委員、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等職，主編過《中國新聞史》，1994年在台北病逝，成為名副其實的期頤壽翁。

《大眾生活》遭到查封

在鄒韜奮心目中，曾虛白是「新聞界的一位經驗學識俱富的健將」，是他的老友。尤其在丁丑事變前，出於對抗日救國的共識和對新聞出版事業的熱愛，使他們息息相通，心心相印。

1935年11月，鄒韜奮在上海創辦《大眾生活》周刊，提出：「團結抗日，民主自由」的主張，這與不久後爆發的要求抗日救亡的一二九學生運動所提出的政治口號不謀而合，故《大眾生活》深受讀者歡迎，發行數量很快達到20萬份，國民黨當局對此大為惱怒，先是由國民黨復興社總書記和中央宣傳部部長找到鄒韜奮，逼迫他停止抗日宣傳，但遭到鄒的嚴詞拒絕，不久，又有海上聞人杜月笙出面「擔保」，誘騙鄒前往南京，許以要職，鄒再次拒絕。《大眾生活》因此遭到查封，韜奮的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脅。

鄒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

為保護鄒的生命安全，生活書店理事會決定派韜奮等人離滬赴港，創辦《生活日報》和《生活星期刊》。與此同時，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加緊和抗日救亡活動的不斷高漲，以宋慶齡為首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於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成立，鄒韜奮以其社會聲望和能力，與沈鈞儒、馬相伯等15人當選為執行委員。

鄒韜奮到香港後，費盡周折，《生活日報》創刊號終於同年6月6日深夜誕生了。當他從印刷機上接下第一份報紙時，快慰得喜淚盈溢。雖然流亡在外，但韜奮一直關心著國家安危、民族存亡，他在《生活日報》創刊詞中提出「報人應該是民眾喉舌」，「本報的兩大目的是努力促進民族解放，積極推廣大眾文化，這也是從民眾的立場，反映全國民眾在現階段內最迫切的要求。」作為救國會的執行委員，他更將「喚起民眾，共同奮鬥來抗敵救國」作為他義不容辭的責任擔當。

誠然，由於受財力、印刷條件的限制，受香港新聞檢查制度的桎梏，初創時的《生活日報》存在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為了與朋友分享快樂，更為了傾聽批評和指導，鄒韜奮將最初兩期《生活日報》郵寄給正在上海主辦《大晚報》的曾虛白。就在這時，一些蓄意詆毀的謠言也不時傳出，有人說，韜奮辦報的資金是由南京某位巨公資助，條件是鄒不在上海辦報；也有人說，韜奮為兩廣某派勢力所操縱，辦的是機關報。這些謠言在新聞界內外瀰漫開來，使韜奮感到「莫明其妙的冤屈」。就在這最需要人理解、支持的時刻，曾虛白給鄒韜奮寄來了熱情誠懇的慰問信，信中說：

韜奮學兄：連讀賜寄《生活日報》兩期，異常高興。不客氣的說，從報人技術的眼光來批評，這兩期我實在不敢恭維，並且要說一句太簡單了；可是從朋友的立場說，惟其簡單，可以證明你這份報經濟的並不充裕，間接證明了我在此間聽到許多不利於你的謠言的毫無根據。你還是純潔的，還是在種種不利的環境中掙扎苦鬥著。就憑著這一點信念，我感到非寫幾句去安慰我海南奮鬥的同志不可了。

從你的報上接二連三的×××記號上看來，我知道港方檢查壓迫的厲害或者更甚於上海；從你們引《時事新報》《阿國慘敗的教訓》句中，也發現了大批×××記號一點上看來，知道你直接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比較我們更要厲害。咳！在這時代何處真是言論自由的樂土！我同情你的苦痛，可是我不贊成你在港出版的計畫。弟制虛白手啟。六月十七日。

曾虛白在信中，除對鄒韜奮表示慰問和同情外，還針對《生活日報》在編排上需要改進之處提出四點建議。所以鄒韜奮稱曾虛白的來函是「一封充滿著誠摯友誼和主持正義的信，好像在我患難中從天上降下來，使我發生很深刻的感動。這也是我生平最不能忘卻的一件事。」「曾先生是新聞界的一位經驗學識俱富的健將，他的指教是很可寶貴的。」

曾虛白支持「七君子」

同年8月初，《生活日報》在香港停刊，移往上海籌備出版，但由於國民政府的阻撓，復刊計畫始終未獲批准。鄒韜奮回到上海後，一面利用所辦《生活星期刊》等刊物積極開展抗日宣傳，一面與救國會的幾位負責人為抗戰事宜而磋商忙碌。同年11月22日深夜，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的罪名，將在上海的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僕、沙千里、王造時、史良逮捕入獄，史稱 「七君子」 之獄。

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立即通電營救，宋慶齡、何香凝等人發起「救國入獄運動」，宣稱「愛國無罪，則與沈鈞儒等同享自由；愛國有罪，則與沈鈞儒等同受處罰。」救國會領導人被捕激起了各界人士的義憤，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營救活動。對此，曾虛白也表達了他要求盡快釋放救國會領袖的鮮明態度，他在自傳中憶述：

淞滬戰爭結束之後，24年9月18日上海就有所謂「上海抗日救國大同盟」的活動，發表「九一八」四周年紀念宣言，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這個會的中心人物是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史良、章乃器七個人。我要承認，他們發起這個運動時純粹是愛國動機，絕對沒有任何左傾思想，因此當時《大晚報》是竭力擁護這運動的一份報紙。我本人也跟這七人結為同志，特別此中的鄒韜奮是我聖約翰大學的同學，創辦一家「生活書店」，相當成功。他曾勸我放棄《大晚報》，他願投資跟我合辦一份真正為國家服務的新報紙。我很受他的感動並允慢慢考慮。可惜不久他就病死了。

順便說一下，《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版）介紹曾虛白生於1894年，看來是錯了。因為在《曾虛白自傳》的第一句就明確寫著「我是在甲午中日之戰後一年（乙未，亦即是民國紀元前17年），農歷3月25日，在江蘇省常熟縣城內西山塘涇岸，我的祖宅內來到這個人世的。」

(作者係常熟市檔案館原館長，江蘇省中國近現代史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