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走獨立自主道路

遵義會議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及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歷史關頭召開的。彼時的中央紅軍，已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餘人銳減到3萬多人。慘重的失敗、險惡的環境，使黨和紅軍內部對錯誤領導嚴重懷疑和不滿。其時負責與共產國際聯繫的大功率電台被破壞了，因而從長征一開始，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就失去了聯繫。因此遵義會議是中共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干預下，獨立自主運用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政策的會議。經過14年艱難曲折，特別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紅軍高級將領和黨的高級幹部醒悟到：「為了能夠分析和考察各個不同的情況，應該在肩膀上長著自己的腦袋。」這一句「肩膀上長著自己的腦袋」，體現的正是獨立自主、敢闖新路的精神，也是用犧牲與教訓換來的真理。

在遵義會議上，年輕的中國共產黨扔掉「洋拐杖」，提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瞭解中國情況」。會議糾正了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問題上的錯誤，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明確指出，紅軍反「圍剿」的失敗及退出蘇區後遭到的嚴重損失，主要原因是博古和共產國際派駐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決議肯定了毛澤東等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會後，在行軍途中，根據會議精神，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隨後，軍委決定設置前敵司令部，以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接著，又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小組負責軍事行動。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後，黨和紅軍踏上了新的征程。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鏖戰臘子口…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的指揮下，呈現出新的面貌，顯示出強大的生機和活力，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中國革命終於嘗到了獨立自主帶來的勝利滋味。朱德為此賦詩曰：「群龍得首自騰翔，路線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揚。」

1963年9月，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說：「從那之後，我們就懂得要自己想問題，…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以遵義會議為起點，中國共產黨開始更加自主地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把握中國革命的主動權和領導權，這標誌著中共在經歷了曲折的道路後，在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

瓦窯堡會議擴大抗日戰線

在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地區前後，日本利用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加快了侵略中國的步伐。1935年5月，日本開始在華北製造事端，向國府提出對華北統治權的要求。7月，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與國民黨華北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達成「何梅協定」，攫取了河北、察哈爾兩省的大部分主權。11月，日本又策動漢奸殷汝耕等進行「華北五省自治運動」，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而國民黨政府則指派宋哲元等準備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適應日本要求「華北政權特殊化」。

隨著民族危機日益加深，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12月9日，在中共北平臨時工委會領導下，北平愛國學生數千人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救國示威遊行，喊出「反對華北自治運動」、「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等口號。16日北平學生和市民一萬多人，在天橋召開市民大會，會後舉行了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一二九」運動獲得全國人民熱烈的支持和聲援，掀起了全國抗日救國的新高潮。

形勢的變化，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制定出新的戰略方針。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義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這個宣言對推動抗日統一戰線和抗日救亡運動起到積極作用。

11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併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28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抗日救國宣言》，號召全國人民起來，抗日反蔣。

這時，中共面臨著從土地革命戰爭向民族革命戰爭轉變的新形勢。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陝西安定縣(今子長縣)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全國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軍事戰略。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指出黨的總任務是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抗日本進攻中國；黨在新形勢下的戰略方針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1936年應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擴大紅軍；執行「抗日聯軍」的策略等。

會議還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指出黨的路線是在發動、團聚與組織全中國一切革命力量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與蔣介石，並且提出「關門主義是黨內的主要危險」。為了符合抗日統一戰線的要求，決議將「工農共和國」改為「人民共和國」，同時改變不符合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

會議結束兩天後，毛澤東根據會議精神，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論證了民族資產階級在抗日的條件下，重新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提出「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爭鬥、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報告指出了中共和紅軍在統一戰線中具有決定意義的領導作用。

瓦窯堡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進中國後社會各階級之間相互關係的變化，明確提出了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瓦窯堡會議是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到全民族抗戰興起過程中，召開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發展。

會議既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和關門主義在政治策略上的錯誤，也警戒全黨汲取大革命中無產階級放棄領導權而導致革命失敗的教訓，從而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到來時掌握政治上的主動權；表明黨在繼遵義會議解決了軍事路線和組織問題後，開始努力解決政治路線問題；表明黨在總結革命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已經成熟起來，能夠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此後中共採取切實措施，進一步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推進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

西安事變促國共二次合作

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布《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全國人民抗日運動進入新的高潮，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擔負剿共任務的東北軍與西北軍厭惡內戰，力主抗敵，兩軍領導人張學良、楊虎城等開始與共產黨及紅軍產生聯繫，初步奠定了三方團結抗日的政治基礎。

蔣介石於1936年12月4日飛抵西安，要脅張、楊：如不加緊「剿共」，即將張、楊兩部分別調往安徽、福建，由中央軍進駐西北。張、楊力勸蔣介石聯共抗日，遭蔣峻拒。兩位愛國將領遂毅然決定實行兵諫。12月12日凌晨，張學良的衛隊進抵蔣介石駐地臨潼華清池，與蔣的衛隊交火。蔣聞槍聲倉皇越後牆逃走，爬上山坡隱蔽，被張學良的衛隊發現後捕獲。同時楊虎城部下將留居城中的蔣介石高級黨政軍官員陳誠等10餘人拘押。張、楊於12日當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總部」，成立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張、楊分任正、副委員長。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國民政府，停止內戰，釋放救國會領袖及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實行孫中山遺囑，召集救國會議等8項主張。同時致電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團結抗日大計。

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國民政府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主張進攻西安，借機擴大事態，奪取蔣的統治權力，進一步與日本妥協。親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則希望和平解決，以維護蔣的統治地位和英美在華利益。宋子文、宋美齡委託英籍顧問端納飛到西安探視情況。16日，何應欽就任「討逆軍」總司令，並派飛機轟炸西安臨近地區。

中共中央確定了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17日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到達西安，與張、楊懇切會談，並接見各方人士，堅決主張和平解決這次事變。22日宋子文、宋美齡飛抵西安，與張、楊及中共代表會談，24日達成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聯共抗日等項協議。周恩來會見蔣介石時，蔣表示以人格擔保履行上述協議。25日下午張學良護送蔣飛離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推動了國共兩黨再次合作，中國由此實現了從內戰到全國抗戰的偉大轉變。

結語

正是以瓦窯堡會議制定的正確方針政策為基礎，黨中央和毛澤東以中華民族團結抗日的大局為重，使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為日後8年抗戰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

遵義會議和瓦窯堡會議實現了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轉折。遵義會議和瓦窯堡會議之前的14年，中國革命歷經艱難曲折，二會後的14年，中國革命不斷贏得勝利。長征勝利之後，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全面抗戰時期，中共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成為中華民族贏得抗日戰爭勝利的中流砥柱。抗戰結束後，中共領導全國人民進行解放戰爭，推翻了國民黨政府，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共的歷史表明，黨的理論和路線正確與否，是關係全局、決定一切的。黨要形成正確的理論和路線，關鍵在於深刻認識和掌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國情，並把兩者正確地統一於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與時俱進，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才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