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7日，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迎來百歲誕辰。季辛吉被認為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和最具爭議性的政治人物之一，有人認為他學富五車，是傑出的外交家和地緣政治家；有些人則認為他是冷酷無情的戰爭罪犯。不論外界評價如何，他絕對是一位大師級的學者，又是一位長袖善舞的國際政治家。

作為學者，季辛吉是哈佛大學教授，著有21本書；作為尼克森的國安顧問和福特的國務卿，他頻繁穿梭於中南海、克里姆林宮等地緣政治中心，以及中東、拉美、非洲等熱點地區，被認為是參與冷戰以來，全球權力格局為數不多的奠基者之一，是國際上最具傳奇色彩的人物。

1971密訪中國震撼世界    

在季辛吉眾多的事蹟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也是對世界地緣政治最具影響力的，莫過於他1971年7月9日秘訪北京，並安排了尼克森次年2月21日訪華，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實現了震撼世界的「跨太平洋的握手」，成就了他外交生涯中最重要、最耀眼的篇章。

中美關係所取得的歷史性突破，是當時兩國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與尼克森、季辛吉等中美老一輩領導人，對國際形勢和中美關係的戰略思維不斷趨近的結果。在川普政府改變對華政策，並導致中美關係急劇下墜前，兩國關係歷經50餘年風雨不斷向前發展，其根本動力就在於歷屆領導人能順應歷史規律與時代潮流，始終通過戰略溝通增進相互理解，通過互利合作強化利益紐帶，不斷拉近對國際事務和兩國關係的認知，凝聚共同發展的信念和願景，在求同存異中尋找方向。

季辛吉曾表示，1971年秘密訪華是本著「打破僵局」、「要和平而非衝突」、「從接觸中受益」的精神，希望中美雙方在會談中增進相互瞭解。「50年後的今天，美中兩國間的合作需求並沒有減少，兩國關係仍然至關重要」，這是包括季辛吉在內的兩國有識之士對中美關係的判斷。然而，中美關係正遭遇越來越多的挑戰，中美關係的歷史敘事被人為歪曲，發展方向面臨被引向歧途的危險。

這些挑戰首先來自於近年來美國對華認知的重大轉變。不久前，拜登政府宣稱，「中國是唯一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又有不斷增長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來實現這種意圖的國家。」基於這樣的認知，美國鼓吹「對華接觸失敗論」，渲染所謂「民主與專制之爭」，大搞民主國家聯盟，試圖用大國競爭甚至對抗來定義中美關係。在季辛吉看來，「拜登的對華政策，並沒有比川普好，兩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質的，我們的政策是宣布中國為對手，然後迫使對手做出讓步。」季辛吉認為中美有發生衝突的可能性，現在最重要的是，中美兩國領導人之間進行對話，雙方都同意將以減少爆發軍事衝突的方式來執行自己的政策。

季辛吉一直盡力為華盛頓與北京調停，在每一個危急關頭，他都提出一些戰略觀念，以度過衝突與恐懼的歷史階段。無論是作為尼克森的國安顧問，還是尼克森與福特的國務卿，抑或自1977年作為私人性質的特別居間人，季辛吉一直致力於消除中國因美國干涉其內政，而產生的那種憤慨，以及美國因中國對民族、宗教與政治異見者的舉措而產生的反感。

《論中國》是必讀之作

2011年，88歲的季辛吉出版了《論中國》(On China)，成為專家學者要瞭解中國必讀的大作。《論中國》全書結構清晰。第一章總論「中國的獨特性」，他從地理、文化、歷史等幾個方面來概括中國的特點，這些特點會從各個方面影響中國的外交決策，有關具體的影響之處和方式，在接下來的各章中分別體現。第二章開始，他按時間順序論述中國的外交進程，從鴉片戰爭開始到千禧年結束，他介紹了每個歷史事件下，中國外交政策的博弈與變革；包括鴉片戰爭、社會主義革命、朝鮮戰爭、冷戰、中美建交、對越自衛還擊戰、中印戰爭、改革開放。季辛吉更親歷了毛、鄧、江、胡四代領導人，他對他們的印象和評價也在書中有扼要總結。

本書有兩個突出的優點：第一個優點是，季辛吉作為中美外交破冰的歷史見證人，他擁有第一手的歷史體驗與記憶，所以其表述很有親臨其境的場景和參與感；第二個優點是，季辛吉站在國安顧問、國務卿的視角，來解讀中國外交政策，並試圖從意識形態、歷史、文化和地緣政治等多角度解構這些外交政策，他提供的這種「局外人」的視角，能看到他人無法看到的很多死角。

對於毛、周、鄧三位領導人，季辛吉給予很高的評價：季辛吉認為毛澤東的滿腔豪情會讓反對者懾服，而周恩來會以智慧以理服人或以智取勝；毛澤東說話尖銳犀利，周恩來說話鞭辟入裡；毛澤東將自己視為哲學家，周恩來則自認擅長行政管理或談判；毛澤東致力於加快歷史前進的速度，周恩來則善於審時度勢。鄧小平言語辛辣、單刀直入，偶爾犀利反諷的插話，不喜歡空談理論而著眼於實際問題。

季辛吉在《論中國》中提出這樣的觀點：中國是一種民族文化的獨特存在，其繁榮和發展不僅增進了中國人民的福祉和利益，也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保障。中美關係發展需要尊重對方的政治和社會制度，避免惡性競爭和對抗。季辛吉稱「真正的蠢事是跟中國對著幹」。

對於中美關係的發展，季辛吉提出了理性的思考。他認為雙方應該加強對話和溝通，促進協調與合作；推動高級別接觸，增進理解與互信。其次，雙方應該堅持合作共贏的理念，推動經貿合作和互利互惠的發展，建立公正透明的監管機制和合作平台，以確保合作的公平和可持續。最後雙方應樹立共同責任的意識，推動全球治理和建設。在應對疫情、氣候變化、反恐等全球性問題方面，中美兩國應加強溝通和協調，共同擔負起全球責任。季辛吉堅持認為，兩個大國的共同利益應該有可能「共同進化(co-evolution)到一個更為全面的框架」。他展望，英明的領導人建立一個「太平洋共同體」(Pacific Community)，類似於美國與歐洲建立的大西洋共同體。所有亞洲國家都可以加入這一體系，該體系應當被視為聯合的事業，而非中美兩大集團競爭的場域。而太平洋兩岸的領導人有責任去「建立磋商與相互尊重的傳統」，從而使共同的世界秩序「體現各國的抱負」。季辛吉以此作為《論中國》的結尾。

《世界秩序》期待建立新秩序

在《論中國》出版三年後，筆耕不輟的季辛吉2015年又出版了自己91歲人生的第17部著作—《世界秩序》(World Order)。在書中，季辛吉指出，當今的世界秩序正處於一個關鍵的轉捩點。從歷史上看，世界不同區域曾有各自的秩序規則—歐洲的均勢秩序觀、中東的伊斯蘭教觀，中國的天下觀，印度的歷史輪迴觀及美國的普世觀。在全球事務上，每個區域各行其道，結果導致了國際局勢的緊張和衝突，因此世界秩序從未存在。

季辛吉認為，美國和中國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中美兩國國際秩序觀存在差異，但同時又具有共同點，堪稱「殊途同歸」。他在書中列舉了中美雙方的異同，但二者對國際體系都懷有愛恨兼具的心態，對此體系設計的判斷不同，卻又承擔著各自的義務。中國作為一個主要大國，在21世紀世界體系中將發揮空前的作用，但在這方面缺乏經驗；美國在如何與這樣一個大國保持長久關係方面也缺乏經驗。中美有著相仿的幅員、影響力、經濟規模，卻有著不同的國內秩序模式。中美兩國的文化與政治背景有著重大的差別，美國的政治哲學是實用主義，中國則是從理念出發。美國從未有過強大的鄰國威脅，而中國邊界始終存在強敵。美國認為每個問題都應有解決的辦法，中國人認為每個老問題的解決都是新問題的開始。美國人追求對當前環境的直接反應和結果，中國人則集中關注於漸進式變革。美國人習於對可運作的專案制定具體議程以解決問題，中國人習於提出總原則和引導問題進程。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共產主義理想和傳統中國文化價值的結合，而美國人對這二者均很陌生。

季辛吉認為，歷史上相互隔離的中國與美國，只是到最近若干年才進入一個共同的國際體系。中國認為中國是例外的，在很大程度上在這個體系中受到遏制。美國也認為自己是例外的，但在這個體系中傳播其價值觀。這兩個大國不論是敵手或是新型夥伴，都對21世紀世界秩序起到重要的塑造作用。

由於中國迅速崛起，國際輿論常常把21世紀初的中國，比擬成20世紀初的德國，懷疑美中能否避免歷史悲劇重演。季辛吉作為來自德國的移民，對此問題尤為關注。他認為，「新型大國關係」的雙方可能都是出於策略考慮，但這是避免歷史重演的唯一出路。其要點一是中美雙方都應吸取一戰前的歷史教訓，防止由於不斷增長的懷疑氣氛和偶發事件，導致災難性的後果。中美雙方的戰略家們都在援引歷史經驗和行為模式，來避免不可避免的未來衝突，他們已經認識到當時歐洲領導人無法區別策略與戰略，在軍事計畫誘導下走向安全陷阱。二是中美領導人都公開承認，雙方具有共同利益，並在太平洋地區構建戰略夥伴關係，這是保持力量平衡、減少軍事威脅的一種方式。三是中美都在致力於構建一個建設性的世界秩序，關鍵在於雙方都不可能取得獨一無二的世界領導者地位，如同美國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所擁有的那種單極地位。

季辛吉所理解的「新型大國關係」，是大國均勢和夥伴關係的結合，夥伴關係理念應成為亞洲均勢的核心要素，並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雖然這與中國所提出的「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原則不盡相同，但他對這個全新概念的思考確實具有戰略價值，有可能改變過分依賴美國同盟體系的舊思維。

季辛吉援引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首任院長、前國防計畫助理部長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註定一戰：美中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的一項研究表明，在新興大國與現有霸主競爭的16件歷史實例中，有12件最後以戰爭告終，艾利森稱此為「修昔底德陷阱」。要避免這種歷史慣性，必須排除一系列巨大的障礙。例如：中美之間缺乏戰略互信，甚至深深懷疑對方的戰略意圖，中國把許多美國行為都看成旨在抵消中國的崛起，試圖把中國永遠置於二流國家的地位；而美國則擔心中國不斷增長的實力，將系統地削弱美國的主導優勢和國家安全。又例如：選擇軍事力量來追逐核心國家利益，幾乎是所有大國戰略的必備部分。雙方都由於另一方的軍事防禦而加深戰略猜疑，即使是正常維護國家利益也會被歸入最壞的可能性，雙方都為防止單方面部署和意外事件而陷入軍備競賽，還會由於地區安全秩序和第三方挑戰而捲入更嚴重的危機，如朝鮮半島、台灣海峽、中日對抗、南海爭端等等。

季辛吉指出，純軍事方式的東亞平衡，很可能導致比一戰前更強硬的盟國集團對抗。軍事因素不應被當作是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平衡定義者。在冷戰時期，雙方分界線由軍方劃定；在當代，這種分界線不應主要由軍事部署來決定。如果美國堅持在亞洲推行民主政治和普世價值，也會強化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季辛吉建議，美國應在戰略考慮中調整人權問題的優先順序，儘管不可能完全將它放棄。即使兩種觀點難以妥協，雙方領導人也有義務防止這種分歧滑向戰略對抗。

季辛吉更具體的設想是：能否保持和平，取決於各自在實現目標的克制程度，並有能力將競爭限定在政治外交領域，這是「不對抗不衝突」底線思維的另一種表述。類似觀點還有許多：例如他提出國際秩序觀多樣性回應中國提出的多極化世界；他提出國際體系調整回應中國提出的改革國際舊秩序；他提出國家作為國際秩序基石回應中國提出的不干涉內政和國家主權完整；他提出降低價值觀戰略內涵回應中國提出的不以意識形態劃線等等。如果中美之間就國際秩序觀達成更多共識，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就可以獲得穩定的框架結構，進而為構建中美利益共同體，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基礎。

季辛吉在書中總結道，「秩序永遠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之間的微妙平衡，亞洲的秩序必須把均衡與夥伴關係的概念結合起來。使用純軍事手段來維持均勢將一步步引發對抗，靠施加心理壓力來營造夥伴關係，則將引發別國對霸權的擔心。美中兩國必須運用精明睿智的政治技巧，來找到兩者間的平衡。假如這一平衡無法實現，遲早會引發大禍。」

中美應和平共處合作雙贏

綜合《華爾街日報》、《經濟學人》網站報導，季辛吉在百歲生日前夕接受了多家媒體採訪，分享了他對國際局勢的最新看法。他認為，今天的世界處於一種「混亂失序的狀態」，幾乎所有主要國家都要適應因中美競爭而分裂的世界。季辛吉指出，美國在外交政策上始終「自詡正義」，別的國家未必認同，而中國尋求的是安全而非統治世界；美國應做的不是盲目對抗，而是尋求對話。

季辛吉說：「我們正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經典局勢中，雙方都沒有多少政治讓步的餘地，任何對平衡的干擾都可能導致災難性後果」、「雙方相信對方代表戰略危險，我們正走在大國對抗的路上」。他認為「現在對和平的兩個最大威脅是美國和中國，我們有能力毀滅人類」；人類的命運取決於美中兩國能否和睦相處，而防止毀滅性衝突的唯一途徑就是不感情用事的外交，而是共同價值觀得到鞏固的「冷靜外交」。

季辛吉表明「我覺得對於世界發展來說，沒有比美中關係更重要的了，所以我經常去中國，希望為和平的世界格局盡點力。我希望中國繼續成功發展，人民生活在和平繁榮中」。他也表示，「每個偉大成就在成為現實之前都是一種遠見，它產生於勇於擔當，而不是聽天由命」；中美關係發展至今，不能再惡化下去了；兩國不能做聽天由命的選擇題，而應做勇於擔當的必答題；現在是時候共同構建和平共處、合作雙贏的「外交新哲學」了，這既是兩國人民之福，也是國際社會所願。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