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台灣光復的次年，近百名優秀的台灣青年通過公費考試，前往大陸八所大學讀書，且看他們怎麼看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以及台灣光復時的心情。

70年前，台灣光復第二年(1946)，台灣省政府招考一批青年，公費保送到大陸升大學。四、五百人應考，近百名被錄取，保送到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廈門大學等八所高等院校。其中有從日本留學歸來的，有在台北帝大肄業的。2011年我及另一位老公費生陳弘整理出版了這批台籍青年的回憶錄（《見證台灣光復　中華復興》，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次年出版了繁體字，書名改為《欣見台灣光復　又逢中華復興》）。本文以下摘錄書裡的部分內容，讓更多人瞭解日據時期和光復初期的歷史真相。

嘗盡被日本統治的滋味

洪瑤楹：1945年5月，在台中讀書的我因為下中國象棋，被日本教師痛打，受到訓誡處分。同年6月，又因為沒有給日本員警敬禮，被連打帶踢捆綁拘留。此類對台灣人的歧視屢見不鮮，使我深深感受到作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的屈辱。「我是中國人」的強烈民族感刻印在心中，從此便盼望台灣光復回到祖國懷抱。

廖天朗：在台中一中讀書時，我利用柔道的優勢，幾次和同學們一起，在夜色朦朧下痛打那些白天欺壓我們的日本學生，以泄民族之恨。在每週例會上，校方侮辱我們是「清國奴」，欺壓台籍學生時，我們台籍同學一起發出鼻音「嗚」，以示抗議。校方上前制止，「嗚」聲此起彼伏，連續不斷，迫使校方無法應對。

楊玉輝：我至今還記得1942年秋天在學校發生的一件事。下午最後一節課臨近下課時，日本老師忽然談起一種糖，說這種糖本來是紅色的，含在嘴裡就變成綠色，再變成黃色……說到這裡他話鋒一轉，「這就是支那人，支那人就是變來變去，毫無誠信的變色龍！」剎那間，他的話被全班同學的噓聲所淹沒。他氣急敗壞，鐵青著臉，聲嘶力竭地喊叫：「是誰！有種的站起來！」沒有人說話，沒有人站起來，全班鴉雀無聲。老師一籌莫展，留下一句「沒有人承認不下課」，悻悻地走了。一小時、兩小時，天暗了，到晚上7點還是沒有人承認，老師只好讓同學們回家。

陳澤灸：日本殖民者在戶籍管理中分內地人（日本人）和本島人；戰時配給的糧、油等生活用品額度也各不相同；教育系統也是為了配合殖民者的奴化教育政策，不但教師用日語授課，課本內容盡是「皇民化」教育，台灣學生的升學也受到限制，多數學生報考理工科的學院，報考文科類別沒有出路，因為殖民當局怕台灣學生將來從事政治活動，反對殖民統治。

曾重郎：我讀一年級時，同班的日本學生重久常跑到我課桌前騷擾，不讓我看書。有一次，我實在忍不下去了，站起來把重久推到教室後頭，並將他按倒在地上，但沒有動手打他。重久的父親是警長，重久託比我高年級的員警兒子管野來教訓我，管野一猛拳打在我鼻樑上，我頓時鼻血直流。

謝發楸：我出生在苗栗縣客家人居住的鄉村。在殖民統治下，台灣人被迫接受各種各樣的「差別對待」。當時管轄新竹、桃園和苗栗三個縣的新竹州內只有一所新竹中學，該校招收150名學生，優先招收日本人，而且台灣人不得超過半數。

武裝起義要光復台灣

方舵：我1926年生於台北市，原名黃厚年。父親黃石養是個煤礦高級職員……直到1937年秋，才知道父親不顧個人安危，不顧三個孩子尚小需撫養，他和礦主及工人們毅然組織抗日團體，秘密製造刀、鏢等武器，組織武裝起義，要光復台灣。父親還親赴新加坡、印尼等地聯繫，發動華人共同抗日。日本1940年5月在全台下了拘捕令，數百人被捕，殘暴拷訊屠殺，台灣礦工72人慘死。父親就是罹難者之一。母親悲憤交加，突發腦溢血而亡。尚未成年的哥哥靠半工半讀養活我和弟弟，並供我們上學。

黃瑞霖：我父親黃朝生追隨蔣渭水參加抗日活動，先後參加文化協會和民眾黨。因為沒有按照殖民當局的「皇民化政策」改成日本姓名，我們遭一些日本人歧視和侮辱，被罵為「清國奴」。又由於在台北市同年級學生武道單打比賽中得了冠軍，我被外校的日本學生圍打得鼻青眼腫、頭破血流。

陳伯熙：我們在基隆中學畢業前夕，自發地舉行惜別晚餐會，互相傾吐五年來受欺淩的痛苦，最後決定做一個刻有F字頭、表示台灣人的皮帶扣，並在畢業紀念冊上相互鼓勵，有的寫「血濃於水」，有的寫「以血換血」等等，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意識。後來紀念冊被日本同學發現，告到校方。校方認為這是一次反日活動，還懷疑台灣同學秘密結社，立即上報基隆員警署，結果五名同學被扣留審訊，其餘被員警抄家和給予無限期停學的處分。這就是基隆中學F-mix（台灣人）事件。

我們的根在大海那一邊

蔡海金：1927年我出生在苗栗縣一個農村家庭。日本強行「皇民化」運動，要我們改姓名，但父親經常告訴我們，「我們來自福建泉州府同安縣，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的根在大海的那一邊」。

羅美行：年幼時在家裡講客家話，小學一年級開始學日語，三年級以後全部講日語，違者要受到嚴厲的懲罰。14歲那年我考進台北工業學校，老師都是日本人，學生九成以上是日本人，為數很少的台灣學生經常受欺負。隨著年齡增長，我漸漸感受到亡國的痛苦，心中的民族意識日漸增強，心底萌發出一個念頭：做事一定要比日本人強。

鄭鴻池（又名鄭堅）：我們鄭家跟隨鄭成功從福建省南安市石井鎮入台開拓，已在台繁衍十多代。我們都是台灣光復回歸祖國的歷史見證人。

楊威理：大連三中實施的是徹底的效忠天皇教育，但父親經常告訴我：「絕對不可忘記自己是中國人！現在是沒有辦法了，只好忍痛蟄伏一個時期。」有一件事情我終生難忘，那就是父親曾在他的手掌上寫一個大大的「漢」！

張克輝：日本投降後，沒有老師教國語，學生就自己買《自學國語》小冊子，互相高聲朗讀，「你好嗎？好久不見了。」「謝謝，我很好。」「我是中國人，你是中國人嗎？」「我是中國人。」

1947年夏天，彰化市教育局在彰化公園的戲院，組織一場演講會。上台演講的是幾位正在大陸念大學的台灣公費生，有杜長庚、江濃、許夢雄（徐盟山）、鄭鴻池（後改名鄭堅）等。從他們的演講中，我知道大陸青年正在為爭取自由民主而鬥爭，意識到新時代的青年應該負起改造社會的職責。會後，我們幾個青年同學還到孔子廟討論人生的理想和前途。從那時起，我心裡萌發了回大陸求學的念頭。

方木：1946年2月，我們在日本的一千多名台胞乘坐「高砂丸」客輪回到故鄉台灣。同年6月我報考北京大學被錄取了。不久，台灣各院校也開始招生，又報考了台北師範學院英語專業，也被錄取了。面對兩張錄取通知書，經過一番思想鬥爭，最後選擇回祖國大陸學習。

楊玉輝：1946年12月初到上海暨南大學報到。14位公費生都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有的被開除，有的不得不離開學校。杜長庚、許夢雄（徐萌山）、羅美行（白明）到了解放區，張璧坤回台參加台灣「四六」事件，後被槍決。劉碧堂回台，被捕入獄在獄裡病死。丁保安回台被捕，後出逃到日本。劉榮超回台念台大，畢業後赴美，留校任教。盧國松、李天贈上海解放前夕先後被捕，上海解放時獲救。1949年6月我和盧國松參加南下服務團到福建。

（作者係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前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