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台灣力拼新南向的同時，南韓總統文在寅推出「新南方政策」，希望打造「韓-東協未來經濟體」。以南韓目前的FTA數目及創新產業競爭優勢，新南向勢將面臨重大排擠，政府宜有因應策略。

中日印韓齊搶東協商機

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於2015 年底成立，總人口近6.4億，僅次於中國大陸及印度；且其GDP達2.5兆美元，為全球第六大經濟體。AEC每年平均5-7%經濟成長率，正處於高經濟成長階段，且中產階級平均所得逐漸提高，擁有超過五成的年輕勞動力及人口紅利。

自2013年起，東協超過中國大陸成為全球最大外人投資(FDI)的目的地，英國經濟學人在2016年預測，AEC在2030年可望躍升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未來發展潛力指日可待。因此，印度的「東望政策」、日本的「南進政策」、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台灣的「新南向政策」及最近南韓的「新南方政策」，無不以東協作為布局對象。

南韓新南方政策後發先至

2017年11月13日，南韓總統文在寅在馬尼拉舉行的「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ABIS)上，提出了3P「新南方政策」(New Southern Policy)。3P指的是要與東南亞共建互助的「人民(People)共同體」、共保安全維持和平亞洲的「和平(Peace)」共同體、經濟互惠利益共用的「繁榮(Prosperity)共同體」。其動機應是看好東協經濟體龐大的商機；再者是，中韓關係因為薩德部署陷入緊張；一些南韓大企業已受到嚴重衝擊，南韓政府了解到市場多元化的急迫性而急著調整政策方向，降低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將貿易範圍擴展至東協。

新南方政策以印尼為核心，因為印尼首都雅加達是東南亞的心臟，其人口高達2.6億，GDP達1.11兆美元，排名全球16，經濟正處於高度成長期，具有發展潛力，亦為東南亞國協的龍頭。而且印尼有年輕的勞動力，可提供韓國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此外，在策略面，新南方政策積極向東協國家技術移轉「交通、能源、水利及智慧通訊」四大基礎建設；最終目標希望能構建「韓─東協未來經濟體」；並與其「新北方政策」整合。

韓國「新北方政策」力求與俄羅斯、中國東北三省、中亞及蒙古經濟合作；而新南方政策則擴大與東協經濟體交流；如此可南北合縱，形成其新經濟戰略框架，足見其雄心較台灣的新南向為大。如表1所示，台灣新南向雖早於南韓新南方政策，但韓國以先天優勢，似有後發先至的態勢。

新南向面臨韓新南方排擠

台灣的新南向與韓國的「新南方政策」相較，似乎不具競爭優勢，理由如下：

一、南韓目前已與54個國家簽署生效15個FTA，包括智利、新加坡、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亞太貿易協定(APTA)、ASEAN、印度、秘魯、美國、歐盟、土耳其（基本協定、貨貿協定）、澳洲、加拿大、紐西蘭、中國大陸、越南；截至2016年底，韓國與其FTA生效國的出口額為3,504億（美元，以下同），占出口總量為4,955億，貿易覆蓋率達70.7%，這對台灣出口將是一大阻力。

另外，南韓與東協所簽FTA於2007年6月生效，2017年6月1日滿10周年之際，一項統計指出，南韓的出口貿易額從2006年的620億，一路上升至今年1,190億，10年來暴增近500億。這些數據均遠勝台灣的7個FTA（包括巴拿馬、瓜地馬拉、尼加拉瓜、宏都拉斯、薩爾瓦多、紐西蘭、新加坡）及9.69%的覆蓋率。特別是，韓國與東協所簽的FTA於2007年中生效後，出口大幅成長至二位數，早已超越台灣。據統計，韓國在東協市場市占率由2007年的5%升至2016年的7.4%；而台灣僅由5.7%升至5.8%。

二、兩國在東協的出口相似度高達七成，包括電子零組力、機器及機械設備、礦物燃油、光學儀器等，還有金融服務。然而，韓國在手機、面板、數位電視、半導體，汽車市占率均居於領先，這些都是台灣產業出口競爭的另一項隱憂。

三、韓國企業一向以大財團為主，而台灣則以中小企業為主，雙方在對外投資仍有差異；而且「新南方政策」大多由政府組織廠商或國家隊前往投資，能發揮較大成效；而台商一向單打獨鬥，甚少看到政府的影子；勢單力薄下，如何能與韓國競爭？

合作才能共創雙贏

面對韓國「新南方政策」的衝擊，筆者建議，(一)政府或可借鏡韓國作法，組國家隊打東協盃、或由國營事業帶頭，引領中小企業出擊。(二)廠商可透過供應鏈與韓企策略聯盟，共同進軍東協市場，共創雙贏。(三)政府應積極與東協貿易夥伴洽簽經濟合作協議及個別經濟合作要項，重新簽署投資保障協定，或可提升企業在東協的競爭力，降低「新南方政策」的威脅。(四)重啟兩岸協商大門，參與「一帶一路」商機，為新南向加分。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