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先生兼通中西學問，謂之空前絕後並不為過。「空前」，因中國前乏西學，更少通解西學之人；「絕後」，來者固然必有聰敏絕頂之人，然時代已變，家學已成絕響，教會學校不再，錢先生所具備的後天條件不復存在。在現代的社會背景與教育制度之下，可以預知像錢先生這般學人，已隨風而逝，不太可能再出現了。

長期與錢先生書信往來

錢先生長我三十嵗，是我的父執輩，承其不棄，成為忘年交。我回首前塵，慶幸能與錢先生音容相接，不僅讀其書、知其人，且曾親聞其咳唾，聆聽其言，默語如雷貫耳。十餘年之間，雖天涯相隔，僅有四次趨府侍談的機會，然書信往還不輟，仍保存許多長函短簡，筆墨親切，溫語獎飾，屢言吾儕交誼，心殊感之。錢先生在《談藝錄》新版引言中提到我，說我 「遠貽新刻，濟吾所乏」，因我於通信時偶爾寄書與文給他。

他從不告知想看的書單，我只有想當然耳。有一次，他來信說：「上周加拿大學人來贈Irving Hower, World of Our Fathers, 述猶太人移殖美國事，頗饒趣味。先生博覽，想早寓目。其導言中引Peter Gay, Freud, Jews, and Other Germans，不意今晨忽奉遠賜此書，故人深情厚意，大似telepathy，E.S.P.，所謂心心相印者，非耶」？真是巧極，後來我又寄Peter Gay著作多種，他尤喜讀我最欣賞的《史學風格》(Style in History)一書，並曾在其大著中引用。錢先生辭世後，為了感念他，我寫了一本《槐聚心史：錢鍾書的自我及其微世界》，（台北，2014；北京，2020）以為紀念。

我很早就讀到錢先生的一首詩：「夢鄉分境隔山川，蝴蝶莊周各一天。安得五丁疏鑿手，為余通夢兩鉤連」，為之傾倒，故印象深刻。我與錢先生通信後，曾於1980年5月17日馳函求教：「五丁之典似出《水經注》，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蜀王信以為真，令五丁拉回石牛，為秦軍開了道。然則五丁應指力士，未審然否？」錢先生于5月29日覆書說：「五丁之典，誠如來諭，鄙意欲言物易鉤通，而心難貫穿耳」，並以八行書寫贈此詩，改「夢鄉」為「睡鄉」，改「蝴蝶莊周」為「蝶適槐安」，改「安得」為「那得」。《槐聚詩存》出版時又將「蝶適槐安」為「枕坼槐安」，將「疏鑿手」改為「開路手」，改「通夢兩鉤連」為「鑿夢兩通連」。錢先生一再推敲，以求臻于完美。

我在中學時就讀到神州國光版的《圍城》與開明版的《談藝錄》，即心儀其人，但未曾夢想到有朝一日能夠登門拜見，有所交往。中美於1979年建交後，錢鍾書到訪美國，轟動學界；他的新作、舊文，又成為暢銷書。我寫信致意，遂結文字之緣。

1981年7月初次見面

我在1981年得到美國科學院美中學術交流會的資助，得於這一年的夏天，自華府於夜間抵達北京，宿于宣武門的向陽賓館，為我童年離開大陸後，首次歸來，重睹神州河山、舊京宮殿，甚是興奮。是年７月６日，一早即前往三里河錢寓。錢先生雖知我來，不意就此登門拜訪，略感驚訝，隨即笑迎。因按當時的規定，外來之客，見面之前須經接待單位聯繫，經安排後才能會見。我不知有此規定，成了不速之客。

初次見面時，錢先生已古稀，然望之如中年人，夫人楊絳女士亦在座。我坐在寬敞的客廳裡，但見陳設簡樸，牆壁上掛有一幅吳大澂寫的篆體對聯。至午時留用午膳，當時賓館用餐極為不便，過時不候，我只好厚顏留下與兩老一起用餐。錢、楊兩先生並以新鮮的廣州荔枝饗客，甜美難忘。

我呈閱《史家陳寅恪傳》（香港波文1976年初版本），請其評閱，因談及陳氏。錢先生說：陳先生學問之博實無可置疑，然在思想上是否通卓、方法上與記誦上是否有缺失、文筆是否潔雅，自有公論，不容曲筆。陳先生通外國語至多，而與外國文史哲巨著，似未能通解，如在《柳如是別傳》中說：牧齋以柳為「柏拉圖理想」，即因未盡解柏氏書之故。《別傳》頗有可商榷處，戲稱傳主乃「柳豈如是」，而非柳如是也。

我問錢先生在清華讀書時曾否與陳氏有過從，答稱在校時未聽其課，同事時亦未請益；在清華接觸較多的師長為吳宓先生。又問是否認識蕭公權先生，謂在清華讀書時已知其名，然未曾謀面。

錢先生言及兩年前有海外訪客來，一意欲套問大陸知識分子受難情狀。他笑而不語，非有所顧忌，其心情可以「衣帶漸寬終不悔」盡之。後來讀到楊絳在《從丙午到流亡》一書中寫道「我問（默存）你悔不悔當初留下不走？他說時光倒流，我還是照老樣」，為「衣帶漸寬終不悔」做了更明確的註腳。

1981年9月二度見面

同年9月，我自台北攜妻兒經香港乘海輪抵滬，10月溯江到武漢晤唐長孺教授後，乘火車入京，於10月19日即往錢府拜望。錢、楊二老見到兩孩甚是高興，錢先生以美式英語與孩子逗樂。當時《管錐編》已馳名海內外。錢先生提到義大利某學者雖不懂中文，然見此書廣引意文著作，特在報刊介紹。並承錢先生相告，《管錐編》尚有未竟之篇。錢先生詢及近來作何研究，我答稱此行主要研究章太炎，因謂章氏原配系丫頭，可見諸章行嚴之《柳文指要》。又謂此書因毛主席之捧而紅，實則文理尚有不通之處。

進而言及許多人為其崇拜者所毀，自孔子至魯迅皆然。聆此思及錢先生不喜人捧、怕出名，非故作謙懷，實有深意在焉。又談到陳寅恪，謂1949年後忽蒙陳先生惠書稱讚《談藝錄》，乃陳夫人筆跡，心甚感之。予問陳氏父子皆能詩而陳寅恪以詩證史，介於文史之間，未悉尊意云何？答稱陳先生詩做得好，學錢牧齋，亦受李義山影響。渠老太爺陳三立大有詩名，然除特有的高亢之氣外，可取之處無多。陳先生混文於史，實有違文學意趣處，其讀《會真記》以自傳考論之，尤違文學基本理論。復旦大學中文系蔣秉南教授曾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稿本給錢先生校正，此書已刊行，雖不完備但頗有參考價值。錢先生惋惜陳氏晚年雙目失明，竟窮盡心力為柳如是立傳，刻意求全，覺得不值。

1986年7月第三次見面

越五年，我趁參加1986年在杭州紀念章太炎會議的機會，會後於7月6日乘火車到北京，又得面見錢先生。我宿於鋼院外招的二樓，午後打電話至錢府，錢先生接話即熱情地說：「我很高興又將見到你」，並約定8日10時相見共進午餐。

是日9點45分抵達錢府，錢先生開門，楊絳與錢瑗亦在座。此次錢先生談興甚濃，晤談良久。我攜新購得之《〈管錐編〉研究論文集》一冊相示，錢先生見之微笑，即至客廳書桌奮筆疾書數行於書端。錢先生說，時人常問渠夫婦治學方法，而所謂方法即科學方法，仍不脫欲求秘笈的心理。我謂此來各校學生亦多以此相詢，竊以為文史之學與科學本質有異，彼法未必可用。錢先生甚以為然，謂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邏輯不同，盲目效法則如「garbage in, garbage out」，所謂artificial intelligence，雖多智慧，但無emotion耳。

偶及錢先生經歷，當年確有謠傳錢氏將出任毛澤東英文秘書，如同南書房行走，以至於有人設宴款待，皆風派人物也。錢先生說，若欲做官，早就做矣，社科院副院長一職百辭不獲，三年後尚須續任，然「絕不管事，任我撒野，每年最多開一次會而已」。

我問及儲安平，錢先生謂：「鄙夫婦與儲熟識，此人極熱衷政治，文革時某日出門未歸，死非其辜，實堪憐憫」。我說據聞儲氏「Tall and handsome」，錢先生笑稱：那只是宏觀印象，若微觀之，則 「Thickish lips, loose mouth and a very weaken chin, which would be of some interest to physiognomists」。蓋熟知者始能知其短，但拉丁語曰：「只說死者之善」，即吾華所謂死者為大也。足見錢先生之風趣幽默，且觀察入微，而又通情達理。

我又問張東蓀，錢先生說：此公頭腦極清楚，然政治興趣亦濃，於朝鮮戰爭前曾參與機密，後因洩露中國將參戰之秘給一資本家而遭斥逐，大鳴大放後與儲安平同為右派，他們兩人還想拔大蘿蔔、小蘿蔔呢！又談到陳寅恪，錢先生說，陳氏如一「eternal refugee」，對共產黨固然疑懼，對國民黨則「despise, feel disgusted」；渠自身亦有矛盾，如治學崇漢學，卻尊宋學。韓昌黎倡古文而定道統，集封建文化於一身，在大陸人人得而唾溺之，陳先生寫《論韓愈》似有糾偏微意，惜推韓過甚，反授人以柄，即培根所謂：「過度讚美人或事必然招致反彈」。

我問陳氏所謂韓愈與唐代小說的傳播有密切關係，是否有當？他認為「此論有謬」，指出六經與小說皆散而不駢，唐人傳奇在古文運動前已有，使陳先生之言而信，則韓氏並元稹《會真記》、陳鴻《長恨歌傳》皆古文運動之產物矣。後來得見《容安館劄記》，始知錢先生早有此見：「俗學每謂唐人傳奇大盛，韓、柳古文與有力焉，余素非之。逋翁國朝數語已可見傳奇行文，自有相承舊體，不待韓、柳矣」。錢先生也不同意韓愈文以載道之說，謂：「昌黎以文、道分別為二事，斥莊之道而稱莊之文」。近見錢先生讀馮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有云：「後世只推尊昌黎之文，不及其道，所謂摧陷廓清者，亦指文言」。又說：「宋人以昌黎入道統，尊之而實誣之也。近人論韓，更如夢囈矣」。

錢先生說：陳先生晚年無人可談，故頌柳如是之才學，若有所彌補，斯乃其痛苦癥結之所在。蔣天樞亦知之甚稔，因其忠於乃師，不願道也。蔣編《事輯》曾經錢先生修訂，陳氏詩集中許多錯、缺字，亦由錢先生補訂。有關陳寅恪論戰文，錢先生皆曾寓目。錢先生尊陳先生其人、愛其詩，而於其學術思想與研究方法則有如冰炭。

我問錢先生既早已發表《林紓的翻譯》一文，何以未寫嚴復的翻譯？答稱曾有計劃寫而未果，今老矣！謹授君寫如何？因謂曾見曾紀澤日記說：嚴早年國文文理不通，然《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刪除此條。紀澤並責郭嵩燾過譽嚴復，使其驕縱，唯嚴復後來學八股文有成。錢先生說：又陵英文並不甚佳，意譯蓋有藏拙之嫌，可以一筆帶過，不加深究。至於譯者加入己意，乃世界各地之通例，不足為異，絕非嚴復所創。章太炎曾於私函中評嚴、林，謂嚴文似制舉之文，渠評點老莊文，家藏畢見云。

我曾寄贈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撰Emperor of China: Self Portrait of K'ang-Hsi（《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錢先生說：研究明清以來史事如不看當時人詩文集，不免失之千里，如康熙語李光地洋人作怪云云，即不知，蓋不讀文集故也。又說中國學者不通洋文，亦不能治近代史。我問到錢先生詩集，並出示《國風》所載中書君詩，答稱正在修改舊稿，以後會出版。今已出版，且有多種版本。

問錢先生戰後是否果有台灣之行，答稱1948年春曾隨故宮代表團到台北兩個月，後來杭立武欲接錢家入台，以包車運送行李，台灣大學也有聘書來。決定不走只是不願離開文化之根，不願再流亡而已。錢先生說：「文革」之前，1959-1960年已曾下鄉，錢瑗曾至京郊窮苦農村及山西農村八個月，謂之「思苦飯」。錢先生認為今日之開放是真的，然都市經濟改革問題甚多。

問錢先生生平，答曰：鈕先銘與鄒文海所記多有不實之處，吳組緗所談尤虛妄。錢先生憶及初進清華時，有一天羅家倫校長忽傳話要見，初甚緊張，不知出了何事？原來是羅校長告知因其國、英文俱佳而破格錄取事，始感釋然。錢先生說《詩可以怨》一文已由香港《譯叢》雜誌英譯，法譯亦在進行中，並將出法文論文集，且示我法文校樣，諒系譯者請其過目也。英文錢傳作者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及其妻余寶琳(Pauling Yu)亦欲英譯錢文，唯渠夫婦疏於聯絡，因托我帶去《七綴集》與楊絳撰《記錢鍾書與〈圍城〉》各一冊給他們。

偶及香港宋淇，謂淇乃宋春如之子，宋家在上海與香港皆擁有大洋房，上海豪宅1949年後由傅雷一家住。又談到美國史丹佛大學劉若愚教授因喉癌於數月前逝世，錢先生說劉氏去年曾過訪，很活躍的樣子。楊絳頗關心張愛玲近況，我說相傳她有病，深居簡出，夏氏兄弟頗捧她，楊先生說夏志清乃張之「admirer」（仰慕者），錢先生笑說：凡女士志清都admire。我出示黎東方評Sterling Seagrave 著The Soong Dynasty（《宋家王朝》），謂已看過中譯本，錢先生說季康看得津津有味。

我呈閱《史傳通說》未竟稿，錢先生略翻閱後說「比《康章合論》有趣，一定要細看」，並提醒先引經典古籍而後附以近世學人之說，庶幾窮源探本，而非數典忘祖，因謂新版《談藝錄》序文中提到汪榮祖，許多人問此何許人耶？錢先生說：是我喜歡的一個年輕學者，聞之汗顏。《史傳通說》完稿後，蒙錢先生惠序，並題簽書名，謂「聊志吾兩人文字因緣」云，令我感奮不已。

移晷，錢先生說康有為受廖平所著書啟發，尚有流傳未廣、鮮為人引證之李審言《藥裹慵談》所記：沈曾植曾親告審言，謂曾以廖書與南海持回視之，南海以此心醉《公羊》，非由龔定盦上溯劉申受也。最後又說：「這頂烏紗帽一再摔都摔不掉，現在都換年輕人了，我這個七五老頭子在那裡幹什麼？三年一任到期，仍要我再幹一任，堅辭不允，我只好更加放肆，什麼事也不做。」

此次錢先生談鋒甚健，為時最久，臨別時贈我美國哲學家內格爾(Thomas Nagel)新著The View from Nowhere，謂值得一讀。楊先生亦贈其新著多種。臨別時，錢先生說：「古人云：『一會見面一會老』，愚夫婦暮景桑榆更深，一會見面一會少（多少之少，非老少之少）之歎，惜別倍感依依」，令我動容。錢瑗赴北師大，順道送我至鋼院，一路暢談，得知她曾學俄語，現積極從事英語教學工作，談話神情，令人振奮。

1988年6月第四次會面

又過了兩年，1988年的5月22日，自美東飛抵香港，24日轉往廣州，出席在中山大學召開的陳寅恪學術研討會，會後於6月2日清晨飛抵北京，宿於玉淵潭之望海樓，步行可至錢府，遂於6月2日下午3時往訪。錢先生垂詢廣州陳會經過後，謂陳先生不喜共產黨，瞧不起國民黨，既有遺少味，又不喜清政府，乃其矛盾痛苦之所在，並重申前說。

我問馮依北究系何人？答稱據知馮原姓劉，詩中如徹骨云云，宋詩多見。我曾寄先師蕭公權《跡園詩稿》與《畫夢詞》，故問意見，錢先生答稱蕭先生自是名家，今能此者已不多，惟不免舉輕若重耳。葉公超亦喜作舊詩，差蕭先生遠矣！因謂許多名人之透明度，日見昭然，如毛、如魯迅皆然。歷史確須不斷重寫，即因透明度之日見昭然也。

我曾寄胡頌平記《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其中胡說未曾見過錢鍾書，錢先生曾回函說博士健忘。此次又提到此事，錢先生說不僅見過，而且見過三次。第一次在上海合眾圖書館。第二次在陳衡哲家吃飯，陳以蟹殼黃小燒餅待客，胡嫌寒酸，故印象深刻。第三次談時事，大意具見胡日後發表之Stalin's Grand Strategy in China反共文字中。錢先生曾提到胡適品格高，因當時世人皆以為胡不二色，尚不知胡身後出現不少豔聞也。

錢先生謂近年收到不少台灣出版之書，少見精彩之作。錢賓四雖是史家，然其回憶錄極不可靠，所記事之時間也多舛誤，若謂在常熟見到子泉、鍾書父子，大謬不然，錢先生說生平不曾到過常熟，感歎如此歷史與「fiction」何異？今日回首往事，侍談極歡，甚感與錢先生相識恨遲，相見恨不永也。

1989年後被病折磨

1989年6月4日北京發生天安門事件，震動一時，我曾去信問安，7月13日楊先生回函說：「北京動亂，謠言滿天飛，官話當然不如謠言動聽，但我等身居此間，深知官話非全飾說。我等皆安好，請勿念。」錢先生附筆說：「奉書彌感關注，愚夫婦托庇平善，此生尚有晤面期也。17世紀英國詩人Earl of Roscommon有言：『It was best to sit near the chimney when the chamber smokes』，言殊中肯，吾兄尋味之，一笑」。後來收入《槐聚詩存》的《閱世》七律，即記此感也。

錢先生於1989年之冬，劇發喉炎，牽動哮喘宿疾，來信說：「幸醫藥及時，未致狼狽，然奄硠二月餘，亦甚委頓」。1990年後，右拇指痙攣，「舉毛筆如扛鼎，用鉛筆寫亦不能成字，甚矣吾衰」！此後錢先生病軀日衰，常住醫署，未便造訪，但從通訊中，可知他病得很辛苦。他於1994年2月23日來函有云：「去春住醫院三月，臥手術臺上六小時，割去左腎（乃Big C），內人陪住醫院，辛勞萬狀，渠身本患血壓、心臟，以此加劇。出院後又逢寓所修繕，椓椓丁丁，晝夜喧擾，如是者又四月餘。現在愚夫婦皆惶惶以就醫服藥為常課，謝絕一切外務。」此為1993年3月5日動的大手術風險很大，幸而順利完成。

1994年7月，錢先生因肺炎住院，卻又發現膀胱中有癌細胞，經由鐳射切除很成功，但導致僅存的一腎，功能衰竭，利用人工腎應急，一個多月後始解除危機，改用「透析」(haemodialysis)法，使腎臟功能有所恢復，在扶持下可走幾步路。到10月底又因感冒而引發高燒，變得極為虛弱。因用藥無效，高燒不退，精神不濟。錢先生病情反覆，甚是辛苦。

到1996年，錢瑗也病倒了，入住西山腳下的北京胸科醫院，我與內人曾寄卡祝她早日康復，並寄送《理智與情感》英文版錄影帶，讓她在病中觀賞解悶，她很高興，對病情表示樂觀，哪知檢查的結果是肺癌晚期，自此再也沒有接到她的來信。他們仨感情深厚，錢瑗得了重病瞞著母親楊絳，楊絳知道後，更不敢告訴臥床多年的錢先生，最後還是瞞不住，也免不了刻骨銘心的悲痛。錢瑗於1997年3月4日病歿，錢先生於翌年12月19日逝世，只剩下楊絳一人年過期頤。

錢先生謝世後，楊先生曾於1999年初惠函，我於1月23日回信說：「元月五日手示，昨始遞到。晚於上月二十日即得惡耗，又看到李慎之先生在《新民晚報》上的文章，以及新華社的報導。默丈走得如此灑脫，真似化鶴歸去，其境界遠遠超越塵世。我想若追隨眾賢之後，寫悼念文章，不如寫一本書作為永久的紀念」。我在信中還提道：「上月在南加州與何炳棣先生聚談了幾次（記得默丈在信中提到何先生與你有姻親），何先生看到我寫的《史傳通說》，笑稱『儼然錢體，難怪他會視你如忘年交』。我聽後慚愧之餘，又感榮幸」。

我寄給錢先生求教的拙撰之中，他的確最喜歡《史傳通說》一書，於1988年12月16日來函曰：「奉書及惠賜新著，喜甚。弟序之、題之，兄猶以為未足，並以拙稿傳真，榮寵至矣！何以克當？新著快讀一過，學識明通，詞筆雅適，新舊學者，儕輩中無足偶比；齒及不才，再三再四，獨不慮偏愛之譏乎？是則美中不足耳！」我更感激的是，錢先生於讚賞之餘，也指出書中的缺點：「大著已卒業，通識博聞，益我神智，開我心胸，必為名世之作。體例極具條貫統紀，吾國《史通》而後，無此綜賅之著，而文筆亦明暢可誦。百尺竿頭，求更進一步者，則援征近世學人著作較夥，求之古籍者較少。即就第一篇引拙著，『非記言乃代言』一節論之，弟原引Livy, Hegel既早在當世學人持此說之前，而Hegel之言，實即本於Thucydides自道（詳見《談藝錄》補訂本頁363-365）。兄先引Thucydides自言，而附近世學人之說於後，庶幾窮源探本，而非數典忘祖矣」。又說：「讀吾國及歐美近日學人著述，每有「To cite as an authority a modern academic where he may use a classic author」之歎，故於兄有厚望焉，不惜遭高明之嗤鄙也」。

曾有人批評錢先生「厚古薄今」，不重視近人著作，其實是誤會，他要強調的是「窮源探本」，重視原創。古典成為經典自有其高度的原創性，後人引用闡發，不能掠美。借用錢先生的話說：原創者是「說自己的話」，引用者是「說人家的話」，不能「用自己的嘴，說了人家的話，硬說嘴是自己的，所以話算不得人家。」做學術研究勢必要認清誰說的是自家的話，誰說的是別人的話。

2003年10月拜訪楊絳

我於2003年10月赴天津參加梁啟超學術研討會後，於16日轉往北京。翌日九時半往訪楊絳先生。進門見客廳如舊，牆上改掛陳石遺的對聯與條幅各一。楊先生說我的「槐聚五論」，文長百餘頁，很能闡釋鍾書的想法，惜鍾書不能見之。她氣色甚好，健步又健談，只是有點耳背。她說錢鍾書留下不少尾巴由她來收拾，有許多煩心的事。

她送我《圍城》中英文對照本，並簽名代奉，又示我已出的手稿影印本三巨冊，十分壯觀。楊先生特別提到，鍾書晚年很欣賞陳寅恪的詩，曾說早知陳先生如此會作詩，在清華讀書時，一定會選陳先生的課，成為恩師，但也不必諱言，他們在釋詩上有不同的看法。

楊先生說：夏志清寫文章談《我們仨》說錢瑗嫁給工人，一事無成，皆非事實。錢瑗先後二次結婚，夫婿都是書香門第；而她的英語教學事業在北師大有目共睹。楊先生說：夏捧錢鍾書卻又捧張愛玲，而張在淪陷區上海曾參與東亞共榮活動。夏志清稱楊絳為「大姐」，因他曾court小妹楊必。接著楊先生說：有一位海外作家，寫錢鍾書傳頗令她失望，她提供的資料未善加利用，卻多有侵權，最不可取的是引用明顯不實之事，雖略做辨正，卻又何必？

午時吳學昭女士來，我們步行至三和居午餐。楊先生很少外出吃飯，文革後這是第二次，上一次是與親家吃飯，吳女士說善儀與我的面子大。三和者，天和、地和、人和也，名菜有清蒸桂魚、香酥雞、紅燒烏參。錢先生生前有意將所藏《柳如是別傳》相贈，其中頗多批注，但吳女士在席間說，此本已不存在。楊先生於錢先生身後，整理編輯遺稿，不遺餘力，大量讀書筆記之出版，嘉惠學子，闕功至偉。楊先生十餘年來勤於練字，書法亦已自成家。錢先生生前所謂「最賢的妻，最才的女」，誰曰不然？楊先生於2016年5月25日才與世長辭，享壽105歲。

讀學孤行，置毀譽於度外

語云：「名滿天下，謗亦隨之」，錢先生亦難免。錢學得自天賦、得自家學、得自時代。而三者，後人難以兼有。錢先生與世無爭，有如市隱；然而凡具風骨的學人，多少有「知識人的傲氣」，何況錢氏博學多識，論文閱世每能推見至隱，不免直言無忌；固然有人賞識，然亦有人難以忍受，嘲諷其不饒人之性格，視其批評為罵人，最顛倒黑白者，莫如扭曲其淡泊名利為熱衷名利。其晚年盛名非其預期，更非追逐可得，只因時空巨變，其學始大顯於世。但盛名之累使其不得安寧，自歎「浮名害我」。

錢先生晚年逃名唯恐不及，北美名校屢以講座邀請，西歐漢學會議以貴賓相招，均一一婉拒。利由名而來，無非是暢銷書的稿費，最後錢家所得之巨額版稅，由楊絳先生全數捐作清華獎學金，嘉惠學子，令人感佩。

錢先生獨學孤行，置毀譽於度外，自謂已至諛不喜而毀不怒的境界。但盛名之下，無端之傳聞不斷，仍使他感到困擾，於言談間感歎「老糊塗信口開河，小鑽風見縫插針，一人言虛，萬人言實」，殊覺無中生有、積非成是的無奈，嘗告誡我輩曰：見此等消息，必存戒心，無採入傳記也。錢先生晚境如此，自比湖上朝天之龜，動彈不得，深憾「人海無風亦起波」，痛恨為「眾蠅所啄也」。

猶憶1982年2月返美前辭別，來書云：「得書知返美期逼，未能把別，益增惆悵」，並自謂：「七十老叟誦少陵詩：『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之語，此別益覺淒警矣」！情誼如此，令我感愧不已。至今回想，當時吾尚在壯年，歲月不居，而今已八十老翁矣！

(作者係退休歷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