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論者對於二二八前夕瀕臨崩潰的經濟，完全歸咎於陳儀接收政府的無能貪污腐化，以及國共內戰的牽累。其實事件的背後有政經結構巨變，包括台日貿易中斷，台灣和大陸又未能及時建立正規的經貿關係，還有殖民者與戰爭留下來的諸多問題。

1931年發生九一八事變，日本自東北發動侵華戰爭，殖民地台灣所承受的壓迫也日益嚴峻。無論保守或是激進，民族抵抗運動陸續都銷聲匿跡，議會路線的領導人林獻堂，在「祖國事件」之後避難東京，崇拜孫中山的民眾黨領導人蔣渭水屍骨未寒，左翼的共產黨人在大檢舉令下，受逮捕繫獄天牢。

戰時體制下的艱難

人們依然說著祖先的語言，維持著漢民族的傳統文化與宗親社會的生活方式，在殖民統治者極力推動「皇民化運動」，千方百計要消除台灣人對祖國的認同的時刻，這是僅存的一種消極抵抗：純樸的民族意識祖國情懷。

自1920年代以來，投奔祖國的台灣青年絡繹於途，求學尋出路，甚至共赴國難。直接參加抗日戰爭的也大有人在，台北蘆洲鄉人李友邦在福建的「台灣義勇隊」，嘉義人劉啟光在江西的「台灣工作團」，還有丘念台在廣東的東區服務隊，只是其中最為知名的。另一方面，也有在日本占領區討生活的，日本所扶持的滿洲國與汪精衛政府的官場上，都有台灣人的身影。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在上海、福州、廈門、廣州等沿海淪陷區，也有台灣人充當日本軍部的爪牙，或經營妓院賭場當舖等特種行業，引起當地人民極度反感。

絕大部分只是普通的技術人員、醫生、商人與知識分子，他們是吳濁流筆下的「胡太明」，鍾理和筆下的「白薯」，身不由主地介於中國與日本之間，掙扎求生。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漸失優勢，以「大東亞共榮圈」宣導威誘台灣青年和原住民充當「特別志願兵」、「高砂義勇隊」，徵召大量青年為軍伕、少年工，有技能的知識分子為軍屬，更有以國家暴力強迫欺騙手段徵召的慰安婦。被日本軍部徵調至海外從軍或工作的台灣人，總數在數十萬之眾。這些年輕人的犧牲，最令人悲痛，戰爭結束後，生還者也不曾得到日本政府的賠償。

日本對台最後的掠奪

由於戰爭的影響，台灣物資嚴重短缺，物價飛漲，早在1941年，日本殖民政府就在台灣實施嚴厲的物資管制與配給。美軍自1943年底開始，對台灣重要工廠、電力設施、港口及交通樞紐持續長達20個月的轟炸，導致全台交通與工業幾近癱瘓，生產銳減。

隨著戰事的惡化，包括柴米油鹽各種物資在內的極為嚴苛的配給制度，亦無法抑制物價的持續飛漲。在一些鄉村地區，甚至於退回以物易物的原始經濟形態，這早在陳儀抵台之前就已經發生了。

與祖國隔絕半世紀的台灣，復歸祖國懷抱之初，首先發生的聯繫竟是糧荒與通貨膨脹。長久以來，論者對於二二八事件前夕瀕臨崩潰的經濟，完全歸咎於陳儀接收政府的無能貪污腐化，以及大陸國共內戰的牽累。事件的影響嚴峻深廣，其背後有深刻的政經結構巨變，包括中日權力移轉，台日貿易中斷，台灣和大陸又未能及時建立正規的經貿關係，還有殖民者與戰爭留下來的諸多問題。

1945年全台稻米歉收，產量不及豐收時期的一半，總督府將上半年徵收的米糧，加速運回日本土或配給日軍日僑，民間米糧極度短缺。不幸的是，1946年台灣又碰到罕見的旱災與颱風，嚴重影響米糧的收成。陳儀面對著殘破的大地，百廢待舉的沉重工作壓力，最終無法解決糧食短缺的困境，糧價大肆飛漲，經濟瀕臨崩潰。

1945年9月上旬，台灣總督府頒布命令解除戰時嚴厲的物資管制，一時間，台灣的糧食物資似乎突然變得極為充沛。事實上，當人們還在歡慶光復的氣氛中，經濟的破敗崩解就已開始。根據台灣總督府的主計課長鹽見俊二的回憶錄《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早在1946年初，他就預言「糧食短缺的狀態可以決定台灣今後數年之命運，…治安混亂將起因於糧食不足」。

1945年9月9日，鹽見俊二得到美方麥克阿瑟司令部的許可，搭乘一架載滿了由日本銀行印刷的台灣銀行紙幣的專機抵台，這架飛機所運送的台幣是為總督府發放在台日本官吏的薪水與遣散費之需。總督府藉復員需要，擴大發行台幣，自投降之日至完成交接之時(1946.05.18)，台灣銀行券的發行額增加了105%。手中充裕的貨幣，讓等候遣送回國的日本人能夠大量採購市場上已經短缺的米糧物資。這是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進行的最後掠奪，使得台灣的經濟陷於絕境。

血歸流、歷史和文化歸宗

儘管大戰末期日軍敗跡頻露，1945年8月15日那個昏熱的下午，台灣人對於日本投降與台灣光復的降臨，顯得毫無準備。似乎並沒有人思索「光復」的深層內涵，或是即將來臨的新情勢。單純地相信只要回到祖國懷抱，所有苦難都將迎刃而解。人們熱衷於學習國語，唱國歌，讀「三民主義」。但是，絕大部分的台灣民眾對於祖國的事務幾乎一無所知，特別是在日本皇民化教育下長大的一代，殖民者的歧視固然激起他們的民族意識，但他們獲得祖國知識的渠道，絕大部分也在殖民者的控制下。

葉榮鐘說：我們有一股熱烈強韌的向心力，這股力量大約就是所謂「民族精神」…。這一股熱情所祈求的是血的歸流，是五千年歷史和文化的歸宗。（見葉氏〈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

如今回顧，光復當時台灣最為迫切的問題意識或許是：如何客觀面對台灣被殖民統治的歷史？如何有系統地深入批判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如何清理殖民教育殘留在自己身上的痕跡？

劫後餘生，過去民族抵抗運動的人士重新活躍於社會事務，政權交接的真空時期，「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發揮了一定的穩定作用。「台灣省海外僑胞救援會」營救了流落在日本的台籍日軍青年，還有身陷海南島、廣東、汕頭、廈門、福州、上海以及香港等地的台灣同胞。民意代表們認真地要執行他們在日據下所爭取不到的質詢權。當然，也有識時務者忙著接收、發光復財。文化界湧現多份報刊雜誌《新生報》、《民報》、《人民導報》、《中外日報》，中部地區的知識份子鎮守圖書館，舉辦中國歷史文化及近代民主政治、經濟的講座，還有各種文化活動，成為當時台灣與大陸文化界的交流中心。再再顯示，歷史文化上的回歸是他們在歷史時刻的自我期許。

祖國情懷被挫傷

對祖國的滿懷期待只維持了短暫的時間，隨著經濟的惡化、社會的不安，部分接收官僚的貪婪腐敗與無知，台灣人對國民政府的不滿，在1947年初，二二八事件前夕，已經到了沸點。因此，一個緝菸的意外事件一夕間演成全島蜂起，此時距離台灣光復不過18個月而已。

對於出生於日本據台前後的一代知識分子而言，日據下，他們抵抗殖民統治，精神上，依恃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肯定，特別是儒家思想。政治上，追求的是西方近代議會民主政治。他們以為「光復」可以實現前半生的理想，固然過分天真，但是政府處理二二八事件的蠻橫粗暴，讓台灣民眾的祖國情懷受盡挫傷、抑忿以至幻滅。更無異全盤否定了這一代人前半生的執著與付出。這是他們在情感上萬難接受，現實中又不能不屈服的困境。

軍隊武裝鎮壓之後，「清鄉」和「自新」持續在全省各地追究事件參與者，緘口噤聲的社會表象之下仍有暗流，許多人正痛苦地再探尋台灣的出路。對國民政府絕望的廣大知識分子，轉向「紅色祖國」的號召，投入具有社會主義理想的民族解放事業。

1949年國民政府中樞遷台，韓戰爆發之後，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兩岸完全斷絕，蔣介石政權肆無忌憚清除政治異己。風聲鶴唳的1950年代，多少本省與大陸籍的左翼理想主義者死不得其所？又有多少人在綠島上度過他們的青春年華？

從此，孤懸東海的小島成為全球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反共陣營的最前哨基地，延續國共內戰與撕裂民族和解的悲劇。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