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1943年生於福建省建陽縣，1947年隨父來台，獲台灣大學歷史系文學士、文學碩士及國家文學博士。1985 年任台大歷史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長，並於1989 年創設藝術史研究所，兼任所長；1991 年參與香港科技大學創校工作，擔任歷史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創部部長及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署理院長；1996 年創設暨南大學歷史學系（所）、擔任所長，並曾任教務長、代理校長。學術專長為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包括鹽政史、城市史、社會風氣史及家庭人口等。

徐教授多年來積極推動台灣明清史研究，曾任兩屆「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中華奉元學會理事長、發起明代典籍研讀會活動、創辦《明代研究》期刊。現任南開大學講座教授、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暨南大學榮譽教授、廈門大學終身講座教授，以及明代研究學會(台灣)常務監事。

徐教授已發表明清鹽政與鹽業、明清社會風氣、明代婚姻與家庭、明初國內大移民、明代城市、清代台灣自然災害等明清史學相關專書論著90餘種、學術評論50餘篇與歷史普及讀物30餘篇。

問：您是台灣明清史研究的大師級學者，研究涉及經濟、社會、人口，尤其是跨領域關注城市史，請問您是如何做到的？

答：我的碩博士論文皆與明清的鹽業有關，會投入研究是因為50年前有感於台灣的汽車市場壟斷汽車工業，後來看到鹽政專家何維凝講明代的鹽戶、旅美史學家何炳棣分析揚州鹽商的論文，發現明代鹽業壟斷的情況居然和現代這麼相似。有動機又看到寶貴資料，因而展開後續的研究，包括開風氣之先，研究明代政治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關係。

我對社會階層的流動也很感興趣，於是又進行了明代家庭、人口及婚姻等相關主題的研究。

在中學時，我就喜歡將課本上講到的每一個地名在地圖上標出來，因而奠下對中國地理區劃、河流、山川的基本知識，但真正開始關注城市史是受到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王鴻楷及夏鑄九兩位教授的影響。夏教授主張建築與規畫不能脫離人文關係與歷史深度，這個理念促使我和教授西洋史的內人王芝芝教授後來一起到台大城鄉所授課，我教中國城市史，她教西方城市史。

問：您長期關注歷史課綱修改議題，請問自李登輝啓動教改以來，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為何馬英九先生企圖撥亂反正，卻力有未逮？

答：李登輝是個很有心機的人，為了推動台獨，處心積慮，蓄謀已久。1978年李當台北市長時，即有傳言他要「從國民黨內部推翻國民黨」。1988年他主政初期，先說佩服大陸推動和平演變，又在1991年通過「國家統一綱領」，但到1994年他掌握了國民黨的實權後即啟動教改，指定杜正勝編寫國中新教材《認識台灣》，1996年進一步喊出「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口號。當時很多人天真地認為，中華文化的中心在台灣，台灣本該擔起文化新中原的重任，很不錯啊，殊不知這是李登輝去中國化、公然走向台獨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在1999年提出「兩國論」，直言台灣是台灣，大陸是大陸。

《認識台灣》改變了台灣的歷史教育。歷史教育攸關人民對國家民族文化的認同，表面上看，「日據」改成「日治」、「光復」改成「終戰」，僅有一字之差，卻有天差地別的意涵。

從數月前光復中學學生在校慶變裝納粹引起的爭議即知，新歷史課綱將二戰劊子手如迫害猶太人的納粹德軍、在南京屠殺30萬中國人的日軍簡化成戰敗國，毫無深刻批判，導致年輕學生們以為穿上納粹服裝很帥，卻不懂隱藏在背後的殘酷史實。《灣生回家》造假風波也是新課綱造成的後遺症之一，因為教科書刻意淡化了日軍宰戮台灣50年的史實，才使得有些台灣人對日本殖民存有虛假的美好印象。

教改除扭曲學生的國家認同，也影響了台灣史學界。當主管歷史教育或撰寫課綱的學者成為本土派，手上握有學術資源後，任何想申請研究經費或想獲獎者都不敢得罪他們。1995年，綠營學者成立了「台灣歷史學會」，入會的條件是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哪有參加學會需要表明政治立場的？但該學會的勢力愈來愈大。

2008年馬英九上台，首先該做的就是去「文化台獨」。當時他聲望很高，如果登高一呼，一定會有很多歷史學者幫他。不過，他不但沒做，還用了深綠的鄭瑞城做教育部長。我猜想，馬先生想做全民總統才如此布局。這種作法在太平盛世沒問題，但2008年是一個轉捩點啊。馬先生2012年連任後，是想做些改變，但已來不及。歷史學界重量級人物皆已心灰意冷，不願擔任課綱委員會的委員，王曉波、張亞中等非歷史本科的學者進入委員會，本來無可厚非，但被攻擊得很厲害。

問：您很早即與大陸史學界就明清史研究展開交流，又在大陸多所大學教過書，請問您如何評比兩岸的史學教育？

答：台灣的人力物力和大陸相比，不過就是一個省，史學界之所以還能跟大陸相比，主要是因為1949年有一批中國的菁英到了台灣，他們在那個禁忌的年代裡，克服了無法參看大陸研究的困難，努力投入考證學等研究，因此養成篤實的學風，還能與大陸抗衡。不過，台灣的問題是沒有主體性，一味跟著洋人走，人家談韋伯，我們就跟著以韋伯論中國歷史文化；人家講年鑑學派，我們就一窩蜂談年鑑學派。

大陸因為當時留下最好的史學研究人才，他們發展出自己的研究方法和解釋系統，又因為人多，什麼題目都有人研究。不過，受到文革的影響，大陸史學研究有一段時間停滯不前，改革開放後，又有部分人開始崇洋媚外，以為外國人講的都是對的。近年來史學界已開始省思，主張重建中國學派。

我認為大陸史學教育還可以發展得更好，可惜教授花太多時間在做研究、寫論文，教學時間太少。大學的主體是學生，不論是教授或學校的設備、人力，都應把教學做為首要任務，這樣才能培養出人才來，代代相傳。

問：您曾提出研究史學的方法是「通、博、專」，這個道理其實適用於所有的學術研究，請問要做到「通、博、專」，有哪些祕訣？

答：「通、博」是對歷史基本知識的掌握。例如研究明清史，一定要認真研讀幾部重要的明清通史書籍，對明清的人地時事有基本概念，不能等到要用的時候再去查資料。「專」是對自己關注的研究領域下功夫，也就是找到自己感興趣又有能力處理的題目來研究。每個人條件不同，要避免去研究力有未逮的題目，也千萬不要跟流行。

至於做研究的方法，首先要以前人的研究成果出發，可以讀研究回顧和研究入門的書。其次，要注意新書、新論文、新學報，經常逛圖書館或上 Google 搜尋，隨時掌握自己研究領域的最新發展。第三，一定要掌握研究專題所需要的語文能力，如研究明清史就要略懂滿文。第四，電腦化後許多大部頭的書都有電子版，可以隨時下載閱讀，但切勿過分依賴以關鍵詞檢索資料庫，避免所蒐獲的資料零碎而不完整，重要的史料如《明實錄》、《清實錄》，還是要詳讀原書才是。第五，要精讀相關領域的經典之作，知道前人如何建構問題意識，如何選擇分析方法與解釋理論，也要注意組織論文的結構及建立論述的邏輯。做到以上幾點，就能培養出研究的本領。

問：有人說歷史是一面鏡子，要懂得活用歷史，請問我們應該如何讀史書，並從中獲得學習心得？

答：一般人認為「歷史」是過去式、是死的，其實「歷史」是活的，如英國著名史學家卡爾所說，是「現代和過去無終止的對話」。「歷史」可以拿來當學問研究，更可以經世致用，明白歷史人事物的得失經驗，將心得用於今、用於世。

研究歷史有兩項重點：求真及求用，過分求真怕變成書呆子，過分求用難免發生曲解歷史的事。大陸曾於1953年在周處墓裡挖出鋁合金，很興奮地宣布原來中國人早在3世紀便能提煉鋁，但後來檢驗結果證明那是銀而不是鋁，但此真相並未引起很大注意。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做學問最重要的是求真，切忌為了用而曲解真。

至於如何活學、活用歷史，我們可以把自己當作某個朝代的人物，分析前人處事的抉擇、依據及成敗。譬如讀到明朝開國史，可以討論「如果我是朱元璋，要如何收拾元末動亂之後的爛攤子？」首先找出朱元璋如何認定明初國家社會有哪些應當快速解決的難題、他又如何解決，再論其利弊。進而問自己：如果我來做，會不會採取和朱一樣的政策？如果不會，那麼其他作法的結果又會如何？

當我們把歷史情境當作訓練自己能力和增長智慧的場所時，歷史研究就能活絡起來。這樣做，可以提升個人的處事能力、擴展心胸大肚，歷史學者也不再只是個寫學報、論文的小儒，而是一個能應世的大儒。

問：請問您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有什麼看法及建議？

答：兩岸都是中國人，為全中國人民好，當然應該採和平方式統一。民進黨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不願意兩岸變成一家人，這是當政者的想法，不代表全體台灣人民的想法。我比較擔心的是，大陸13億人民與台灣2,300萬人民對立。

也許我們當前無法在體制內進行改革，但可以從體制外的文化教育著手。我對兩岸民間的文化交流很樂觀，尤其是民間信仰方面。媽祖來自福建，可鼓勵台灣信眾前去參拜，宗教交流產生的融合力量是很大的。另外，台灣很多廟宇自印三字經、出版圖文並茂的歷史故事書送給小孩子閱讀，都在無形中增加學子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識。

我所參與的中華奉元學會也經常舉辦文史專題講座，宏揚國學，吸引了不少年輕學子。我堅持平日就要散布中國文史的種子，能做多少算多少，不要小看這個力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平時打好基礎，一旦客觀形勢改變時，民眾比較能夠接受、適應新的形勢。我們一定要維持住中華文化的本，這是民族傳承最重要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