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義起於近代歐洲，占據思想主導地位兩百年，至康德達到頂峰，來到黑格爾而有所變化。此前，理性主義要旨限於認識範疇內，人依靠理性認知能力來認識客觀存在，至於人及客觀存在有何目的和意義之類的終極問題，基督教的聖經裡早已有答案，凡夫俗子不必庸人自擾，信徒不容置喙。

黑格爾、馬克思找存在意義

黑格爾首開以理性思維方式來梳理人類歷史的規律，期能找出歷史的目的，從而定義人的存在意義。他認為自由是人類存在的終極目的，自由從無到有，歷史由是分成幾個階段，從初級向高級發展提昇，最終達到完全自由的理想境地，人類從而完成歷史任務，得到解放。馬克思提出以無階級社會為最終目的，以及達到目的所經歷的過程，來解釋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與意義。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是唯物的歷史唯物主義，不認為和黑格爾唯心的歷史哲學之間有何瓜葛。惟就思維方式和思想脈絡而言，他們二者實在難分軒輊，其淵源都可追溯至基督教古老的教義，諸如天國原罪、贖罪等等，他們二人的探索未逾越古老教義定下的思想邊界。雖然如此，二人在歷史哲學領域的努力，以理性思維挑戰思想極限，在近代歐洲乃至人類思想史上意義深刻。

古代中國即有成熟宇宙觀

古代中國一神教信仰缺位，也沒有由全知全能的上帝劃定的思想邊界。人文入世的古人自有一套完整成熟的宇宙觀和人生觀，以及定義生命目的和人生意義的史觀/歷史哲學。古代思想中包含很多積極進取、奮發向上的優良因素，諸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故歷代先民雖迭遭險難，甚至亡國，但國祚墜而文明不頹，憑藉文化思想傳統諸多優良基因，民族終能復興。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有限v.無限，暫時v.永恆，主觀v.客觀，面對莊子概括點出的人之根本矛盾，吾人當學習「庖丁解牛」，認識客觀規律，知其規律而隨之，就能達到「遊刃有餘」的境界。

如果大家覺得莊子談的道理稍嫌消極遁世，那麼儒家《易傳》闡述的大道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讓人徹底擺脫了天意/神意的束縛。自然/客觀規律作為人的參照標準，但人的命運則由他自己掌握，不由上帝主宰。人不為上帝而活，不為贖罪以祈求進入天國為其最終目的。人積極進取，不推卸責任，不假手他人，為自己負起完全責任。墨家則要求完全入世實踐，不容一絲馬虎猶豫的空間。

儘管各家面對客觀世界的取態有所不同，但根本有別於一神教的觀點，中國古代思想家不把主觀客觀、有限無限、暫時永恆、視為無可調和的對立矛盾。主融入客，合為一體，無分主客。短暫的生命具有永恆的意義，有無之間的邊界限制不復存在。一神教講對立，我們古人講「天人合一」。這是中國古代對天地人神宇宙萬物之間錯綜複雜、充滿矛盾對立的關係，經過幾千年實踐與思考的淬煉，做出最為清楚的終極表述。

這些不斷淬煉得出的思想精華約在耶穌出生前三、四百年的戰國時代出現，是以中國古人經歷了全人類最早的啟蒙運動。中國古代思想從此完成了「脫神入人」的大轉變，古人從此擁有獨立完整的人格及完整的自由。

經過理性啟蒙洗禮的古人，繼認識到自然客觀規律，擺正了人與天地的關係之後，續遵循理性思維，探索人的世界有何規律。

西漢董仲舒從《春秋公羊傳》中察覺到，孔子引春秋申論夏商周三代社會的變易。到了東漢，何休明確提出三世概念：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自考察治亂興衰之中，歸納出一條古代社會變易的規律。儘管這只是歷史哲學的一個開端，但重要的是，兩千年前我們的先人首開嘗試以理性思維，探索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性—社會發展三階段論，乃中國最早，也是世界第一。

晚清公羊學宣導變易之道

黑格爾、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思想體系完備，相對而言成熟多了，不過，問世時間晚在1,800年之後。近代啟蒙運動以前的歐洲一千多年時間裡，根本容不得思考人類社會變易這類問題，遑論探討規律、意義和最終目的的歷史哲學。

19世紀歐洲出了黑格爾和馬克思。同一世紀，中國出了龔自珍和康有為。他們二人重拾古籍《公羊傳》，為往聖繼絕學。定庵先生為漢代「三世之說」注入動態元素，「三世之說」晉升為社會進化之道。南海聖人繼而將《禮記：禮運》的小康大同之說融入其中，從而更新了國人認識中國社會變易運動的規律。長久以來，國人咸信「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以循環論加上天命觀來解釋天下分合，朝代更迭，治亂興衰之道。循環論天命觀點出了中國歷史是動態的這一基本性質，惟止於此。

新的進步史觀告訴國人，人類社會的歷史是一個不斷積極前行、向上發展的動態過程。此一新說完全不沾染、不夾帶黑格爾、馬克思二人歷史哲學中隱含的宗教思想淵源的陰影。它凝聚了兩千年來中國讀書人的心血，不假外力，是百分之百屬於中國人自己的歷史哲學，到了今天仍然發揮作用，驅使著我們日復旦兮孜孜以求，先入小康，進而大同理想社會，相信未來我們後人亦是如此努力不懈。

龔、康二人的影響不止於此，他們提倡的公羊學。促使讀書人拋棄乾嘉時代治學專注訓詁考證的保守風氣，使得晚清學風為之一變。晚清公羊學宣導變易之道，求變求新，改變了當時讀書人的思想，不再因循守舊，轉而接受立憲，甚至革命，它賦予了20世紀中國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的正當性，為即將來臨的自強不息的大變革時代，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思想泉源。

(作者係旅美歷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