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二二八事件歷史真相的意識形態爭論長年糾纏，整個社會已經疲憊不堪，再次執政的民進黨，操作轉型正義，卻讓二二八如幽靈般徘徊在美麗島的天空上。然則，這個殖民帝國主義留給我們的歷史課題，終究將由不具苦難意識、嚮往小確幸的年輕世代來承擔。

台灣光復卻未帶來變革

1945年的10月25日是個激動人心的日子，在台北市公會堂，上午10點舉行了「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同日下午3點，台灣各界人民代表在同地點舉行「台灣光復慶祝大會」。

大會主席林獻堂致詞說：「台灣光復重還祖國，皆是祖國抗戰八年得以最後勝利之所致」，平實的開場白，反映了當時台灣大多數人的認知，是把戰爭的結束簡單地直接等同於「光復」。

身穿長袍馬掛的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對著大會上陶醉於光復幸福的台灣同胞提出他的憂心，他憂慮同胞不能團結和光復重建工作會很艱辛，他說「光復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光復雖然實現了台灣人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及復歸祖國的願望，但是，光復應該有的變革從未真正落實。台灣人未及整理殖民地的經驗，清理自己身上被殖民的痕跡，也沒能認識正處在大變動前夕的世界局勢，以及自己在其中可能的位置，就被倉皇驅趕著進入新的歷史篇章了。

二二八事件的衝擊，使得戰後台灣失去了重整社會價值體系和去殖民化的機會，也更不可能與大陸重建民族認同，一起努力邁向現代化的社會。歷經嚴酷殖民統治的台灣人，對殖民與光復的認知遂也一直停留在二元對立的狀態上。接踵而至的白色恐怖，在台灣人心裡留下難以克服的挫折與幻滅，冷戰意識更牢固成二元對立的思考模式，埋下了台灣人對身分認同的徬徨與危機。

二二八瓦解本土社會力量

1947年以後，大陸局勢驟變，國共內戰帶給全國人民無止盡的混亂與痛苦。經過二二八洗禮的台灣已經有了重生的覺醒，呼應大陸「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訴求的學生運動，文化界各種超越彌補省籍隔閡的努力，都展現出一種以中國全民族的解放為志向的氣度與決心。左翼思想在噤啞的社會表象下暗潮洶湧，有志之士勇敢投身革命，短短兩年間，中共地下黨在台灣有極迅速的發展。

1949年，瀕臨崩潰的國民政府全面退守台灣，1950年韓戰爆發，世界徹底分成美國與蘇聯為首的兩個陣營，號稱自由與共產的兩個世界，不共戴天的仇視與無所不用其極的敵對，充滿了黑暗荒謬的冷戰時代，誠然是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

重新得到美國支持的蔣介石，在台灣展開徹底的政治肅清，不分本省或大陸籍的左翼人士遭到瘋狂的捕殺。歷經日本殖民統治者全面的嚴酷鎮壓，民族抵抗運動的力量蕩然無存，戰後台灣能夠集結的本土政治力量極為薄弱。二二八事件餘悸猶存，在更為暴虐的白色恐怖籠罩的情境下，順利展開的土地改革更進一步剷除了倖存的本土經濟力量。議會路線主要領導人林獻堂，藉稱養病避居東京，說明這股本土社會力量的徹底瓦解。

接下來，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二二八事件與1950年代一直是無法公開談論的禁忌，卻又是一直頑固存在並且無法消除的傷痛。年復一年的「光復紀念」只剩下了表象，歷史被抽空了骨髓，成為沒有靈魂的軀體。台灣歷史的曲折與進步、反抗的血淚，被殖民的記憶、戰爭的殘酷、對民族解放事業的認同與求索，都一起沉入深淵，成為一個沉重不堪負載而無聲的陰影。

分離意識源自台人的屈辱

台灣獨立運動的萌芽，最早是廖文毅在香港提出的「國際託管論」。廖氏於光復之初曾任台北市工程局長，1946年8月間競選國民參政員落選。經歷競選的紛爭及二二八事件的打擊，加上美國因素的牽引，而走向台灣獨立運動。1947年下半年在香港，廖文毅與謝雪紅、蘇新等有過短暫的合作，破裂之後，老台共一派另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直接受中共華東局領導，廖文毅轉到日本發展獨立活動。1960年代，廖文毅、邱永漢與辜寬敏等第一代台獨運動領導人，陸續與國民政府妥協，返回台灣。

廖文毅代表的是光復後國民黨所瓦解的地主資產階級，也是受盡殖民統治下二等公民屈辱的一代。日據下，他們必須忍受因國語（日語）不夠流暢華麗為藉口的差別待遇，光復後又發現代表祖國的國民政府，不僅接收了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所掠奪積累的財富，並且沿襲日本政府和日本人對台灣人的岐視，自己依然是不會說國語的次等公民，同樣被排除擔任主管職位的資格。雖然，這是日本殖民統治的結果，特別是在皇民化運動下受教育的那一代台灣人，徹底失去了使用漢文書寫與思考的能力。

而且，殖民地教育政策刻意不栽培台灣人為管理人才，除了必要的醫生與少數低等技術人員。回顧歷史的現場，文化教育界雖有體貼台灣人苦楚的大陸人士，但大多接收官員擺出征服者的姿態，終究必須由陳儀長官承擔責難。1950年代的台灣分離意識，大部分是來自於台灣人所感受的這種屈辱與苦悶吧？！

台獨意識根源錯綜複雜

戰後日本的經濟因美國參與韓戰而復甦，台灣的經濟也等到美國陷入越戰泥淖時起飛。1960年代以來，台灣中產階級的生活文化，隨著資本主義的商品消費文化發展，追隨美日逐漸國際化。台灣獨立運動在海外台灣留學生中也有所發展，出現「台灣民族意識」為理論的基礎。欠缺日據下抵抗日本的「中國民族意識」那種悲壯感，虛構的「台灣民族意識」糾纏著一種棄兒意識。

或許是受到日、美與中共建交的衝擊，雖然，擁有一些經濟上的成就感，這個時期的台灣獨立運動卻還是帶著多重的失望情結。對國民黨當然是失望的，但也對第一代的台獨領導人失望，對中共則完全不寄希望，因為在台灣的成長經驗中那是不能碰觸的禁區，唯獨對美國深寄重望。

早在1942年，美國就有戰後將台灣劃歸「國際共管」（《太平洋關係備忘錄》）的主張，二二八事件當中，駐台副領事葛智超(George Kerr)推動台灣脫離中國的企圖失敗，因而牽連台籍人士成了代罪羔羊，林茂生之遇害或許是其中之一。二二八之後的70年來，美國的台灣政策始終如一，志在阻止台灣回歸中國與兩岸統一，並且在台灣確保一個親美反共的政權。

台獨意識的原始元素來自對國民黨政權的怨恨與幻滅，卻也繼承了所有國民黨的恐共與反共意識。兩岸現實政治中不曾終結的內戰關係，無時不被提醒的敵對意識，國民黨為了鞏固與合理化在台灣的極權統治，不斷地對所有大陸事務與人民進行負面敘述與醜化。但是，影響更大的還是美國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四面八方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甚至於生活飲食，無所不在地對台灣和台灣人進行改造。

地理位置是台灣歷史宿命

中、日兩個民族也不必然是世世代代的敵人。大航海時代以來，在全球各地掠奪的歐洲殖民帝國，以販賣非洲奴隸積累的財富為基礎發展產業革命，歐洲的政治社會文化生活乃成為現代化的象徵，代表近代人類的「文明」。清朝的積弱曾經是整個亞洲的憂慮，甚至推動了日本的明治維新。脫亞入歐的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化國家，也壯大了軍國主義效法西方殖民帝國，回過頭來侵略殖民亞洲的近鄰。

因甲午戰爭馬關條約被割讓給日本帝國的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因而早於半殖民地的大陸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卻也因此鄙視起落後的同民族中國大陸。加上國民黨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時代的野蠻作為，大約構成了當今台灣島上反華與仇中情緒最早的原型。現代與落後、文明與野蠻的二元對立認知，將台灣自囚於日本與美國意識形態的牢籠。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