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曾經長期停滯？

鴉片戰爭失敗後，仁人志士為求中國從積弱衰落中復興，不斷檢討失敗的原因，尋求對策。在這一過程中，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對研究議題的提出產生了直接影響。長期以來，西方學者比較《馬可波羅遊記》和清末傳教士們傳回的中國社會情況，認為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發展。在他們的意識裡，「停滯」的中國自然不能產生資本主義萌芽，更不會自發產生資本主義了。

在這種思維的主導下，他們對19世紀西方殖民主義者侵略中國，有一套辯解說辭：「第三世界，尤其中國的社會，長期停滯，無法自力解決；只有我們帶來的新科技和資金才能解救中國，啟動停滯的中國社會生產力。因此，我們不是侵略者，而是教育者。」這一謬論後來被日本軍國主義者襲用，他們謬稱侵略中國是給予長期停滯的中國社會最後打擊的力量，把中國社會從長期停滯中解放出來。這些謬論引起中國人的強烈反應，討論「中國社會是否長期停滯」成為重要研究課題。如果中國社會長期停滯，又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1927年國民黨背叛革命，大革命遭受重大挫折，討論中國革命出了什麼問題，成為大家關注的重點；不只是中共學者，左派學者、右派學者都參與討論。他們認為中國革命出問題是因參加革命的人沒能正確地理解當前社會的性質、當前的社會問題和當前社會的形態；因此，正確認識中國當前社會的性質成為論戰的焦點。判定現代社會性質，就要注意現代社會之前的社會發展階段及其性質。論戰中有學者指出，中國在封建社會的晚期已有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力的干預，中國也會緩慢地走上資本主義社會；因而，證明近代以前的中國社會是個發展中的社會，不是停滯的社會，但資本主義萌芽為何沒發展為成熟的資本主義，成為必須進一步研究的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遂成為社會史論戰的重要議題之一。

呂振羽和鄧拓兩位較早主張，中國在封建社會晚期已有資本主義萌芽。這個講法，後來被毛澤東寫進《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句經常被引用的名句：「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

1949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成為「五朵金花」之一繼續展開討論。討論此問題的意義，主要在辨明歷史上的中國是否能自力發展出資本主義，如果能，就表示中國不必靠外力，也能實現近代化。如果有困難，困難何在？該如何解決？這對1950年代的中國是經世致用的史學任務。

資本主義萌芽到底是什麼，最具代表性的說法是吳承明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冊提到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就是生產關係的發展過程，具有過渡性和雙重性。這個生產關係是在封建社會晚期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對它所出現的社會跟時代是一個新的，先進的生產關係，是有延續性的。要判定封建社會晚期是否有資本主義萌芽，就要討論生產關係。這生產關係到底是不是農奴性的，工匠的身份到底是否受地主或作坊主人控制，有沒有自由的雇傭，有沒有自由地選擇主人的權利。討論主要集中在這雇傭關係。」因此，1950年代開展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討，其重點偏重在「生產關係」，而非「生產力」。

偏重「生產關係」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是注重社會性質討論的「中國社會史論戰」的遺產。早在1930年代，學者便討論古代中國社會性質，開始研究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問題。1950年代，為批判需要靠外力才能打破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的謬說，中國學者在明清社會經濟史料中，尋找手工業與商業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因素與生產關係」的「萌芽」，來證明在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以前，中國社會經濟已經出現重要的變化，不是停滯的。不論作為「中國社會史論戰」中的討論問題，還是新中國成立後的「五朵金花」之一，「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都與打破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的謬論緊密相關。

明末已有資本主義萌芽

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學者是呂振羽，他在1937年上海黎明書局出版的《中國政治思想史》，首次提出明末已有資本主義萌芽的說法，認為王夫之、黃宗羲等人的思想反映了「萌芽狀態中的市民思想」、「明清之際，布爾喬亞的都市經濟成長，已成為社會經濟領域中一個重要的因素」。

代表性的學者還有鄧拓。1935年鄧拓在《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上發表《中國社會經濟「長期停滯」的考察》說：「在西方列強侵入以前, 中國封建社會的體內，已經存在和發展著否定它的母體的因素了。假設當時沒有國際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這一封建社會，也可能由其自體內所包孕的否定因素的發展而崩潰，蛻化為資本主義的社會的。可是外來資本主義的侵入，卻截斷了這一歷史的階段，使中國經濟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而轉向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

首倡以民間文獻研究社會史和經濟史的傅衣凌，於1954年先後發表《明代蘇州織工、江西陶工反封建鬥爭史料類輯：附論手工業勞動者在農民戰爭中所起的作用問題》和《明代江南地主經濟新發展的初步研究》。他指出：「江浙的紡織業已向工廠手工業發展，出現接近資本主義家內作業的最初生產形態，雖然新出現的東西尚非完備，而只是片斷的，偶然的散在，但這種新的力量卻逐漸孕育滋長於封建社會的母體中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同時也發現明代江南地經濟成分，逐漸排除封建勞役制的束縛，而向資本制的過渡階段的道路前進。」

傅衣凌的研究深受海內外學者重視，侯外廬、尚鉞、陳振漢、楊開道等去信商榷，日本的天野元之助等也向他索取文章。1955年，學界掀起《紅樓夢》時代背景的討論，許多文章開始觸及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於是，中國史學界展開「五朵金花」 之一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討論熱潮。

50年代末研究出現偏差

1950年代後期的一些研究出現偏差。研究者無意中仍落在「歐洲中心論」的窠臼，把西歐歷史發展模式硬往中國歷史上套，如把明代後期的城市民變解釋為近代西歐的「市民運動」。現實政治氛圍局限，有些研究者走向「以論代史」為主的政治批判，偏離「實事求是」的歷史科學研究。改革開放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重新啟動，秉承1957年以前那種從事手工業和商業各部門的實證研究，仍偏重「生產關係」研究。研究成果雖與以前基本相同，但發掘出更多新史料，更精細深入論述明清的手工業和商業各部門的實況，討論資本主義萌芽為何不能茁壯成長的因素。

改革開放之初，中美建交，兩國的學術交流因此展開。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傳來之際，正逢大陸逐漸突破某些「禁區」，不再糾纏於概念的爭論。中國史學界邁向探索新思想、新問題，運用新觀點和方法的研究道路。史學研究的新發展：一是較多地進行中西比較；二是擴大史料的運用範圍，除了注意民間文獻如契約、文書、碑刻、檔案等的搜集與運用，還注重實地調查與口述歷史。

在這一史學研究的新趨勢下，許多史學工作者，尤其是青年學者，開始運用新理論和方法研究社會史和文化史。隨著史學界研究趨勢的變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不再像以前那樣受到眷顧。進入1990年代，學術界關於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明顯降溫；在各個史學研討會中，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相關論文越來越少，專門的論著也大為減少。仍然堅持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少數論著，則把重點從實證研究，轉移到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反思」。

然而，這種「反思」相當程度受到美國學術話語權的影響。美國學界一向否定中國有資本主義萌芽，美籍華人黃仁宇更以現代西方典型的資本主義因素量度明清社會經濟，因而全盤否定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存在。中國學界反思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可以歸結為，基於民族立場的反帝情緒的「情結論」，以及基於中國與西歐政治、社會不同而主張的「假問題論」。一時之間，連總結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的吳承明，也不再提資本主義萌芽，而代以「市場經濟」論明清社會經濟。至此，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似乎已逐漸淡出史學研究的主流，否定中國歷史存在過資本主義萌芽的觀點占了上風。

事實上，「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學術意義不容輕易否定。作為「五朵金花」之一，1950年代「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成果極為豐碩，不僅涉及手工業如紡織業、棉織業和絲織業等部門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還討論礦冶業、製陶業、製瓷業、造紙業、榨油業、製糖業、鹽業等行業的萌芽。學者們從明清文集、地方誌、小說、筆記、族譜等各種史料中，爬梳、發掘大量明清社會經濟史相關的史料，填補了這段歷史的空白，尤其是農業、手工業與商業發展的史實。同時，改革開放後的「反思」在相當程度上，也是美國學術話語權的外來產物，缺乏植根於本土問題意識的省思，和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學術貢獻的客觀評價。

破除迷思方能推進研究

其實，海外學界並非皆與美國一樣，全面否定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二戰後，日本學界反省侵華戰爭的錯誤，認識到只從負面論中國歷史，遂致誤判「腐敗的中國」不堪一擊。日本學者植村清二說：「沒想到六億中國民眾經此強力打擊，不但沒有被打倒，反而結集強烈的民族意識。中國就像一大塊脆弱的生鐵，經大戰的灼熱溶解，千錘百煉，鍛煉成富彈性堅硬的鋼鐵。」於是，日本學界改從正面看中國歷史，西嶋定生首先研究江南農村手工業的棉紡織業，他發現明清太倉式的紡紗機一次可以紡四根紗，而且中國的紡織業早就用水力紡麻。這雖不足以證明中國在明代手工業具備產業革命的條件，但至少可以說中國的手工業技術在當時是領先的。

許多日本學者接著研究明清農村與城鎮手工業及商業，他們也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從紡織業、礦業、鹽業、陶業等行業，研究明清手工業中是否出現「手工工廠」(Manufacture)，討論商品經濟的發展及商業資本進入農村與城鎮手工業部門，產生的「問屋制」(putting-out system)。「問屋制」就是「包買制」，在手工業生產方面叫「散作制」；產業革命的生產方式是把工人集中在同一個廠房裡，配合機器生產程序的工廠制，在17世紀英國產業革命之前，東方西方都一樣，是工人分散在各別作坊，或在家庭工作的手工工廠散作制。

日本學界的研究雖未普遍使用「資本主義萌芽」，但他們的研究實質內涵卻與中國學者異曲同工，遙相呼應。無獨有偶，1990年代後期，部分歐美學者受到反「歐洲中心論」的影響，主張不應以歐洲發展模式為普世標準，評量中國歷史尤其不能以西方最先進的時空與中國作比較。人類歷史發展有普世的共性，也有各地特殊的個性，不能一概而論。王國斌在《轉變中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從經濟變化、國家形成和社會抗爭三方面入手，通過比較中國與西歐長時段歷史的異同，否定長期盛行的西方中心主義研究框架，展現中西社會、經濟、政治史的總體脈絡和各自的特點。據此，他主張不能以近代西方資本主義作為絕對典型標準，來評量「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而說中國有無「資本主義萌芽」。

中國採手工工廠與散作制

王國斌的同事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則在《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考察18世紀產業革命前中西雙方的社會發展，認為當時中西社會發展程度接近，均處於農村和城鎮手工業及商品市場經濟發展階段，西方沒有明顯的和獨有的內生優勢。18世紀末、19世紀初，西方發生產業革命，歷史才來到了一個岔路口，東西方之間逐漸分道揚鑣，距離越來越大。造成這種分離（即西方走向了現代化而中國卻沒有）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陸的開發；二是英國煤礦優越的地理位置。彭慕然把這個東西方分道揚鑣的過程稱之為「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他的研究受到國際史學界肯定。

其實，此論點並非彭慕然憑空發明的，1950年代以來中國和日本學界，在對前近代中國的農村和城鎮手工業及商品市場經濟的研究，已肯定手工工廠與散作制在明清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1960年代末期，美國學者孟德爾斯(Franklin F. Mendels)提出「產業化初階」(Proto-Industrialization)的產業革命前的經濟形態，包含農村手工業(Cottage Industry)和散作制(Putting-out System)。一方面，因應人口增加的生活壓力，農村家庭發展了手工業副業，作為生活補助；另一方面，因應日漸擴張的世界市場，城鎮手工業者或商人資本家利用農村增加的人口而產生的廉價勞力，將手工業原料供給分散於農村家庭手工作坊，或以預付包買農村家庭手工業產品的方式，獲取農村生產的利得。

產業化初階理論所注重的西歐農村手工業，以及商業資本介入生產的散作制或包買制，的確與明清社會經濟發展相似。「產業化初階」的內容和彭慕然「大分流」前的歐洲社會經濟體制，與中、日學界講的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因素」、「手工工廠」、「問屋制」基本相似。事實上，各方研究再度肯定了前近代的明清 「資本主義萌芽」的實質存在，所不同的，只是使用的概念不同而已。

21世紀以來，中國學者與西方學者就明清社會經濟史問題繼續對話。李伯重認為1950年代的歷史情境不再，今後中國經濟研究要擺脫舊的「資本主義萌芽情結」，以開創史學新局面。他提出以「早期工業化」理論，來取代「產業化初階」研究範式。他要改變「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過分注重生產關係，忽略生產力研究的缺憾；他提倡研究工業賴以發展的主要物質條件，比如勞動力的供求、資源的配置、技術跟資本構成等方面的問題；要開展紡織工業以外的其他手工業及其生產力的研究，而且要將城鄉手工業作為一體來研究，不應分別的、單獨的加以研究。

李伯重提倡的「早期工業化」研究範式，是中國經濟史研究學界值得關注和努力的新方向。前近代明清社會經濟發展的研究，雖不以「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為名，實際上卻成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新發展；「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不是「假問題」，它確實存在。誠如不久前過世的美籍土耳其裔歷史學家德里克(Arif Dirlik)說的：「在他們（中國歷史學者）試圖發掘中國歷史中的資本主義的努力裡，中國歷史學家發掘出的史料，大幅度地改變曾經流行一時的中國經濟停滯論。的確，近年來相關的學術著作顯示，帝制時代晚期中國社會是持續漸進地商品化。」

近百年來中國學者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上的努力，不僅打破中國社會與經濟的「停滯論」，而且發掘出了大量史料，填補過去人們對這段歷史的空白，釐清了明清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21世紀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又發展出注重生產力及賴以發展的主要物質條件的新研究方向。「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

(作者係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