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中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1968年，聯合國公布釣魚島附近海域蘊含豐富石油，中國外交部即召集地質部部長李四光等人研究釣魚島問題。1969年11月，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致函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建議政府對釣魚島主權做出聲明。1970年底及1971年，中國政府多次在《人民日報》通過新華社發表嚴正聲明，1972年向聯合國鄭重聲明釣魚島主權，嚴厲譴責美日勾結圖謀竊取中國領土。

1970年底，由台灣、香港留學生自發興起的海外「保釣」運動引起了新中國的高度關注。尤其是1971年4月10日在美國華盛頓的大遊行，震驚世界。中國政府在堅定維護釣魚島主權的基礎上，高度評價保釣運動，公開聲援海外學子的愛國義舉。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非常關注保釣運動，也關心海外參與保釣運動的人士與團體。

當時處於特殊的歷史時期，為了保護這些愛國學生，周恩來總理的這些會面絕大部分都沒有公開，隨著時間的流逝，參與會見的保釣團成員由於記憶的誤差，導致連周總理到底接見了幾次海外保釣團體、每次接見的時間和成員等資訊都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為了廓清迷霧，筆者結合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的館藏及相關文獻，試圖對周總理會見海外保釣團體的史實進行梳理。

一、關於「保釣第零團」的接見

李我焱回憶，1971年4月10日美國華府大遊行之後不久，他收到中國政府的電文，邀請海外保釣學生組團回國，參加1971年國慶觀禮活動。最終成行的訪問團由李我焱、陳恒次、陳治利、王春生、王正方5人組成，這5位是保釣運動美國各個地區的聯絡人，均來自台灣省。他們組成了學生代表團，回國時作為加拿大跟美東、美西三個地方華僑團的一部分。國慶日前夕，他們一起途經香港進入大陸，被安排在旅遊團裡先參觀廣州，然後到北京。

關於保釣第零團的接見時間，當事人提出了兩種說法。起初李我焱、王正方提供的時間都是相同的，後來王正方更改了說法。第一種說法是「1971年11月23日」，此種說法分別見於2005年王正方與2013年李我焱的回憶文章。王正方在《明報》2005年7月23日發表的《周恩來與台灣保釣領袖深宵密談》一文中寫道，「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那天應該是星期四。」無獨有偶，李我焱在《周恩來會見台灣「保釣」團》一文裡寫道，「11月23日晚上9點多鐘，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接見了我們」。這兩位當事人對於接見日期的回憶保持了一致，乍看可信度頗高。不過，這說法最大的矛盾之處在於，1971年11月23日並非星期四，而是星期二。

這個疑問困擾了筆者好幾年，直到看到第二種說法。2019年12月23日，王正方在李雅明的訪談裡再次提到周總理的會見。李雅明問：「你們見周恩來是10月的事情吧？」王正方回答：「11月第三個禮拜四，我記得很清楚」。關於這句話，編者在頁下注：「1971年11月第三個禮拜四為18日」。結合兩次王正方的回憶可見，他對於會談當天是星期四的印象非常深刻。

果真如此嗎？筆者在《周恩來年譜》上看到了不同的記載：1971年「11月17日，會見台灣留美學生、保釣運動地區負責人李我焱等人。」該年譜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以外交部保存的周總理外交活動檔案為基礎，權威性與可信度都很高。由於通宵夜談，一直談到次日凌晨，正好是星期四，所以這個時間還是比較可信的，也能解釋王正方對「星期四」印象深刻的原因。

關於這次會見，結合李我焱、王正方、陳治利、王春生等人的回憶，大概可以還原當時的場景。當時接見的地點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陪同周總理接見的有馬文波、羅青長、章文晉、林麗韞、唐樹備等人。當時新中國剛剛恢復聯合國的席位，周總理詢問他們對喬冠華在聯合國演講的感受，也問了很多有關台灣的問題，並談論對於台灣政治局勢的看法。會談過程中，周總理高度評價保釣運動。這幾位負責人發現保釣的刊物在北京有很多，「毛澤東都看了，周恩來也看了不少」。當時同學們很關心兩個問題：留學生是回國報效祖國還是在美國就地報國？當時不少留學生很想組團回國服務，周總理希望他們多做美國人民的工作，不要老是想回來。第二個問題是台灣問題。陳治利與陳恒次非常關注台灣問題，建議總理對台灣不要光強調是中國的固有領土，要強調台灣同胞是我們的骨肉和兄弟。隔了兩天，《人民日報》把這句話加進去了。

周總理的接見從晚上10點30分開始，一直持續到清晨4點，中間還和他們一起吃餛飩夜宵。總的來說，他們感覺周總理非常和藹可親，沒有台灣官僚做派，思想敏銳，回答問題不打官腔。周總理的習慣都是半夜辦公，一般接見是兩個鐘頭，這次足足談了六個小時，看得出他對台灣學生非常特別。

1971年10月，鑒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復，周恩來同意有關部門採取緊急措施，從全國外語院校1966年的畢業生和1964年派出的留學生中，選調一批翻譯人員到外交部工作。周總理接見這幾位台灣留學生的時候，提到聯合國需要大批的海外人才幫忙。李我焱和陳治利把周總理這個決定帶回美國，於是，一大批理工科背景的台灣留學生報考筆譯、口譯，進入聯合國工作。

「保釣第零團」的五人返回美國後，陸續在全美各地與愛國同胞交換意見，巡迴演講，所到之處無不熱情澎湃，出席踴躍，他們接受芝加哥大學《釣魚台快訊》等保釣刊物的採訪，引起強烈的反響。在東部的「中國統一討論大會」召開之前，費城的程君復在給周本初、林國炯等保釣人士的信函中寫道，「李我焱、王正方等已歸返，祖國欣欣向榮—我們一定要胸懷祖國，放眼世界」，信末還附上一句「釣魚台的刊物，毛主席天天在看」。

二、1972年7月14日：保釣一團

隨著保釣第零團的破冰之旅，以及1972年美國尼克森總統訪華，中美之間相互隔絕的局面被打破，來新中國訪問的留美華裔學者、留學生越來越多。

1972年夏天，保釣同學串聯了一個參觀訪問團，這個團被稱為「保釣一團」。該團在1972年6月成團，分批從香港、澳門入境，18日在廣州集合。方明回憶，團員有張信剛、趙鑒芳、戴浩一、麥文建、陸寶蓮、龐傑民、鮑薇薔、程君復、黃賢、余詠宇夫婦、戈武、盧光庭、方明及龐傑民的女兒。

張信剛回憶，他們是尼克森訪華之後的第一團，是釣運的年輕團。同時還有一個「知識份子老人團」，即美籍科學家參觀團，團長是物理學家任之恭，副團長是林家翹，成員有戴振鐸、張明覺、王浩、易佳訓、葉楷、王憲鐘、張捷遷、劉子健、沈元壤、李祖安等學者及他們的家屬。兩個團幾乎同時在北京，不過住在不同地方，也不同時活動。保釣團到北京得到外交部長喬冠華的接見，然後大部分團員去外地參觀，只有方明和盧光庭留在北京辦理私事。在張信剛的記憶裡，有三位保釣團員受到了接見，「那個時候周恩來總理要見我們，可是當日只有3個人在北京」，「滯留在北京的3個人見到了周總理」。這一點值得商榷，暫且存疑。

這次會見前，接待人員強調不能留筆記，所以方明對會見情形的記憶已經比較模糊了。他不能確定是1972年7月14日還是15日的凌晨，只記得是在一個酷熱異常的夏天，他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突然被陪同「山西小李」叫起床，還以為飯店失火，穿上衣服奪門而出，後來才知道是有領導人接見。他記得當時進入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上百人圍著周總理坐了好幾圈，在座的除了任之恭、林家翹、張捷遷等一行27人的美籍華人科學家代表團外，還有4位IBM的高級華裔科學家。

根據方明的線索，當天同時被接見的還有美籍科學家代表團，這個資訊在《周恩來年譜》裡可查到記載：1972年「7月14日，會見正在中國參觀、探親的美籍華人學者參觀團和美籍華人學者訪問團全體成員」。《周恩來外交大事記》對這次會見的具體時間進行了補充，「從晚上10時30分至次日淩晨2時30分」。因此，保釣一團的接見時間應以1972年7月14日為准。

《竺可楨日記》載：7月14日，「9點散，即得電話說，周總理要召見美籍科學參觀團，並要我們一起去，所以回寓後即又馳往人大新疆廳。同時接見的還有美籍科學旅遊團人員4人，和保釣運動代表2人等。10點，周總理來，先在新疆廳外照一全體人員相，然後入座。周總理右邊坐任之恭、林家翹、戴振鐸、張明覺，過去是劉西堯、胡喬木，然後是任、林的夫人，允敏、戴、張夫人，轉過來是王立芬，周培源夫人，秦力生、黃宛，又轉過來是華羅庚、錢學森、周培源、吳正之和我，轉過來就是周總理，形成一個內圈。我雖坐在周總理旁，但總理講話，我仍然聽不見，所以由沈文雄在我與吳老之間作了筆錄，專記周總理的講話。」

從竺可楨日記可知兩點：1、當天參與接見的保釣團成員是2人，該數字與當事人方明的回憶相吻合；2、被接見的地點是人民大會堂的新疆廳，而不是方明記憶中的福建廳。竺可楨作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經常參與各種接待與外事活動，對於人民大會堂的各個廳印象肯定更為準確。之所以只有兩人被接見，應該是周總理臨時的決定，後來陪同告訴方明，他們是「總理臨時點的兵」。雖然是臨時被接見，但能夠與「海內外最頂尖的華裔科學家」一起被總理接見，大家的心情是很激動的。

周總理和兩個團談了科技發展問題，也談到保釣運動，希望「參觀團同志回美後不要過分為中國宣傳，只能適可而止，因國內的缺點尚多，並要他們常回國看看，多提意見」。關於留學生回國服務，方明感覺與零團講的差不多，國內還要再預備三、五年才能接待。散場時已經凌晨兩點多了。關於這場會見，考古學家夏鼐在日記裡也有記載，他敏銳地注意到，周總理在接見中，第一次對外談起林彪9.13事件。會談結束後，周總理單獨留下保釣團的成員，和他們（方明、盧光庭和陪同小李）、喬冠華和羅青長拍照，站著談了半個小時左右。

1972年7月15日《人民日報》發布了周恩來會見美籍中國學者的報導，並列出成員名單。筆者發現該名單裡並沒有方明和盧光庭，主要原因應該是出於對他們的保護。1972年8月初，周總理因過度勞累，一度搬至北京西郊玉泉山邊工作邊休息。

三、1972年8月27日：保釣二團

關於「保釣二團」的正式提法有三處，兩處是黃哲操與蘇紀蘭的口述史訪談，一是《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年譜》載：1972年「8月27日，接見由朱邦渝團長率領的保釣觀光團第二團全體成員」。跟之前的兩個團不同，「保釣二團」是國內接待單位的「官方命名」，且成員們並非在美國組團集體出發，而是自行出發，到廣州之後集合。這次會見「不准帶收音機，不准照相，但是可以記筆記」，不過由於參與者的回憶文字較少，也產生了一些謎團。

謎團之一：誰是團長？團員有誰？蘇紀蘭回憶，「黃哲操被推舉為團長」；而黃哲操則說他推薦了朱邦渝當團長。根據《周恩來年譜》記載，應是朱邦渝擔任團長。參觀團的成員名單主要來自黃哲操的回憶，他自己也坦誠已經記不全名單，除了他自己，還有毛仁浩、朱邦渝、李浩（哥倫比亞大學法律教授）、張惠生（堪薩斯的保釣成員，後來到紐約的大慶公司）、陳必昭（韋恩大學教授）與太太梁思清等人。而蘇紀蘭記得他們大概一共有十多個人，但並非所有人都與保釣相關，申請來大陸訪問的目的也不盡相同。

謎團之二：接見日期是哪天？蘇紀蘭認為是1972年8月28日，不過，密西根州立大學的李珍華教授寫了一篇《台灣問題和留學生回國服務問題—與周總理談話後的綜合印象》，最早由《水牛》（1972年10月）刊出，隨即被《群報》、《時事簡報》、《密西根月報》等多家保釣刊物轉載，該文認為會面日期是8月27日。1972年12月的《七十年代》月刊有一篇署名「蔡刊」的文章《周恩來會見台籍人士側記》，則認為他們8月28日晚間受到周總理接見，該文被《費城釣魚台通訊》、《歐洲通訊》、《釣魚台月刊》等多家保釣雜誌轉載。

考慮到這兩篇文章刊出的時間與當事人訪問大陸的時間相隔不到2個月或4個月，且在傳播的過程中似乎並無編者或讀者對接見日期產生疑慮，難道周總理分別於8月27、28日兩次接待了留學海外的台灣學生或學者們？筆者對這兩篇文章與蘇紀蘭、黃哲操的口述訪談進行仔細比對，發現蛛絲馬跡如附表。

筆者查詢《人民日報》、《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發現，1972年8月28日晚，周恩來、鄧穎超與郭沫若等人會見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林達光教授和夫人及兒子，此次會見從晚上9時持續至次日淩晨4時。因此，周總理8月28日是沒有同樣的空擋接待台灣團的。

在《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裡，筆者發現關於8月27日周總理接見更為細緻的記錄：「8月27日晚9時30分至次日凌晨2時45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以朱邦渝為團長的保釣觀光團第二團全體成員。當談到1971年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事時，周總理說有時候一件簡單的事情可以起戰略變化，這就必須掌握時機，掌握形勢，事物的必然性往往在偶然性中出現，戰略的變化常常從細小的事情中體現出來。」

由此可見，李珍華關於周總理接見保釣團日期的記載是準確的。周總理不僅關心台灣同胞，還讓他們參與台灣廳的籌備工作。1972年8月，周總理指示邀請台灣同胞參加人民大會堂台灣廳的籌備工作，並將一個比原台灣廳寬大的廳改做台灣廳。當一些台灣同胞對廳內的佈置提出意見後，他要求組織一個班子加以修改與調整。

四、1972年10月6日：保釣三團？

1972年10月6日，周恩來總理會見了前來參加國慶活動和觀光的台灣同胞、旅日旅美華僑、美籍華裔47人，同他們進行了親切的談話，當時在座的有羅青長、馬文波、章文晉、張燦明、郭達凱、吳凡吾、高建中、冀朝鑄、林麗韞等。《周恩來年譜》載：「在談到不向日本索要戰爭賠款問題時，說：賠款不能要。我們自己吃過賠款的虧的。甲午戰爭，中國賠款二億兩白銀；庚子事件，中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直到抗日戰爭，還沒有賠完。鑒於這個教訓，毛主席說，賠款要不得，要了賠款會加重日本人民的負擔。雖然半個世紀來日本欺負我們，現在平等了，我們和日本人民友好，才能使他們起變化。」

參與此次會見的孫正中，當時在美國IBM工作，他多次參加保釣活動，是1972年5月13日美國「五一三華府保釣示威遊行」總聯絡人。他回憶，去之前他們開了一個保釣會議，決定要去參加中國國慶，「這是第一個收到正式邀請的代表團」，大概有20多個人，領隊是原來紐約中華公所主席梅子強，成員由美國華僑與保釣留學生組成，後來當副州長的吳仙標也在其中。

根據孫正中的回憶，此次會見從1972年10月6日晚上11點談到次日凌晨2點，由於這次成員半數以上都來自台灣，所以大家都很關心台灣的前途。孫正中回憶，保釣的朋友讓他帶三個問題給周總理：一是釣魚台問題，二是留學生回國服務，三是外蒙古問題。周總理談到釣魚島和保釣運動問題時回答，釣魚島從歷史、地理、法律來看，都是屬於中國，連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也證明了這一點。

關於對保釣運動的評價，孫正中在當時的筆記裡記載，「海外僑胞發起保衛釣魚台，是一個很好的運動，毛主席說保釣運動甚於五四運動」。它不但團結海外的愛國群眾，而且針對了美國、日本與台灣當局；「這個運動是有前途的，大家還要繼續努力」。2010年，孫正中還清晰地記得周總理當時的話：「這不是我個人說的，而是毛主席講的，說你們在資本主義國家心臟裡面搞革命，很了不起，你們可以稱得上是海外的五四運動」。周總理希望海外同胞多供給資料，密切注意，不要讓它有國際共同開採的陰謀發生。關於這次會談，周總理講到很多話題，對釣魚島和保釣運動都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可以看到總理對於台灣同胞的關心，對於保釣運動的關注與支持。總理還提到，釣魚島與金門、馬祖、澎湖、台灣是我國台澎地區，台灣問題不解決，這些其他島嶼也沒有辦法解決。

這次會見由於孫正中當時的筆記後被大量翻印、轉載，影響也頗大。因此，這次訪問團雖然並非官方命名的「保釣三團」，卻是實際上的「保釣三團」。

五、1973年1月4日：官方認定的「保釣三團」

《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載：1973年「1月4日下午4時25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以文乃建為領隊的美國保釣觀光團第三團成員」。這是大陸官方文獻正式認定的「保釣三團」。據董敘霖回憶，自陳恒次、陳治利、王正方、王春生、李我焱去大陸訪問後，保釣參觀團就開始編號，有保釣一團、二團、三團，他是第三團。1972年底到大陸，同去的有「吳乃欠、魯永振、溫啟邦、鄺治中和楊貴平」，以及一位學物理的東北大學高姓教授（香港人）。筆者懷疑董敘霖回憶裡的「吳乃欠」是「文乃建」的筆誤。

1973年1月4日下午，周總理接見了「保釣三團」，談了近三個小時，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談台灣問題。周總理告訴保釣人士，中國關於釣魚島的立場已經發表了正式聲明，當然不會改變；日本在釣魚島附近沿海勘探由得他去，開採是絕對不行的，如果擅自開採，我們將進行阻止和破壞。中國人民對台灣有深厚的民族同胞感情，才堅持一定要解放台灣。台灣人回來參觀可以直接找當地大使館或外交團體，祖國儘量注意保密問題，至於回國服務，中國還得準備兩三年。

董敘霖回去後以「余雨」的筆名寫了《記周恩來關於台灣問題的談話》，刊登於《七十年代》1973年4月號。他在文中寫道，周總理精力旺盛，反應迅速，措辭看似隨意實則極端嚴謹，給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周總理表現出來的那種質樸與絲毫沒有官架子，令從台灣長大的他深感震動。「跟一個八億人的領袖作這樣沒有虛文、沒有官樣文章的談話，是心智上很特別的一種經歷」。總結這次會談的印象，董敘霖說「我來的時候期望很高的，希望見到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我的確是見到了」。

根據《周恩來年譜》，與保釣三團會談後的第二天，周總理因治療一再延宕，當日發生大量便血，此後沒有再接見保釣參觀團，但總理視台灣同胞為家人子弟，多次轉達對他們的親切關懷。1973年5月13日，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美籍中國學者趙元任和夫人楊步偉，談到旅美學生、留學生回國服務問題時說，「請你們回美國後轉告大家：我說過年輕的也好，老的也好，要創造一個回來工作的環境，還需要一段時間。我們還要準備一下，不然你們回來，條件不具備，反而是用非所學。環境也不一定適合。寧可在美國再多工作二年，在知識方面能有更多的發展，這樣有好處，這是真話。」

結語

周恩來總理在1971至1973年五次接見海外保釣團體的談話，通過保釣團成員的介紹，在海外廣泛傳開，產生了很大的感召力。廣大旅美同胞透過他們的介紹，瞭解到新中國的真實情況，感受到周總理對台灣同胞的深切關懷，感受到祖國的溫暖。這不僅推動了保釣運動的持續開展，而且對於統一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之後又有一些旅美的台灣學子回到大陸，為兩岸統一大業貢獻力量。

編案：原文有50個注釋，因篇幅有限本刊從略。

(作者係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