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上賊船，急流勇退

熊希齡從入主國務院的那一天起，便注定了他無法逃脫失敗的命運。袁世凱之所以讓熊希齡組閣，並非看中他的雄才大略，而是想利用他和進步黨人謀取更大利益。1914年辭去國務總理後的熊希齡，內心充滿了怨恨和苦痛，久久不能從悲痛的夢魘中解脫出來。自涉足官場以來，他幾度沉浮，歷經炎涼，「平生似遇而實未遇，欲有為而終不可為」，心中自有說不出的苦澀與怨恨。

理想與現實的強烈反差，內憂外患的黑暗現實，封建軍閥的腐朽專制和窮兵黷武，這一切憑熊希齡的一己之力，根本改變不了什麼。他身心疲憊，萬念俱灰，陷入痛苦的泥淖中不能自拔。經歷了無數次心靈深處的自我反省，熊希齡終於決定「退出官場，決志歸隱！」

河北、北京、天津救災

熊希齡自從1916年6月退出政壇後，曾經試圖以隱居的方式來逃避現實。可是正當他消極苦悶達於極點的時候，一個偶然的契機將他解脫出來。他終於找到一條通往新生活的道路。

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內天雨連綿，山洪暴漲。永定、大清、子牙、南運、北運五條大河同時決堤漫溢，決口數百餘道，洪水滔滔，泛濫各地，京畿一帶頃成澤國。據載：「北自張家口，西至西陵房山以西，東至山海關，南抵黃河」，大約一萬平方公里之廣，「蓋無有不被災之事」。被災縣達一○三個，村莊一萬九千餘，田畝二十五萬餘頃被淹，災民逾六百萬人。如此浩劫，為北方「五十年來所未有」。

大災發生時，熊希齡正隱居天津，津埠亦在巨浸之中。他的寓所小孟莊10號自然是被河水吞沒了。他稱自己為「雙料難民」，因為家鄉沅州（芷江）其時也遭兵燹。1917年9月25日，也就是「水決天津、淹灌全埠」的那一天，他目睹「難民露宿，呼號求援」的慘狀，良心不安。當即奔赴北京，向中國銀行公會求助。得捐款萬餘元，交由京師警察廳購備糧食，運津賑濟。嗣又往告政府，極力主張籌款，賑濟整個災區的飢民。財政總長梁啟超與外交總長汪大燮提交國務會議討論，結果閣員們一致認為：「除非有熊希齡出來主賑，方可定議。」

熊希齡原只想向政府建議賑災，並沒想要由自己主賑。如今政府竟然執意要他出來，這無疑是逼著他再重回政府部門來任職。要他改變初衷當然是件難為的事情，同時對賑災重任也說不上有多大的把握。熊希齡最終「勉為其難」接受這項重任的原因很多。除對災民有一片同情心，以及以救人濟世為己任之外，還有就是把這次救災當作對過去政治過失的「贖罪」。

1917年9月29日，大總統馮國璋頒發特派熊希齡督辦京畿一帶水災河工善後事宜的命令，次日，馮又命財政部撥款30萬元交熊趕辦急賑。10月2日，熊希齡從天津查勘災情回京，4日他便就職任事了。

在北京香山建慈幼院

在災賑的過程中，熊希齡了解到各地災民因缺衣乏食，有把自己的兒女棄置路旁或標價出賣的；也有父母帶著兒女投河自盡或全家自殺的，情狀極為可憐。熊在就任後的第七天（1917年10月11日），便向受災各縣發去急電，請他們嚴禁出賣幼孩。謂「本處正在籌畫收養老幼辦法，在此項辦法未規定以前」，仰各縣先行「墊款就地收養」，「或委託各教會代為收養」。俟督辦處派各路查賑委員到各地查復之後，即「撥款歸還」。

急電發出後，熊希齡在10月15日京畿水災籌賑聯合會成立大會上，提出收養災孩的具體議案。會後又經與聯合會同仁討論磋商，決定仍由受災各縣自行收養，由督辦處商同聯合會撥款接濟。11月8日，他向受災各縣頒發了收養災孩的布告。

然而，各災區自9月份被災以來，許多災民早已攜帶兒女逃離故土。顯然，單純由各災區自行收養災孩並不能解決問題。至於那些離開故土四出逃亡的災民，許多都逃至北京，「就食京畿者日眾」。自然也帶來了許多幼弱兒童。這使得熊希齡感到有必要在北京也設立兒童收養機構，「俾被災之戶有所依投」。於是他又與同仁商定，決定在北京設立一所慈幼局。制定了收養簡章15條，規定該局作為臨時機構暫行設立，限期5個月，俟水患平後，仍由各家屬「隨時承領」回籍。

11月16日，熊希齡以督辦處名義，聘請天主教徒英斂之擔任慈幼局長，負責收養災孩的具體工作。有關慈幼局的開辦費與經常費用，由熊希齡商同京畿水災籌賑聯合會（熊任該會會長），從民捐的存款項下提撥。11月20日，北京慈幼局在西安門內府右街培根女學校舊址正式開辦。兩個月後，慈幼局分設男、女兩所，以培根女校舊址為一所，專收女孩；另在北京二龍坑鄭王府花園新闢一所，專收男孩。

兩所慈幼局設立後，災童源源不斷地送到，很快就收養了一千餘人。慈幼局原本只規定開辦5個月，然後「將男女嬰孩分別招領或遣送」。但到了1918年4月水患已平，慈幼局準備結束解散時，各家屬陸續領回800餘災孩，最後還剩下200餘人無人認領。熊希齡商請北京的各慈善機關接收教養，但「均以房屋不敷，難為收錄」。而原來租用的兩所辦慈幼局的房舍，也不能長期租用下去。如此一來，熊希齡就不得不考慮建立一個永久性的機構收養這些無家可歸的災孩。但在北京城內實在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地方，於是熊希齡想到距京30里的北京西郊─香山靜宜園。

香山靜宜園原是前清的行宮，1911年清帝遜位後，這裡仍由前清皇室經管使用。1913年熊希齡任熱河都統的時候，為了保存這裡的古蹟和使香山附近的貧苦子弟受教育，曾提撥一些公款，又出面募了些錢，將靜宜園的破舊房屋修理了一番，而這也就成為後來的北京香山慈幼院。

慈幼院規模大設施完善

獻身慈善教育是熊希齡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也是時勢造英雄所致，香山慈幼院開了我國慈善教育先河。香山慈幼院規模宏大、設施完善、教育先進、師資精幹，在當年獨一無二，於今也堪稱一流。香山慈幼院從嬰兒、幼兒、小學、中學、師範、職業專科到校辦工廠，形成一系列完整的教育體系，為我國教育領域所獨有。香山慈幼院實行德、智、體、群全面教育方針，尤重德育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推行學校、家庭、社會三合一的教育體系，設立小家庭，使孤兒享受到母愛和家庭的溫暖。

「小家庭」模式建於1934年，比1949年奧地利的世界第一所國際SOS兒童村都早15年。熊希齡從國情及實際需要出發，為了培養中國短缺的師資，考慮到孤貧兒童未來的出路，重視興辦師範教育和職業教育，實行教育和勞動相結合，使學生走出校門後能夠自立於社會。

在民國初年時期，熊希齡的教育思想、辦學方針是先進的、超前的。香山慈幼院是新式教育的試驗園地，是孤貧兒童的樂園，是培養自食其力人才的基地。它曾譽滿全國，揚名海外，直至今日，其辦學經驗仍有值得學習、參考之處。熊希齡殫精竭慮，鞠躬盡瘁地興辦慈善教育，功不可沒。當然，在實行社會主義的現代中國，扶危濟困、救助失學兒童，也早已成為政府施政的重點工作。

(作者係退休大學歷史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