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在求學期間所確立的研究對象與所接受的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與心理學知識，為其完成這部著述提供了重要助益，也展示了多學科的交叉運用與實踐。王明珂長期居於四川所收集的田野調查資料與所積累的經驗（1994－2003年間在四川西部群山從事累計約一年的羌族田野研究；2002－2007年多次到內蒙古及四川西北進行蒙古族、藏族遊牧經濟考察），令其形成了一套契合自身實踐所需的族群研究理論，並成為其反思史學的建構基礎，在本書得到充分呈現。在著書中，王明珂試圖釐清何為邊緣、典範與邊緣的關係、擴張與塑造是如何運作及心性問題。

華夏邊緣的理論界定框架

該書分為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邊緣與內涵」，首先對社會人類學相關族群理論做了陳述，並提出自己的「民族史邊緣研究理論」，即運用集體記憶理論與族群邊界理論，以調合工具論與根基論的矛盾，從而達到解釋或剖析族群本質乃至變遷。族群認同如何維繫，傳承的神話遺忘了什麼，又記憶了什麼，族群如何擴張，集體是如何傳承並形成記憶等等。這一系列理論都成為本書研究的基礎、著述的根基。

第二部分「華夏生態邊界的形成」，分別梳理青海河湟地區、鄂爾多斯地區和西遼河地區，早期遊牧社會的形成過程，從人類生態變遷的角度來，闡釋中國北方「華夏邊緣」的萌芽與強化過程；在代序中，王明珂提及其認為華夏認同與華夏邊緣的出現，與距今約四千年前後的氣候變遷，對華北地區人類生態的影響有著密切聯繫。王明珂運用了大量考古學資料，並輔助歷代官方史料，描述這三個地區的社會結構與狀態，並解釋了其各自存在的凝聚與離散性。

第三部分「華夏族群邊緣的形成與擴張」，通過運用歷史記憶相關理論，以大量文本為基礎予以解構，論述了以周人、漢人為代表的中原集團，怎樣維繫所謂華夏邊緣，即邊緣地區的族群與民眾如何被納入其統治與官方話語。除此之外，在不同集團與族群內，發生了怎樣的記憶爭奪與抉擇（西周記憶與太伯奔吳）。與前幾版和台灣版不同的是，第三部分新增了第十章「華夏邊緣的漂移：誰是羌人」，以歷代羌人意象與地理概念的漂移為例，說明了不同時代下，記憶的選擇與他者確立的意圖，從而強化了對抉擇原理的實踐理解。

第四部分「華夏邊緣的延續與變遷」，作者將視角移至近代與當下，試圖更微觀地解釋華夏邊緣的近代再造過程，通過對近代國族主義視角下的族群認定與邊界切割，呈現了近代族群的政治考量傾向，而該部分同樣新增了第十三章「近代華夏邊緣再造的微觀過程」，以多位民國學者於西南地區的調查資料為基礎，敘述了這一時期邊緣族群所出現的新變化，以細微的視野去看待族群的東西；最後的結語為「資源競爭、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則是對其族群和邊緣研究理論的再次強調，對資源、生態、文化在族群邊緣，形成於變化中的作用進行簡要陳述，並最後說明了記憶的選擇與構建，對塑造族群認同與凝聚時起到的作用，以及在資本主義國家列強的全球邊緣空間、資源爭奪中，傳統華夏邊緣地區也有被瓜分侵奪的危機，並強調了所謂邊緣和族群本質的易變性。

邊緣、記憶與文本

「當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一個圖形時，事實上是它的『邊緣』讓它看來像個圖形。」正是王明珂這般簡單的比喻得以直觀瞭解其所關注的問題：邊緣。當一個多元一體國度中存在著一個主體性民族，且大多數國民均為此民族身分時，所謂主體性言說便通過政治、文化、服飾、符號逐一呈現，並化為一種潛意識的心理共識；在千年來對所謂華夏、中原的主體敘事下，邊緣群體也就成為被言說的對象，縱然在不斷的國家建構中被逐漸納入，但其言說仍舊不足以為其發聲，甚至難以構建對邊緣群體的完整意象。但在如今多元格局下的中國社會中，對少數的關懷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亦是中國概念形成的重要研究對象；也是基於此，對邊緣的關懷就顯得格外重要。

誠然，邊緣與中心相對，並自然對立於典範的語境下；這也成為諸多學者對本書批評的一個方面，即是否帶有「漢族中心主義」，對於這種質疑，王明珂這樣解釋：邊緣研究「『月明星稀』這比喻，對於居於核心之『月』並無歌頌褒揚之意；由人類生態的角度看，我們對於文明有一種反思－文明是集中化政體、階序化社會產物，它靠著燃燒被剝削者的脂膏而發出光芒。『月明星稀』更重要的意義在於，『星』並沒有消失，而是被月光掩蓋」。大方指出他所關注的主體本就是以華夏為主體的中原帝國，試圖通過梳理對邊緣的歧視，來反思此種話語的痹症，從而關懷如今的社會。

The reality of representation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這句出自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區分》(Distinction)書中的名句，亦是王明珂為我們提供的重要思路：「表相造成的本相，與本相造成的表相」，一切可供我們直觀體察的言行、儀式、服飾與話語，都可稱為一種表徵，因為它所具有的特定意義是強化對某一群體認知的直觀工具，但若試圖發覺其本相，便須對其表徵（表相）予以剝離。在這種認知下，過去看似完整的文化─歷史考古證據鏈也就存在了其致命的不足，若只以文字、遺物便對其「華夏性」予以佐證，就可能導致民族溯源的扭曲，即忽視了記憶的承載與主流選擇下的繼承和選擇，這會帶有一定的主觀性，但也是無法迴避的陷阱。

在王明珂看來，一切能被觀察並解讀的社會文化表徵，即廣告、圖像、影視、儀式、言行乃至事件都可歸於此類，而在民族學的視野下，能夠被解讀出其社會情境的便是文本；暗藏於表相中的資訊，是我們無意識接納本相的重要因素，也是文本的生存方式和意義。基於此的文本分析，則自然是以語言、文字符號所產生的陳述意為表相（或所承載的社會記憶），進而探索其背後的本相，而王明珂對此典型的論證便是「兄弟神話」與「周人族源」。不同於文獻研究所試圖發掘的「它到底在說什麼？」，文本分析所試圖剖析的是「它到底想說什麼？」即什麼樣的社會情境下，作者如此選擇文化符號、依據某種敘事法則以建構一文本，以及此文本所傳遞的表述性與默示性資訊為何，他們之間的關係如何。也正是這種文本分析的方式，成為王明珂運用社會學集體記憶理論與源自巴斯的族群理論，來調和工具論與根基論矛盾的重要手段。

王明珂在「華夏邊緣的飄移：誰是羌人」，詳細說明了羌作為族群概念，成為華夏對西方異族的意義賦予。這種賦予在不同時代下其所指代的人群也不盡相同，這事實上是基於自我建構的他者想像，而這種「他者」的建構是文本性的表徵，被構建為羌的族群，其本身並無所謂羌的本相，作為分枝性部落的社會結構，羌的意向並不稱為一個覆蓋性（即作為羌的諸部落成為整體）的話語，若對此間的華夏、羌整體意象、羌之內部結構做一個簡要概括，則應當是：自我的他者並非他者的自我。不同時代下，對不同群體的邊緣族群代之以羌以強化華夏意象，而羌所涵蓋的多個族群，作為邊緣本身對此不甚明瞭，各部落間並未因他者所賦予的共有概念，而產生聯結甚至依舊敵對。這似乎也可稱之為不對稱時代下的想像誤區。

除此以外，羌之意象在時代變遷下其指代的不同，似乎也可說明它本身作為一個概念量的不確定性，即在沒有政治力量直接參與界定，或本身也並未存在強大的自我整體認同，而足以對外宣稱自我屬性時，往往被典範（即華夏）所利用，從而發生殷之羌、周之羌、漢之羌之間記載上明顯的空間差異，這絕非是以族群遷移可完全解釋的。而這種基於典範賦予他者概念的行徑，在以華夏為意向的書寫中想必並非單一，若對千年來所積累的史料進行文本分析，想必能夠得出更多與前述相似的論述。

心性與認同

「『歷史心性』作為一種內化於『我們』心中的文化結構，讓我們永遠帶著『偏見』，選擇性觀看、建構與回憶過去。」王明珂認為，人們經由社會所得到的有關歷史與時間的文化概念是一種回憶與建構歷史的固定模式，且在不同群體內有著各自差異的心性，即某種「偏見」；而正是這種偏見在無形中形塑了對自我的認同。

在王明珂看來羌人群體中的「兄弟神話」是一種結構性失憶與集體記憶的整合，是對某流傳神話或敘事的選擇性繼承，並結合族群實際予以傳承，這種選擇受到環境、經濟生業、社會結群與文化表徵的影響，並在政治公權力的逐漸參與，與媒介擴張下愈發拓寬，並逐漸走出村寨、區域族群，進而走向所謂中華民族的整合，民族主義的參與更在其中不容忽視。如何看待心性與隨之牽涉的記憶問題，是對認同予以理解的重要思考。

有學者指出，王明珂的族群理論與實踐方法帶有一定的主觀傾向，即心性下的記憶選擇與族群歷史，何以選擇此類神話聯結自身並形塑自我，他者與自我間的想像緣何如此。筆者卻以為這種納入主觀的思考，是族群研究所難以規避的利害；我們難以在文獻研究的範式下，實現真正的有效發掘，文化─歷史考古的視角也無法對其有所定論，故而新的視角探索是尤其必要的，因此王明珂此種思考有相當的價值。

(前者係閩南師大兩岸一家親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後者係閩南師大歷史地理系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