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敗割地，歷史常見，但中國在二次大戰是戰勝國，戰後並躋身世界五強之一，卻喪失廣袤外蒙古領土，追根究柢，這既是國際政治的殘酷，也是蔣介石欲打內戰而為史達林有機可乘之故。

中國對二次大戰全局有重大貢獻且堅持到最後，然而，艱辛勝利後沒多久，竟莫名其妙地失去一大片外蒙古領土。數十年來，國人議論當時為何承認外蒙古獨立往往語焉不詳，有說是雅爾達密約被美國出賣、《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被蘇聯壓迫云云。然該事件演變有違歷史常情，定有蹊蹺，特此為文一抒己見。

蘇美深諳中國抗日意義

無論在中國抗戰之前或抗戰的過程中，蘇聯及美國都極為重視中國抗日的戰略意義。「西安事變」時蔣介石被拘留，蘇聯領導人史達林運用全力維護蔣的安全並鞏固其地位，明言必須由蔣領導中國抗日，最有利於反法西斯大局。

史達林一向鼓勵中國抗日，因他深知希特勒在歐洲如旋風般崛起，以其作風及德、俄為宿敵的歷史，兩國早晚會有一戰，因而必須讓在東方行軍國主義的日本陷入戰爭泥淖，以避免蘇聯在歐洲和亞洲兩面作戰。史達林一面全力對德作戰，一面安撫日本。1941年4月，日本外相松岡洋右赴莫斯科，與蘇聯人民外交委員莫洛托夫談判訂立《日蘇互不侵犯條約》；雙方談定後，史達林出乎意料地親自到莫斯科火車站替松岡送行，並說：「不要忘記，我也是亞洲人呀」（史達林出生在喬治亞）。而日本方面，因中國戰場膠著，美國又援助中國抗日，當然不希望蘇聯再加入對日作戰。

1941年，日本因深陷中國戰場，進退維谷，於是跟美國展開長達8個月的談判，主要目的就是要求美國承認其在中國的特殊地位，要美國支持其與中國的和談，以便抽身。但美國堅決反對，在談判中虛與委蛇，日本覺得沒有希望，便偷襲珍珠港，發動對美作戰，寄望美國受創之餘能在談判中讓步。

日本太精於戰爭物質計算，而不懂戰略，也不了解西方文化，以至鑄成大錯。

雅爾達會議犧牲中國

1945年2月，美、英、蘇舉行雅爾達會議，達成的主要秘密協議內容為：蘇聯同意在歐洲戰事結束後二到三個月內開始對日作戰；蘇聯恢復日俄戰爭對日本失去的權利、領土；涉及中國者為旅順、大連兩港特殊化，外蒙古保持現狀（必須獲得中國的同意）。那時德國敗局已定，而亞洲戰局尚無結束的跡象，美國認為如沒有蘇聯參戰必不為功。

史達林想挾擊敗德國的餘威，打擊已成強弩之末的日本，報日俄戰爭(1904)失敗之仇，奪回日本當年從俄國獲得的利益，恢復蘇俄在亞洲的地位。加之，當時中國軍事力量薄弱，羅斯福只能要求蘇聯參戰，以加速擊敗日本。史達林是一個有企圖心、眼光及能力的戰略家，當然不會放過爭奪己國權利與擴張的機會。

羅斯福依照美日在太平洋血戰數年的經驗評估，如果進攻日本本土，需要100萬美軍和50萬英軍，而且日本必會頑抗，美軍將蒙受重大傷亡，當時原子彈研製尚未成功，因此亟需拉蘇聯參戰，遂同意恢復俄國被日本奪去的利益，作為報酬；而涉及中國主權的外蒙古問題，史達林只提出「維持現狀」而已，亦屬並不過分；以後如何發展，當然是主權國中國的問題，那時羅斯福、史達林均未否認中國對外蒙古擁有主權。

筆者認為，羅斯福的思考過於機械論、唯物論，沒有辯證的觀察力。其實，當時日本已露出敗相，何需勞動蘇聯參戰？史達林慨然答應參戰打日本，即可做為反證。況且，羅斯福參加雅爾達會議時已病重，返國後大約兩個月就過世了。

中蘇條約喪權辱國

1945年6月9日，美國繼任總統杜魯門與代理國務卿格魯(J. Grew)在華府約見中國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告知雅爾達秘密協議的內容，而美方也要求中國與蘇聯談判簽訂《友好同盟條約》。12日，蘇聯駐華大使彼得羅夫赴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的官邸，出示進行中蘇交涉的先決條件，其內容大致與雅爾達協議內容類似。

6月下旬，國民政府派宋子文、王世杰、蔣經國等人由重慶飛往莫斯科談判。8月14日，涉及中國失去外蒙古主權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字。當蔣介石決定同意外蒙古獨立的條件時，首席談判代表宋子文拒絕在條約上簽字，最終是由接任的外交部長王世杰簽約。

其實，雅爾達會議與中蘇簽約時，二戰局勢已完全不同。其一，雅爾達雅會議時，羅斯福欲借蘇聯之力打敗日本；中蘇訂約時，日本已遭受兩次原子彈轟炸，舉國惶恐，正準備投降，不需蘇聯出兵打擊日本。其二，中蘇談判條約時，史達林仍以雅爾達會議為張本論事，根本是欺侮國民黨代表的無能軟弱。其三，中蘇談判時，美國總統已換成反蘇的杜魯門，如史達林乘日本投降之際出兵東北，杜魯門必不以為然，自會思考抵制蘇聯的策略，此時史達林並沒有國際優勢可以壓迫中國代表放棄外蒙古的主權。

筆者認為，蔣介石肯點頭答應，唯一解釋得通的理由是：蔣介石想以同意外蒙古獨立，換取史達林應允不支持中國共產黨打內戰。至於有關中國放棄外蒙古係受美、蘇壓迫的說法，恐怕只是脫罪的說辭而已。

蔣為一黨之私犯歷史大錯

史達林之後支持中共打內戰，主要取決於國共內戰及國際局勢的變化，權衡利害，而採取最有利於蘇聯國家利益的行動，與內戰某方的一紙條約無關。筆者研判，史達林在談判時，超出雅爾達的範圍，強硬提出讓外蒙古獨立作條件，應是洞悉中方有求於蘇聯，而戰後中國又將爆發內戰，蔣介石專力於此，對外自然會較軟弱。

另外，則是談判技巧，抬高要求，取法乎上，而得乎中，史達林曾對蔣經國摔文件，足證此點。中國代表團很快得到蔣介石的訓令同意簽約，恐怕也令史達林大感驚奇，怎麼可能得來全不費功夫？因此，蔣介石同意放棄大片領土，換取在戰略上「不支持中共打內戰」的保證，實屬荒唐，失敗是必然的。

1945年日本投降時，世界冷戰格局已萌芽，蔣介石卻與史達林訂定友好同盟條約，此舉不但不會得到國際的尊重，也失去美國對其能力的信任，更為中國人民所不恥。蔣介石如堅決要求蘇俄自東北撤軍，解決旅、大問題，並堅持外蒙古為中國的領土，則必會獲得中國人民的支持，戰略上也會獲得美國的同意。如為尊重外蒙古半獨立的現狀，可不要求立刻實質統一（此亦為雅爾達會議時史達林的要求），則不論後來內戰結果如何，至少能給中華民族保留領土、資源及戰略縱深的機會，以及起碼談判時有骨氣與智慧的記錄。

筆者以為，蔣介石不明國際戰略大局，也為一黨之私，喪失了外蒙古，犯下了極大的歷史性錯誤，貽害至為深遠。後來蔣介石在台灣宣布撤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又在聯合國運作取消承認外蒙古獨立，可是事實已造成，亡羊補牢亦為時晚矣！

（作者係旅美工程師、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