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通過《2018財年國防授權法》，要求白宮評估美台軍艦互訪互泊的可行性。該案對總統和行政部門雖不具強制性，但也給了他們一個便宜行事的機會，意味著台灣問題這個「不定時炸彈」，又多了一條易燃的「導火索」。

根據筆者的考證，最早提出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議程中可能被邊緣化的，是香港時事評論人陳子帛（又名楊錦麟）。他曾於2006年4月撰文指出，「在中美關係現今和未來的發展中，台灣問題不再是重中之重，或日益被忽略而出現邊緣化的傾向，就意味著中美兩國之間對於台灣問題的戰略默契，或危機管控的共識點越多」。

但不應忽視他提出這個觀點的歷史背景。當時美國以全球反恐為最高戰略，反恐壓倒一切，也需要中方合作。故此，當時的陳水扁當局被美方定性為「麻煩製造者」，中美在管控台獨這個具體議題上遂有高度共識。

11月「習川會」後，美國白宮對外界說明川普訪華成果時，未提及台灣問題，而中方官方報導則提到，中方向美方表明：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光從此件事，即可看出雙方在台灣問題上沒有高度共識。

台灣經濟可能被邊緣化

綜觀近年來學界和媒體關於台灣或台灣問題被「邊緣化」的討論，其實是兩個不同維度的概念被攪在一起了。一個是「台灣被邊緣化」，另一個是「台灣問題被邊緣化」。

「台灣被邊緣化」主要是一個地緣經濟的概念，它意味著台灣在全球產業鏈和經濟版圖中的地位下降。在大陸經濟不斷壯大、台灣經濟成長乏力的大背景下，台灣在經濟上被邊緣化是完全有可能的。而「台灣問題被邊緣化」，則是一個涉及國際政治的地緣戰略概念，其是否成立，主要取決於台灣的地理位置和中美關係的基本態勢。

台灣問題不可能被邊緣化

台灣的地理位置不可能改變，它是東亞大陸與西太平洋相交匯的戰略要地，既可能是保衛中國大陸的戰略屏障，也可能是牽制中國大陸的戰略利器。

中美競爭與合作交織的基本態勢也未變，雙方在東亞海域、朝鮮半島、中東、非洲、拉美等地的地緣戰略競爭是客觀事實，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發展模式等軟實力領域的競爭也越發明顯。近年來，兩國在某些重大議題上的博弈態勢，逐漸從以合作為主轉向以競爭為主，某些傳統的競爭性議題也有進一步激化的跡象。總體來看，中美關係中的競爭因素趨增，合作因素趨減。

更重要的是，《台灣關係法》仍在，美方介入台灣問題的客觀條件和主觀意願仍在，未來隨著中美關係的波動還可能加強。在中美戰略競爭和兩岸政治對立同時存在的條件下，台灣只可能是美國在必要時牽制中國大陸的戰略利器。這些都意味著台灣問題不可能被邊緣化，否則它就不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了。「核心」一詞本身，就與「邊緣化」的含義相矛盾。

緊迫性下降≠重要性下降

那麼，為何近年來總有台灣或台灣問題「被邊緣化」的討論呢？除前面提到的兩個不同維度的概念經常被混淆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台灣問題的緊迫性在近年來確實有所下降，美國利用台灣問題牽制中國的衝動也暫時有所克制。事實上，中方最早提出「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這個經典判斷，正是1995年李登輝訪美，造成中美關係劇烈波動之際。

此後，每逢台獨勢力興風作浪而美方態度曖昧、甚至美方在台灣問題上主動「搞事」時（如推出新的對台軍售案、協助台當局搞「XX外交」等），中方都會重審「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這句話。雖然美方基於自身的利益認知而從未附和過中方，但中方的一再重申，無疑有助於美方加深理解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

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兩岸關係走上和平發展新軌道，台灣暫時不再是中美關係中的「麻煩製造者」。相應地，中方也很少再提及上述經典用語。當然，中方不提，並不意味著這句話過時了。緊迫性下降並不意味著重要性也隨之下降。緊迫的問題不一定都很重要，重要的問題也不一定都很緊迫。暫時不緊迫也不意味著永遠不緊迫。

綜觀歷史，台灣問題對中美關係的負面影響，既有持續性的一面，也有間歇性的一面。間歇性發作的時間和方式主要取決於島內政局變化、美國國內政治、中美博弈態勢等因素。

自2016年5月民進黨全面執政以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陷入停滯。與當年陳水扁當局敲鑼打鼓搞台獨不同的是，蔡英文當局可謂鴨子划水，表面上對大陸客氣又隱忍，但在教育文化領域的台獨動作一招接一招。

如此下去，隨著台獨能量的持續積累，未來兩岸關係再次出現動盪就將是大概率事件。如果美國推波助瀾，或借機向中國要價，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緊迫性就將再次凸顯。屆時「台灣問題被邊緣化」的論斷，就將站不住腳了。

(作者係上海交通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