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有的如煙，有的卻歷久彌新。今年是大陸文革的50周年，不少紀念反思的文章，筆者不禁想到發生在1970年至1976年的保衛釣魚台運動。

保釣運動猶如聲聲春雷，打破了台海兩岸20多年的冰封狀態，啟動了祖國大陸與台港海外華人的大和解進程。釣運更是一場喚醒海外廣大華人認同祖國、回歸中國歷史文化主流的文化思想革命，因而在海外愛國運動史上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怎麼強調都不會過分。

海外新五四運動

周恩來說過，釣運是海外的「新五四運動」，而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場文化革命，因此釣運也可以說是海外的「文化革命」。

新舊文化革命有其共同特徵，例如兩者都是學生帶頭發動的學運，而且都是因日本的蠻橫侵略激發的，前有山東事件，後有釣魚台事件。所以新五四運動繼承舊五四運動的反帝愛國主義精神，也高舉「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標語旗幟。

當然時移世易，強權雖然依舊是惡鄰日本，但國賊已從舊的北洋軍閥變成蔣介石。來自台灣的留美學生公然挑戰國民政府的合法性和代表性，轉而認同新中國；單就這一點而言，釣運就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政治革命。

兩者都很快地由學運深入演變為影響深遠的文化思想運動。舊五四拜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為師，徹底批判孔丘主義，還引進歐美的自由主義和歐俄的馬克思主義；新五四運動當然也拜德賽兩位先生為師，但卻批判資本主義、自由主義；此外，除繼續拜馬克思為師之外，還拜毛澤東為師，視他為反帝的民族英雄；這對長期處在西方文化影響下的海外華人，以及「養於斯、育於斯」的台灣留美學生而言，的確是破天荒之舉。所以單就保釣反蔣反帝、批判歐美中心史觀，認同社會主義中國而言，它是一次文化思想的革命性飛躍。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這就相當於從清朝變為民國的革命性變化；1949年已經發生在中國大陸，但台港和海外中國人在美國主導的兩極冷戰格局下被推遲了20年，現在老保釣卻通過釣運初步完成了這個歷史使命。說它是初步，主要是因為就中國統一的進程而言，由於美日不斷設置障礙，百般阻撓，例如扶植島內外的各種分離勢力，所以還有一段艱辛漫長的路要走，釣運只是朝這個方向邁出了第一步。

新舊運動同中有異      

當然，新舊文化革命也有不同之點，其中最突出的是舊文化革命發生在國內，而新文化革命卻發生在台港和散居在異域他鄉的華人社會，特別是蝸居在全美校園、人數有限的台港留學生。由於脫離了母體，所以注定不可能有多大的作為，只能被動地起著邊緣的作用，隨著對岸主流的變化而變化。

新舊兩個文化革命另一個不同之點是，舊文化革命充滿創意，勇於擔當，不但敢於引進馬克思列寧主義，並進而走入廣大的中國農村，推動社會主義革命，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但新文化革命少了擔當，主要是自我批判，揚棄西方史觀的中國近現代史，虛心學習馬列毛思想，回歸中國的歷史文化。

筆者有幸見證並親身深入參與了海外的文化革命，與美東的老保釣共同創辦了學生刊物和報刊，例如紐約的《群報》、麻州的《新境界》，在紐約華埠的《美洲華僑日報》兼任論壇版主編，並於1976年分別主編了美東紀念毛澤東、周恩來逝世的特刊。此外，筆者還同當時哈佛校園的反戰美國同學，合寫了一本旨在批判以「現代化理論」為主流的中國學的書：《中國的不斷革命》(China’s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構建了一套美國自由主義左翼的新中國學，1975年由紐約Pantheon House出版發行，頗獲好評。

曇花一現、風雲際會               

正當這場海外文革方興未艾之際，大陸政局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毛澤東1976年逝世後，鄧小平出來主政，以經濟發展為中心，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當然，海外文革也在這種大氣候下曇花一現，走入歷史，漸為人們淡忘。

2016年風雲際會，許多重要的歷史節日巧合聚在一起，例如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文化大革命50周年，越戰50周年，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相繼逝世40周年、海外釣運46周年（台灣釣運45周年）等。更巧合的是，也是筆者來美遊學取經（1966年9月6日抵達哈佛校園）的50周年。

筆者為有幸見證並參與海外的文革而感到自豪。誠如老保釣袁旂所言，對台港的保釣世代而言，不論個人的事業多麼成功，如果在釣運這項民族的事業中缺席，將是終生無法彌補的莫大遺憾。梁任公的家教傳承就是兩個字：愛國。如果一個中國人忘掉了這個民族至高無上的精神追求，豈能終生無憾？

（作者係退休歷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