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底，台版的#MeToo事件，從執政的民進黨連續爆發多起性騷擾案開始，隨即延燒至學術界、媒體圈、演藝圈，愈燒愈烈，震驚整個台灣社會。有學者稱，這些仇女、厭女行徑是「女性主義反挫勢力的逆襲」，筆者卻認為這反映的是女性主義的缺席，而非反撲，我們的社會仍處於前女性主義時期。

台灣有性平卻無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的「逆襲」應是以女性主義為對象，進行反駁或攻擊，提出反對意見或不同主張。逆襲通常發生在婦運的高峰時期，例如20世紀初期美國婦運大舉爭取投票權，旗鼓相當的反女性投票運動應運而生，形成反挫。仔細檢視當前台灣社會的厭女言論和行為，例如台大學生會會長選舉，居然以「制裁台女，終結噁男」、「Ａ罩杯以下女生國防必修二學分」等作為競選政見，讓台灣仿佛回到女性主義尚未出現的年代。

台灣呈現的種種現象令人困惑。2017年全球反性騷擾運動(#MeToo)進行得如火如荼，台灣卻相對沉寂，似乎置身事外。政府常常舉統計數字宣稱台灣是亞洲性別平等第一名，難道台灣女人真的超越父權統治了嗎？

的確，台灣的性平政策是全球最積極、投入資源最多的政策，性平法律和規範在數量上超越世界各國，除了引進聯合國的消除歧視公約和性別主流化，並自訂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在法律方面，防治和處理性騷擾的就有三種，俗稱性騷三法（或性平三法），加上各種施行細則、防治準則，案件處理的操作手冊、處理流程等，不可謂不完備，甚至疊床架屋。推動聯合國倡導的性別主流化，也跑在全球前面：(1)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皆設立婦權會，其下各級政府設性平專案小組、訂立各項工作指標、定期開會、定期填寫各種表格呈報成果、自訂執行性別主流化六大工具、接受中央和國際委員考核；(2)設立專責機構（中央性平處、地方性平辦），任用專職人員，數量全球最大；(3)全台所有公務員每年強制上性平課程。

公務員為何、為誰而戰？

可惜表格和會議雖多如牛毛、考核的分數精算到小數點，卻未能落實婦運精髓的女性主義及其基本原則平等、尊重、誠實。公務員焚膏繼晷，究竟為何而戰？更重要的是，為誰而戰？

性平會曾設定了一個具體目標：「確保台灣在國際性別評比中，居於亞洲各國領先地位。」每個人參與婦運的動機和誘因不同，對某些人而言，推動性別主流化是爭取國際支持的重要手段。性別專家陳瑤華主張：「台灣必須努力使人權、性別主流化等關鍵的基本政策和法律，帶入國際的公約和協定，接受國際標準的檢視，那麼，就算受到其他國家無理的杯葛時，至少還可以塑造出民主與正義受到蔑視的無辜形象，尋求國際公民社會的支持。」

政治學家石之瑜也指出，「台灣在國際上突破封鎖的利器之一，就是在性別議題上一馬當先。因為這足以讓台灣在國際上揚名立萬，又讓台灣與大陸從最根本身體文化上區隔。」性別政治在平時讓位給國際政治和兩岸政治，選舉時讓位給政黨政治，在黨內讓位給威權政治，永遠有大局要顧全，致使台灣性別平等流於空洞化，甚至淪為政治正確的口號。

台灣的性別主流化推動速度極快，在實施計畫通過之前即已全面展開，短期內創造了政府對外部性別專家的大量需求，然而政府並沒有能力（似乎也沒有意願）查核專家意見的良窳，只得任其擺布。不少專家對於被操作得越來越複雜的性別也不求甚解，而選擇了最直接的宣示個人專業權威的方法，就是緊握多元性別這把上方寶劍，在會議中只要聽見有人說出「兩性」或「男女」就當面喝止：「你沒有性別意識，不知道現在只能說性別或多元性別嗎？」有如《動物農莊》裡的動物們朗朗上口：「四條腿好，兩條腿壞。」

但性別、多元性別、性別平等究竟是何意，卻從未經法律或官方正式定義，檢視各項法律、公文中使用的「性別統計」、「性別圖像」、「任一性別」、「多元性別」、「所有性別」、「性別目標」所指涉的性別內涵並不全然相同，更與聯合國、歐盟、或瑞典等國在訂立法規時，必先定義重要名詞的作法截然不同。

處置性騷擾的經典案例

台灣#MeToo最早從民進黨婦女部（今年2月改名為性平部）爆發。姑且不論民進黨成立之初以性別平等為號召，理應比其他政黨更尊重女性，婦女部的橫空出世無疑是婦運的重大成果，一方面宣示了政黨追求性別平等的決心，同時也為婦女開創了政治活動的空間和權力管道，有重要的象徵及實質意義，而婦女部本身更是性別平等的主責單位。然而，當婦女部同仁遇到典型的職場權勢性騷擾，向主管申訴時，依法需負責防治性騷擾及糾正補救的主管，竟反過來提醒她不要張揚，以免自己（受害者）名譽受損；事後並向其他同仁打聽受害者有沒有「散布她（主任）的謠言」；甚至質問受害者在被騷擾時，為何不當場跳車。

離譜的言行不僅點燃了台灣遲來的#MeToo怒火，也曝光了被掏空的性平。原來政黨婦女部的存在可能更便於打壓女性，反成了危害女性身心的工作場所。本案的主管事後還晉升民進黨副秘書長，成為視性騷法為無物的經典案例。

另外的作法則是藉處理性騷擾之名，行騷擾和霸凌之實。1997年，行政院在婦運團體的敦促下，成立了「婦女權利促進會」，推動體制內婦運。2012年起，在少數性別專家的操作下，藉著與國際接軌為名，將各級婦權會陸續改為性平會（雖然聯合國在2011年成立婦女署，而非性別署），同時也發明了「多元性別」一詞，取代二元的男女，成為性平的指標。然而，由於規避了性別平等的定義，導致認知紛歧，也助長了學術界的權力爭奪。有些人握有生殺大權，操控性平專家名單，決定誰有權授課，誰必須出局。

《性別平等教育法》也創造了一批噤若寒蟬的苦主，例如該法第29條規定，如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學校可以不受理調查申請，但教育部仍接受匿名檢舉，要求某大學以性騷擾為名鉅細靡遺逐字調查授課內容，長達數年，形同文字獄。也有教授在被指控後身心受創，過世或失去教職，即使事後平反也難以彌補。

底層的覺醒與性別主流化

#MeToo最令人感動的是，數十年婦運累積的能量終於釋放出些許被壓抑的聲音，揭開了黑暗的布幕，觸動了大眾的心靈。台灣改變的時候到了，雖然遲了一點。

回想1984年，《婦女新知》雜誌即已發現大台北地區的女性有近九成曾經遭受性騷擾，九成以上的人主張強暴應改為公訴罪。但當時社會普遍以保護婦女名節為由，協助掩蓋犯罪事實，甚至安排強姦受害者（如鄧如雯）嫁給施暴者。工作場所男性吃女性豆腐更是家常便飯，似乎成了女性進入職場必須付出的代價。大家反而譴責女性主義者大驚小怪、興風作浪，破壞社會和諧。所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直到1997年才通過，《性騷擾防治法》則拖到2005年。

今年台灣爆發的#MeToo不像美國、韓國，有好萊塢的大明星、高階檢察官打頭陣，也沒有婦運團體介入，或組織大規模的街頭遊行抗議，而是個別的、年輕的、基層的男女，一個接一個，面對加害者（和組織）的恐嚇及不可知的未來，仍選擇訴說她/他們自己的遭遇，而獲得社會共鳴。筆者希望這股勇敢的、正向的能量，足以形成改變台灣社會的力量。

她/他們使我想起婦運初期，主動爭取工作權和反抗性騷擾的勇敢女性：台南第四信用合作社的曾麗蓉、台北十信的楊麗君、新埔製衣廠的彭菊英、竹東市府合作社的陳瑞貞，她們以親身痛苦經歷的職場歧視和壓迫，驗證了女性主義的父權理論，喚醒更多婦女投入抗爭和修法的集體行動，而終於催生了《兩性工作平等法》（後改名《性別工作平等法》）。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更不足以矯正文化偏差，法律的有效執行有賴立法精神的體現，不僅需要執法人員堅守原則，也需要社會建立共識、給予支持。

性別主流化是國際婦運的果實，但各國執政當局有不同的理解和運用，也反映出各國婦運處於不同階段。台灣避談女性主義的性別主流化，即便擁有龐大的行政架構、複雜的工具，只會落得徒具形式、徒喊口號，甚至反而被主流淹沒或利用。此外，性平機制為女性開了一扇門，有些人得以參與權力遊戲、晉升高位，卻未必保證她們一定會為女性群體掃除工作和生存的障礙。當下婦運團體的目標不應是加入主流，成為受歡迎的一分子，而是不畏困難、逆流而上，體現平等和尊重，去改變主流。

古典政治學家佩特曼(Carole Pateman, 1940- )對有志從政的女性提出了挑戰：在女性主義改變社會結構之前，世界仍是男人的天下，想為女人謀求改變的女性有機會做領導人嗎？或許我們可以進一步問：有機會當領導人的女性，將如何推動社會結構性的改變？

應參考非洲女性主義憲章

女性主義的出發點是批判父權，進而自我反省和自我修正，其目標從18世紀末（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個人獨立自主，演進到20世紀末（生態女性主義）的與萬物共生，但不論何種流派，均以平等、尊重、包容為核心價值。在這樣的承傳下，非洲女性主義者的自我反省、自我勵進，值得我們注意和借鏡。

2006年，100多位非洲女性主義者簽署了《非洲女性主義憲章》，主張自己的任務是在意識形態層面了解父權體系，在政治層面終結所有形式的父權壓迫和剝削。憲章只有5章，其中個人倫理和機構倫理就占了2章。在個人倫理方面，除了基本的自由平等人權、主體性外，非洲女性主義者非常看重相互的尊重與支持、並要求坦誠討論彼此的差異。機構倫理方面，她們要求公開透明、重視專業、效率、紀律及承擔責任，以尊重和負責的態度管理、培養女性領導力，跨世代分享權力，並公平處理爭議和投訴，以理論分析為行動基礎，以實際行動連結理論，對批評保持開放態度。

這方面正是當下台灣婦運所缺乏的，由於不夠重視價值和倫理，雖然有法律、制度、訓練來防治性騷擾，但到了執行層面，卻可能被用來打壓異己、鞏固權勢或迫害無辜，而未能從根本上改造社會文化。

結語

6月9日，行政院長陳建仁表示，立法院下個會期一開議，就會把性平三法的修法草案送至立院。其實，性別平等早已是台灣重要政策，政府為之投入龐大人力、物力，然而在性平機制的組織架構和行政工具之外，需要積極補強主責官員們的女性主義知識和倫理，方能維護決策的品質、驗證文獻的真偽，而不至於盲目聽從外部權威，被錯誤資訊引導，誤做判斷。

台灣婦運累積了半世紀以來無數女性的血淚付出，好不容易鬆動了父權，我們應珍惜此次#MeToo難得的契機，相信並貫徹女性主義的個人倫理和機構倫理，克服障礙，落實平等、尊重、誠實、公平等基本價值，真正改造台灣的父權文化。

(作者係前台北市社會局局長、勞動部性平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