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時期，苦苓曾以托斯基為名，作者以史為鑑為名，在黨外雜誌對當時言論出版自由被壓制口誅筆伐。兩人都在中部筆耕舌耘，相知相惜，命運卻大不相同。

托斯基是苦苓的另一筆名，戒嚴時期他在黨外雜誌寫嬉笑怒罵文章，極盡辛辣尖酸、挖苦之能事，當時很多人都不知那就是苦苓。

曾一同去見李敖

記得那年，李敖在黨外雜誌上看到托斯基的文筆犀利刻薄，想見見本人王裕仁，就透過我予以引見。1985年某一天，兩家人相約自台中一道北上，抱著朝聖的心情到敦化南路李敖家，剛好黨外人士顏錦福也在場，於是四個人合照了一張照片。

由於當時我倆的小孩都還很小，又十分頑皮好動，大人忙於聊天暢敘，小孩竟玩得不亦樂乎，把一向乾淨、整潔的李家，搞得天翻地覆、慘不忍睹。據後來李敖說，簡直像發生一場大地震，我們走後他花了好大一番勁才整理妥當。

苦苓的托斯基時代

苦苓原名王裕仁，父親東北人，母親台灣宜蘭人，是我台大學弟，只是不同科系，他唸中文系，我是歷史系，有一段時間兩人都在台中縣的私立高中任教，他住烏日，我住大里，兩人也都常在黨外雜誌撰稿，賺點外快。我筆名史為鑑，他則以托斯基在一家雜誌寫「托斯基萬歲」專欄，後來鄭南榕透過我高薪將他挖來《自由時代》寫專欄，當時他已經以「苦苓」在文壇鵲起，還擔任《明道文藝》的總編輯，他不想洩漏真名，因此每周都透過我親自送稿去雜誌社。

當時我每週週末上完課之後，立即搭乘國光號北上，為鄭南榕所經營的時代出版社編輯《時代系列叢書》，苦苓就交代夫人蘇玉珍女士在台中公路局車站轉交稿件。後來出版社還集結出了專書─《托斯基萬歲》，鄭南榕給了苦苓一筆豐厚的稿費，苦苓為了酬謝我送稿辛苦且保守秘密，兩人還去瘋狂地花天酒地一番。

我和苦苓都住在台中縣，近在咫尺，因此兩家過往甚密，有時懶得做飯，舉家就到對方家吃飯。苦苓只有一個兒子，父子長得十分相像，長相和個性簡直是苦苓的翻版，而年齡又和我兒子相仿，兩個小鬼玩起來可謂地動山搖。因為我倆都在鄭南榕和吳祥輝所辦的雜誌寫稿，因此每逢農曆過年，兩位到了台中，都會到兩家拜年，有時拜完一家，就一起到另一家，大家聚聚聊天泡茶，十分愜意。當然最高興的是兩家小孩，因為都會收到一筆不小的紅包。

苦苓成為暢銷作家之後

苦苓一向幽默風趣、譏諷伶俐，文筆又平易近人，頗受莘莘學子歡迎，有一段時間其著作經常上暢銷書排行榜，每家書店都擺在醒目的位置，也往往一夜之間就全數銷售一空。後來苦苓以幽默風趣轉進電子媒體，擔任節目主持人，收入倍增，加上生性愛玩又喜好美色，結果鬧出離婚事件，前妻還出版了《一個作家的死》，加以影射醜詆，對他打擊甚大，搞得苦苓只好退出電子媒體，其著作也全數被退貨。苦苓從此埋名隱居，不問世事。

事隔多年，有一次我和家人同遊烏來，在內洞瀑布底下發現一位坐在折椅上埋首閱讀的奇人，外甥眼尖當場識破。眼見多年不見的好友，就立即上前關心問好，想不到竟然冷淡到不願多說一句話，與當年熟絡熱情，簡直判若兩人。不過，兩年後，我利用暑假偕內人到武陵農場度假，碰巧又遇到在那兒當解說員的苦苓，當晚同桌一起用餐，有說有笑，一如當年，原來他已走出陰影恢復元氣。

我因在私立高中擔任文史教師，常為黨外雜誌寫稿，又熱衷於黨外活動，讓情治單位十分感冒，屢次透過校長規勸警告，終於在解嚴前三個月，被以不續聘趕出校園。當時我向媒體透露，將推動教師組工會以保障教師的權益，那時對我極為關切的苦苓，告以《工會法》第4條限制軍公教不能成立工會組織，必須另闢蹊徑，所以才有教師人權促進會的成立。但很遺憾的是，一直關心我、支持我的好友－苦苓和林雙不，始終未入會。

離開學校後，我先忙於教師人權運動，苦苓則搖身一變成為電視台名節目主持人，從此兩人漸行漸遠，鮮少往來。離開校園六年後，我又考取教師甄試回到校園，平日在校辛苦舌耘，偶而筆耕針砭時政，目前已自杏壇退休，過著閒雲野鶴般的退休生涯。苦苓也已從絢爛歸於平靜，擔任武陵農場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解說員，每天徜徉於森林原野，與野生動植物為伍，倒也十分愜意！最近還傳出他再婚的消息，過著只羨鴛鴦不羨仙的日子，在此祝福他倆永浴愛河、白頭偕老。

(作者係退休中學老師、曾任教師人權促進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