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從美國返台後30多年來，在三所公立和二所私立大學任教過，親身體驗和洞察出台灣高等教育正往頹勢與異化方向發展，後又有機會應邀前往大陸、澳門高校客座，與大陸本科/研究生有實際接觸，讓我得以對兩岸三地高校做比較的經驗。

國家競爭力植基於教育

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世界上有無競爭力，主要取決於自身在教育/學術上的品質優劣與進步衰退。在經濟發展上，台灣曾在1960至1990年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緣於當時國民黨退守台灣後對高等教育政策走向與學術研究品質的堅持，看看當年台大、清華、政大乃至師大的校務主持者，皆為學術俊秀與教育精英，便一目瞭然。沒有傅斯年、梅貽琦、錢思亮、陳大齊、劉季洪、劉真等堅持學術教育理念，以培養國家人才為己任，便無1960年代以後台灣在發展建設上的突飛猛進。

台灣的國際競爭力與台灣有知識菁英與學術人才密切相關。半個世紀過去了，台灣目前在各個領域的發展，皆被新加坡、南韓、香港超越，主要原因在於台灣高等教育出了問題，這使台灣在社會發展和國際競爭力上「邊緣化」了。

台灣高等教育的異化

所謂「異化」(Alienation)是指事物A向其自身做疏離，最後出現A的反面。由此，台灣高等教育的異化指的是，高等教育在台灣由過去優良的品質向其自身做疏離與侵蝕，在教育學術發展取向上，這叫背道而馳，向原本的教育理想與學術倫理做逆反。

台灣高等教育的異化始於1994年，李遠哲頂著諾貝爾化學獎的光環由美返台，在李登輝的禮遇下，以「太上國師」/知識霸權之尊，配合「民間（民粹主義）教改運動」，提出並執行教育改革。李遠哲的「教改」，意涵高等教育要普及化、民主化，包括廣設高中、大學，要多元入學，要教授治校。

在李登輝加持及教育部長吳京「高教兩條國道」概念的配合下，台灣高教迅速擴張，私立大學如雨後春筍冒出，新設公立大學也快速增加，技職學校一律升格為技術學院，技職專校改制為科技大學，放眼望去全台灣幾乎一鄉鎮一大學，高教密度世界第一。又在少子化的趨勢下，幾乎人人都可上大學，甚至大學本科入學考試，各科總分加權不到10分照樣錄取，學生素質低劣可想而知，「菁英教育」成為笑談。

在職專修班滋生各種弊端

至於研究所，本應是大學中更上層樓的菁英教育，但在「多元入學」教育制度結構性的異化下，各種名目紛雜的碩士專班，讓上至議員、縣市長、各層級公務人員，通過形式化推薦進入研究所，更有甚者是將教育部制定的「吳寶春條款」加以濫用，讓許多只有中小學學歷的中小企業人物，「依例循規」進入碩士專班就讀。試想這些人忙公務、做生意、交際應酬還來不及，哪有時間來校上課並寫碩士論文？

我曾在碩士專班課堂上見到一位「局長級」在職研究生，開學第一堂課他出席上課，學期最後一節課他來繳「期末研究報告」，其餘課堂「因公請假」。我在第一堂課即發給專題授課大綱，明白規定課堂出席率占學期成績百分比，這位局長級在職研究生一學期只到課二次，最後當然拿到F。

更嚴重的是，在職專班這些研究生最缺乏的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訓練，不論質化研究或量化研究皆然，尤其是複雜的「實驗設計」涉及變項、效度、P值、ANOVA，在職生聽課時大多一頭霧水，如此這般，論文研究無從下筆，最後不是剽竊、抄襲，就是找槍手代寫，又在指導教授有意識的「放水」下蒙混過關，可見「論文門」背後所反映的是學術/知識/學位須為權力（政權/金權）服務，一旦學術/知識/學位成為政治社會的奴婢，「知識無價」在台灣徹底破產。這種學術弊端其實展現出國家發展中教育與社會結構性的矛盾。

學術須嚴謹，學位是榮譽，學術加學位是崇高，人有學格主要指循正道獲取學術知識，但問題是實務界不談「學格」，只講「學位」。筆者要問的，實務界是否需要碩博士學位，作為升遷門檻必要且充分的條件？未必然。在各行各業表現優異、有成就、無學位者中外多矣，何須迷思於「學位掛帥論」？然而，在台灣上下交相「搞學位」，這是典型的台灣世俗社會形式主義與功利主義在作祟。

高教學位論文剽竊成風

學術知識的頹勢也發生在博士班。我完全按照美國大學博士班的正常要求，從教材、閱讀資料到課堂講課，全部英文，因為這是該所的核心必修課，也是一個大學國際化的基本要求。學生須每二周讀完一本原文專著，並依時繳上讀書報告。有些博士生閱讀原文專著有難度，但勉力寫出簡單讀書報告，有同學索性整段整段地抄襲他人報告，我閱讀後用紅筆勾圈出抄襲部分，評語「有抄襲，涉學術詐欺，成績F」。林智堅碩士論文抄襲案一夕爆發，並接二連三出現「論文門」剽竊案，說明台灣高教多元入學不但悖離社會公平正義，而且素質往下坡走。

台灣高教學位論文剽竊成風，學界流行知識詐欺，顯現出學生的學養素質出現學思荒殆，教授應有的嚴謹治學態度也已成明日黃花，至於政學勾結，將知識當成商品販售，乃至推出撰寫論文生產模式，甚至引介ChatGPT投機捷徑讓學生快速複製，編湊成文，這些都是學術知識異化、墮落、衰退的現象。

從比較中看台灣高教頹勢

筆者有機會在研究所博/碩士班任教，也為推廣博雅教育在大學部開授過通識專題。1990年代以後，有幸在吉林大學、澳門大學、北京大學、廣州中山大學客座講學。在累積兩岸三地教學經驗的比較評比後，更覺得台灣高等教育的異化與危機嚴重。

先說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問題。強調「國際化」的大學，目標在增進學術知識競爭力，收取外籍學生來校就讀，藉此添增校園族群多元文化與溝通，這種國際化大學多以雙語（本國語+英語）教學為特色，研究所更以國際通用語言英語授課。舉例來說，筆者在澳門大學客座期間，在政治與行政系以英文開授「政治學導論」，澳大本科生居然能聽懂英文講課，並以英文做筆記，頗難得。北京大學「國際化」與清華大學一樣深入，我在社會發展研究所用英文給研究生講「馬克思主義專題」，講畢，同學以英文發問並討論。廣州中山大學一樣國際化，我在政治與公共事務系給研究生和本科生分別講「比較政治學理論」和「政府論」，皆用英文講課，寫英文板書，他們聽得懂並做筆記，也有同學用英文發問。在政大東亞所博士班、中山大學中山學術所博士班上課，教材講義都是英文，講授也用英文（偶爾夾雜一點中文），課後有同學告訴我：每周閱讀原文教材，寫讀書報告有壓力；上課聽講與隨堂寫英文筆記也有困難。

港澳台陸四地都就以英文作為國際語言講課、聽課而言，台灣的大學「國際化」程度較差，即使標榜「國際化」，實質上也多流於表面形式，虛應故事，因為學生語文素質在兩岸四地最差。

高等教育不應是平民教育

人生而平等，指的是人格、權利與機會的平等，但不表示人的智力平等。大學絕對是菁英教育，從亞里斯多德到康德，從杜威到哈伯瑪斯，沒有一個思想家/教育家把大學當成平民教育，即使中古時代奧古斯丁、阿奎那也是這樣看待高等教育。在東方中國，古代有太學（高教），近代有大學堂，民國時期蔡元培、胡適、傅斯年均極重視大學教育，梁漱溟、晏陽初雖推廣鄉村教育/平民教育，但沒有一人強調人人都應讀大學，故台灣一鄉一鎮一大學，是重量不重質，根本違背東西方大學傳統菁英教育的理念。

台灣有160餘所大專院校，密度全球第一，這是重量不重質的典型表現。近年少子化的趨勢，招生缺額嚴重不可避免，再加上高教資源不足，高校倒閉風潮蔓延，這是台灣缺乏穩定一貫高教政策所致，也是對李遠哲式知識霸權與台灣民粹主義教改的反諷。

破除台灣高教危機之道

台灣高教最大危機是政治干預學術。民進黨政府為了「卡管」，想盡理由不讓管中閔上任，為此不惜換掉兩個教育部長，可見台灣政治力以「邪惡的平庸」干預學術自由之深。

春秋戰國時代中國學術思想百家爭鳴，各國君主尊重學術，禮遇知識分子/讀書人（儒生），孕育出兼容並蓄的中華文化。民國初年北洋軍閥講政治威權，仍讓蔡元培主持北大，任其自由辦學。「五四運動」由北大領導，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北洋政府並未以政治威權免去蔡元培教育總長之職。今日執政的民進黨居然以「政治顏色」，堂而皇之地干預學術自由，並以此欽定「知識妥當性」，其倒行逆施為今日世界文明國家所罕見。

政治必須離開大學，還台灣高校學術自由，才能競比國際。最後，大學校長更要有脊梁與遠見，努力提升台灣學術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才能防止台灣高教危機繼續惡化。

（作者係中山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