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似不想改變貿易方針

而戴琪的這一提法，本身就來自其前任、川普政府的萊特希澤。他在發表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的一篇文章裡這樣寫道：「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由我領導）採取了大刀闊斧、時而備受爭議的措施以保護美國的就業。…本屆政府的目標依然是：實施以工人為中心、平衡的貿易政策，贏得兩黨的廣泛共識，為美國人帶來更好的收益。」由此可見，蘇利文和戴琪在「恢復製造業大國，將就業崗位帶回美國」這一雄心上，與川普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他們的貿易方針，不過是讓拜登的新瓶裝進川普的老酒罷了。

可問題在於，川普和萊特希澤的這一雄心，最終以失敗告終。正如過去幾個月所見的，他們不僅沒能贏得兩黨的廣泛共識，而且也沒能給美國人帶來更好的收益，反倒讓事情更趨惡化。

貿易戰剝奪美國就業機會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BC)委託牛津經濟研究院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自川普發動貿易戰後，自2018年至今，已導致美國減少了24.5萬個就業崗位。報告進一步指出，如對華貿易戰持續升級，而令全球兩大經濟體明顯脫鉤，美國的GDP將在未來五年至少縮水1.6兆美元，並在2022年減少73.2萬個就業崗位。

另一家在美國頗具影響力的商業遊說團體，美國全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的研究也表明：美中關係日益緊張可能帶給美國企業嚴重後果，最壞的情況將重創美國一些主要行業。這份名為「理解美中脫鉤」(Understanding U.S.-China Decoupling)的報告共計88頁，其中設想了這兩個經濟超級大國徹底中斷了銷售活動的情景，這種情況只有在全面開戰時才可能發生。這項報告還研究了脫鉤對於四種行業的潛在影響，包括失去進入中國半導體市場的機會，如此將損失540億至1,240億美元，並使得10萬個美國工作崗位面臨風險；徵收關稅也會威脅到化工產業，損失最高恐達380億美元，影響近10萬個工作崗位。

美國製造業早已轉出

其實這個結果是可預期的，在川普們提出這一政策或戰略時，他們顯然忽視了如下事實。那就是自1970年代起美國開始推行「輕資產模式」(Asset-light)，而將非核心業務如物流、生產等外包出去。這一模式的結果是，美國的產業結構於1970年代開始發生深刻變化，變成了典型的啞鈴型結構—兩頭（高精尖產業和農業產業）重、中間（日常工業品）輕。譬如蘋果，除研發銷售中心仍留在美國本土外，其重資產部分均外包給了亞洲國家。也就是說，美國的製造業，尤其是中低端製造業，已從美國轉出近半個世紀，其產業主要集中到服務業去了。相關數據也證實了這點，早於1947年時美國服務業比重約60%，到2019年時該數值已上升至81%了。

長期處於這樣一種產業結構下的美國，首先面臨的是，它缺乏一個足夠龐大的，足以令其恢復為製造業大國的勞動力市場。而更為棘手的是，產能移出美國已幾十年，圍繞此戰略長期形成的財政體制、收入分配體制、貿易體制、教育體制，乃至觀念等因素，也隨之發生了深刻改變。譬如，其當前的國民教育，就以培育合格的服務業從業者為導向，長期以來已與製造業無關。這種教育制度的改變決定了，美國短期內無法重建一個與製造業大國相匹配的勞動力市場。與此相關的還有，美國在製造業領域缺少與之相匹配的完整產業鏈。而這又進一步惡化了製造業的勞動力市場。一條完整的產業鏈是美國恢復製造業的根本，但要建構這樣一條龐大的產業鏈條，需要多大的勞動力市場與之配合呢？

福耀(玻璃)集團董事局主席曹德旺早就預見到這點。在2018年舉行的某場專題研討會上，這位在美設有工廠的企業家，就曾指出「（美國的）去工業化是從70年代中期開始的，到今年40幾年，什麼都沒有了。投資工廠的老闆沒有了、工人沒有了、管理幹部沒有了。我在那邊搞了23年的工廠，現在我們雇不到人。」

美國企業過度金融化

此外，目前有利於其金融業發展的泡沫經濟政策，也對製造業有著明顯的排擠效應，在長期寬鬆的貨幣政策及天量流動性的驅動下，資產價格暴漲，為投機者帶來了億萬財富。這對企業家的價值觀難免產生巨大影響：如果金融收益大大超出主業收益的話，試問誰還會認真地去對待生產等正常的經營活動呢？如此一來，就自然出現了企業過度金融化，即非金融企業增加金融資產投資，而減少生產性投資的現象，即脫實向虛。

這也就決定了，美國要想恢復成製造業大國，就得將其所有的政策、法律乃至思想，都得動員回到1970年前的水準，但川普顯然並沒有這樣做。既然沒有從根本性的問題著手，其願望落空，也就是必然的了。現在的問題是，過去四年裡，川普辦不成的事，在接下來的四年裡，蘇利文和戴琪就能辦成嗎？對此我深表懷疑，就如當年我對川普的政策深表懷疑一樣。

（作者係廣東省生產力學會副會長，廣州大學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