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交棒給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實現了政權和平轉移與權力更迭。此過程雖未經新加坡人民的選舉授權，不符合現代政治學的民主程序原則；但不能否認：連續執政20年的李顯龍把政權交給年輕人，交給李姓家族之外的人，讓新加坡從此擺脫家族政治的陰霾，掙脫了基於血緣關係建立的「世襲」紐帶。

李顯龍敢於打破陳規陋俗和既得利益的羈束，選擇了一條對國家和人民最優的道路，實在是新加坡之福。

子承父業的家族政治

李顯龍能夠當選新加坡總理，完全是憑藉父蔭的結果。李顯龍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太子黨」，掌握了國家實權。在非民主的政治環境下，統治者充滿了權力焦慮，時刻擔心自己手上的權力會被政治對手和人民群眾奪走。因此，只有把權力交給自己人，交給自己的兒子才最放心、最安全。因為天下之人都可能背叛自己，唯獨自己的兒子不會背叛自己。再說，自己辛苦打拼的天下不就是為了傳給自己的後人嗎？光耀門楣、封妻蔭子，傳位於兒子符合華人的文化邏輯。子承父業，也被整個華人社會所廣泛接受和認同。所以，李顯龍的接班在整個新加坡社會並未激起多大的抗議浪潮，幾乎可以說是一帆風順。

這種家族政治把整個國家異化為統治者的私人家產，官僚集團不過是替統治者工作的打工仔，拿的是統治者發放的雇傭工資，權力源自統治者的個人授權，官員的晉升和仕途全都仰賴統治者的個人意志，統治者則依靠個人偏好向社會提供經濟機會和政治權力，傾向於人格化的方式對待民眾，缺乏普遍適用的規則體系和制度系統；官員和統治者之間形成強烈的人身依附關係，使得公共政策和政治決策缺乏公開性和透明度，政府官員和精英階層透過依附權力中心來獲得利益，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普通民眾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缺乏相應管道去實現多元化的政治參與，增加了新加坡政治結構的威權主義色彩。

李顯龍政績和新加坡善治

新加坡在李光耀、李顯龍父子的帶領下，人均GDP從1965年建國時的516.5美元，躍升到2023年的8.47萬美元；2022年新加坡男女預期壽命分別達到80.7歲和85.2歲；新加坡的人類發展指數(HDI)極高，2024年達到創紀錄的0.949，首度躋身世界前十名；2024年5月國際智庫經濟與和平研究所公布的《2023年全球青年發展指數報告》顯示：新加坡在教育、安全、平等和包容、健康與福祉、就業和機會在內的幾乎所有領域都拿到高分，除了公民參與和政治之外，新加坡的全球青年發展指數高達0.868，名列世界第一；新加坡不僅是亞太經合組織、東南亞國家聯盟和亞歐會議等國際組織的成員，而且是RCEP、CPTPP的首批簽署國，是全球簽署多邊自由貿易協定最多的國家之一，超過3500家企業把區域總部設置在新加坡；是全球重要的物流、貿易和航運中心，也是亞洲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

國際非營利組織世界正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公布的2023年新加坡法治指數為0.78，世界排名第17位，亞洲第1；2023年的清廉指數達到83分，世界第5，亞洲第1；2024年3月發布的「全球信任晴雨表」(Edelman Trust Barometer)顯示：新加坡人民對政府的信任達到77%，名列世界第4，國家和社會關係融洽，人民對政府高度信任。

綜上所述，新加坡已成為一個經濟繁榮、政治穩定、社會體面、文化昌盛和人民富足的現代經濟體，逐漸實現了政治多元與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之間的動態均衡，達致了善治的政治效益。

標準的競爭性威權主義

自1965年新加坡從馬來西亞獨立出來以後，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就一直是新加坡的執政黨，新加坡雖也存在反對黨，但反對黨如新加坡工人黨、國民團結黨等，在國會中很少能影響和制約執政黨的政治決策和立法過程，左右公共政策的制訂，更遑論監督和制約執政黨。為避免國會中的一言堂及國際觀感，人民行動黨操控的國會1991年修改選舉制度，有意識地調整了國家政黨體制，在國會中允許最多9席的「非選區議員」名額。

為了掌控權力，新加坡的選區總數及其範圍（單選區和集選區）都是由總理在《政府憲報》隨機宣布的，選區設置、數量及範圍，甚至名稱都不固定，反對黨難以和執政黨就權力資源和權力分配進行充分競爭。另外，集選區制度明顯提高了得票的門檻，令反對黨難以尋覓德才兼備的候選人，組織強大富有競爭力的政治團隊，致使反對黨無法挑戰現有的執政團隊。實際上，自集選區制度實施以來，不少人民行動黨的候選人都是自動當選，反對黨贏得集選區議席只發生過4次，而且是在執政黨施政失誤的情況下才發生的。

這種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明顯有利於人民行動黨操縱或濫用民主選舉，不利於反對黨的甄選和動員，執政黨可利用民主規則輕鬆贏得勝利，選舉的唯一意義在於為執政黨提供政治合法性而已。反對黨在新加坡的政黨政治中扮演花瓶的角色，為威權政治擦脂抹粉。

人民行動黨透過不公正、不公平和不透明的選舉擊敗反對黨，釋放了社會的不滿和怨恨，客觀上扮演了一個減壓閥的角色，既塑造了執政黨開明、進步和理性的政象，又嚇阻了政治精英的叛變，讓新加坡難以被歸類為自由民主國家。通過定期舉行的投票選舉，人民行動黨重構了恩庇—侍從主義網路，把欠缺充分競爭和威權主義有機結合起來，塑造了獨具特色的新加坡模式：有法制而無法治；有選舉而無民主，是不折不扣的「競爭性威權主義」(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作者係浙江大學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