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4日，爸爸陳明忠(1929-2019)第二次被逮捕時，家裡的房貸幸運地剛繳完最後一期，但存款只剩1萬元，當時媽媽馮守娥(1930-2022)已辭去工作，當了幾年家庭主婦。不確定之後的生活費何處著落，非必要支出一律縮減，我和姊姊中斷了鋼琴課，《國語日報》停訂，學校的牛奶也取消，當最喜歡的《王子》雜誌到期，因媽媽諸事纏身也暫時沒續訂。

1976年11月27日，爸爸被宣判15年徒刑。隔年2月2日，媽媽第一次帶我們去軍法處看守所和爸爸會面；2月23日第二次看爸爸時，我們興奮提及六舅媽幫我們續訂了《王子》，問爸爸要不要看？沒想到這個分享，卻讓爸爸回到牢房後輾轉難眠。

爸爸2月27日寫給媽媽的信裡說：「經濟狀況既然不好，就得節省開支，《王子》又不是不可不讀的雜誌，停購當然是順理成章的事，但這件事對孩子們心靈的打擊可能不小，不然她們不會將舅媽替她們訂購一事當做高興快樂的事情告訴我。妳把我當作第一要緊的事，因而犧牲其他的一切，這個心情我非常了解也非常感謝。不過就道理來說，我認為不該如此。因為我這裡並不缺乏什麼，營養也充足。我知道有健康的身體才會有團聚的一天，對於保重自己絕不會疏忽。我只要每星期三能夠見見妳、談談話，就已心滿意足了，其他都是多餘的，希望妳能了解我的意思，只要不是縱容，應該以孩子們為第一」。

對於爸爸的沮喪，媽媽3月12日給爸爸的回信裡解釋：「其實家裡雖然儘量節省，如孩子的學琴、國語日報，以及學校的牛奶都停下來，但學琴可以自己練，國語日報可以向堂姐借，牛奶早上有喝。唯有《王子》，對作文、科學常識有助，所以有意續訂，只是事情一忙總忘記。舅媽聽到了去訂，她們當然很高興，一方面心靈上大概覺得有興趣的書，寄給爸爸看，爸爸一定也會感興趣；像這次雜誌附贈一套興趣叢書，她們看得有趣，也常要唸給我聽，所以她們才問你要不要看（《王子》），本意是想把快樂分享給你，沒想到反而讓你難過。希望你不必想太多，對孩子們該用的錢，我還是會花的，請放心，對家裡的一切，更不要掛念，這樣對你的身體才有幫助。」

其實媽媽說的是真的。媽媽自己省吃儉用，在外奔波再累，也捨不得買罐飲料喝，但我和姊姊成長過程從未缺過學費、補習費或書籍費，而且因為知道媽媽更辛苦，心裡從不覺得委屈。

但爸爸想的也是真的，就是媽媽始終把爸爸的事當作第一要緊的事，且這樣的想法最終成為家裡共同的信念。以至於很久以後我才愧疚地發現，對爸爸喜歡吃什麼，我一清二楚，但對媽媽愛吃什麼，我竟然連一樣都說不出來。

1977年4月13日，媽媽熬了一星期終於等到周三例行會面日，到景美軍法處看守所申請接見時，突然聽到爸爸已經被調走了，心裡很悵然；當天下午，媽媽接到爸爸4月10日的信，告知他已經被送到綠島，媽媽更是一陣心酸。

擔憂爸爸的狀況，媽媽在14日的信裡連串詢問爸爸：「不知道那邊的生活情況如何？每天只能散步兩次麽？需不需要再給你寄些衣服或夏天的棉被？除了星期例假、節日外，其它時間都可接見否？時間有無規定？寄郵包有什麼限定沒有？你的健康還不完全恢復，到那裡不知能否適應？甚念！」

爸爸重回綠島，媽媽也從每周送東西給爸爸，改為隔一、二周就寄郵包到綠島，並在5月11日第一次赴綠島見爸爸。7月4日，爸爸離家滿一年，媽媽在信裡對爸爸說：「你離家已整整一年了，每想起一年前的今天，心就會如針刺般地痛楚，沒想到那一別就是這麼長久的日子，當然至今我有時候仍會為想不開而失眠，但有時候也只有把它解釋為天命，唯有認命，心裡才不會難過，否則實在叫人費解。只希望你多保重身體，以期望團聚的日子。」

因為平日要上學，1977年7月20日，我和姊姊第一次隨媽媽到綠島看爸爸，也自此開啟之後近10年，每逢寒暑假、一年兩次的綠島行。

與現在已有一條龍配套的綠島觀光遊程大相逕庭，當年東岸貫通蘇澳花蓮的北迴鐵路還沒開通，光是從台北到台東，不但路程遙遠，旅程更是輾轉。我們或搭火車轉客運再搭火車，或搭客運轉火車，也試過北上基隆搭花蓮輪再搭火車到台東。記憶中當天風浪特別大，一堆旅客暈得東倒西歪或坐或躺在艙外甲板上，船上走到哪裡都是嘔吐味。

由於僅僅台灣本島的陸路交通就要耗掉一整個白天，我們三人通常在台東火車站旁的小旅社過一夜，晚上簡單找個小店吃碗海鮮粥，第二天一早趕到台東機場搭八人小飛機到綠島，再搭計程車到綠洲山莊和爸爸會面一個小時，然後搭車趕回綠島機場乘小飛機回台東，之後或循原路回台北，或轉搭客運到高雄轉岡山，探望當時獨居在老家的祖母後，再從西岸搭火車或客運回台北。

有一段期間，或許是換了比較友善的監獄長的緣故，獄方同意彈性處理一周會面一次的規定。換言之，如果我們能在周六趕到綠島探視爸爸，因為隔天周日是新一周的開始，我們可以在返回台灣前，再會見爸爸一次。

獲准這樣較友善的安排時，由於要及早抵達綠島，我們清早就會從台北出發，自松山機場搭機抵台東，轉小飛機到綠島後，直奔綠洲山莊看爸爸，然後在綠島主街上一間簡陋的旅社住下，並在旅社同樣簡陋的餐廳解決晚飯。且雖說是綠島主街，但其實只有短短的一段和零星小店，飯後我們會在街上小小地散個步，然後回房聊天早早睡覺，爭取隔天一早再見一次爸爸後返回台北。

為了省錢，這樣一年兩次的綠島行，完全是「純探親」，沒有摻雜旅遊玩樂的「水分」，唯一一次例外是媽媽帶我們改住綠島唯二的另一家旅社，因為靠近景點「燕子洞」，我們去小逛了一圈。記得當晚住的房間是木板大通舖，媽媽、姊姊和我躺在通舖上一邊聊天，一邊看著天花板上兩隻壁虎追逐當娛樂，沒想到其中一隻壁虎「失手」墜落，差點掉進我們正聊得口沫橫飛、張大的嘴裡，我和姊姊嚇得翻身跳起尖叫逃竄，這也成為在台東車站機場、綠島機場及綠洲山莊外，對綠島的特殊回憶。

與在景美看守所隔著透明隔板用電話對話不同，在綠洲山莊，我們在類似會客室的廳房與爸爸會面，但有數名獄方人員一旁紀錄監視，當爸爸或媽媽講到獄方認為敏感的話題，就會介入阻止。或許因為年紀小，爸媽講話時，我們通常會獲准坐在爸爸身旁。記得小學時一次會面，我拉著爸爸的左手把玩，而爸爸放在大腿上的右手，有時會隨著講話不自覺地在腿上寫字，獄方人員緊張地睜大眼睛辨識，似乎想確認爸爸是否藉此對我們傳遞暗語。

因為往返離島小飛機能否起飛要看天決定，旅程中很多時間耗在冗長而無聊的機場等待，若有班機因氣候不佳取消，後續機位更是吃緊。在我還是看來沒有安全疑慮的小孩時，幾度在被安排坐在原本不能坐人的副駕駛座。一次從綠島回程，遇上颱風逼近，飛機全面停飛，我們只能改搭自蘭嶼出發的客船，在搖搖晃晃中抵達台東。

每年兩次的綠島行因此不但周折多，以當時家裡的經濟更是所費不貲。媽媽在1978年7月給二姨的信裡即提到，去綠島一趟若來回全部搭乘飛機，僅一人就要2100元（註：1978年台灣基本工資為2400元），若台灣段全部搭乘客運，雖然較便宜但車程長且危險，因此媽媽通常會選擇去程搭飛機到台東，轉小飛機到綠島，回程搭小飛機回台東後再乘客運回台北，但這樣三個人就要5000元交通費，住宿和餐費還要另計，如此一趟也只能和爸爸會面一小時，真是「一刻值千金」。

儘管路程辛苦，爸爸也覺得心疼，一直要媽媽不用千里迢迢去探視，但媽媽仍堅持寒暑假一定帶我們去會見爸爸，既是擔心爸爸一個人在綠島寂寞，也怕太久沒見，我們會認不得爸爸。因為媽媽一直記得爸爸說過，他第一次坐牢10年出獄時，看到路邊有一位陌生女子對他笑，爸爸感到莫名其妙，後來才發現這位妙齡女子原來是他離家時才13歲的小妹。

媽媽把爸爸當作第一要緊的事，也體現在我們一年兩次綠島行大包小包的行李整理上。談到這裡就要回頭解釋小表弟對我家很窮的質疑，其實我們並非一年到頭都沒有零食吃，表弟純粹是來的不是時候。

每年寒暑假的綠島行，因為等於有三個（腳夫）人力，媽媽會採買比平常寄送包裹更大量的餅乾、水果等食物，以給爸爸和獄友們分享。所謂大量，以某年8月16日的清單為例，就是26個檸檬、50個梨子、10個香瓜，4包肉鬆、2包麥片、1包奶粉、4包煎餅及其他食品藥品等等。此時，除了爸爸原本偏好的餅乾，媽媽會看看有沒有爸爸可能喜歡的新口味，這時的試吃員當然非我們莫屬。

由於一路上舟車勞頓，為了以最少的行李塞進最多的東西，還要加上裝訂我和姐姐的作文給爸爸，處女座的媽媽總是放好又調整、加加減減衡量再三，徹夜打包行李到天亮，幾乎每次都只休息一、兩個小時，就帶我們出門。

很多年以後我當了兩岸記者，一次在北京採訪時，適逢第一份對台白皮書出爐，一堆台灣記者擠在傳真機前，把拆掉訂書針的白皮書內容逐頁傳回報社。當我傳真完後將白皮書頁緣對齊，把拆下的訂書針從原孔洞穿回去壓平，恢復成小冊子的原貌，一位同業驚訝地稱讚我真是細心。記得當時我在心裡OS：這不過是每年寒暑假裝訂作文簿的日常啊！當下腦中也浮現了畫面，是記憶中那些日夜交會、天將亮未亮的清晨，客廳裡堆著滿地的食品、藥品和我們的作文簿，伴隨東西被放進塑膠袋悉悉簌簌的聲音，以及媽媽在行李堆中彎腰打包的身影。

(作者係陳明忠次女、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