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受日本殖民統治50年，前20年武裝抗日犧牲慘烈，1915年西來庵事件之後，抗日運動進入非暴力的第二階段，向日本人爭取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抵抗日本殖民者的同化政策，實踐上則以思想啓蒙為主，藉此提升中國民族意識、中華文化傳承與新思潮。

台灣在殖民統治者的鐵腕下，無論是溫和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抑或激進的農民組合、階級的台灣共產黨，從結果看，沒有一件是成功的。但對喚起民眾，尤其是知識階級的民族意識與祖國情懷，確實起了作用。父親在《台灣民族運動史》序文中指出「在這悠悠半世紀之間，台灣同胞作為袓國替罪羔羊，受盡異族的欺凌壓迫，殘暴蹂躪。但是台灣同胞處在水深火熱的環境下，不但未嘗一日忘懷祖國，且能以孤臣孽子之心情，苦心孤詣，維繫固有文化於不墜。」

莊垂勝(遂性)正是在異族統治下「維繫固有文化於不墜」的重要戰士，他所創辨的中央書局，是日據時代台中市文書刊物最豐富的書局，在祖國文化普及與漢文的保存方面有很大貢獻。隨著時代變遷，中央書局雖然經營不易，仍堅持了70年，著實是台中的重要文化風景座標。

中央書局與文化抗日運動

在〈釋台中文化城〉(《台灣風物》1976)文中，父親提到文化抗日運動的重要成就，包括櫟社、台中中學、中央書局三個實例，都是由民族自覺而產生的文化事業。

櫟社是台灣淪為殖民地後成立的第一個遺老詩社。民國前一年，梁啟超與湯覺頓來台，櫟社召集全台詩人的歡迎會震動台灣詩壇，梁任公在台所做的律詩得到熱情的迴響，「萬死一詢諸父老，豈緣漢節始沾衣」、「破碎山河誰料得，艱難兄弟自相親」更傳誦一時。

1913-14年，創設台中中學的運動，是台灣人的第一個自救運動，中部士紳努力喚起全台各地領導階層覺醒。中央書局的成立，更和文化抗日運動淵遠流長。台中之所以逐漸成為文化抗日運動的重鎮，源自周邊地區豐富的文化人脈資源。

1925年，莊遂性創立中央俱樂部的構想，不僅得到豐原大雅的張濬哲、張煥珪兄弟大力支持，聯名的發起人還有彰化和美的陳滿盈，員林的賴烈火及林糊，霧峯的林獻堂、林資彬、林少聰，潭子的林載釗，南投名間吳沛然，草屯洪元煌，梧棲楊濱嶽、楊路漢，大甲陳炘、杜清，清水蔡亨、楊天賦，鹿港許金來、莊垂勝，竹山林月汀，太平林垂拱。從這份名單也能夠想像，1924-25年文化運動巔峰時期的盛況。

台灣文化協會自1921年創立，以演講方式，提出自由、平等、人格的尊嚴、社會意識等理念，在各地展開具有時代新思潮的啟蒙運動，得到民眾熱烈迴響，而莊遂性的演講深受歡迎，他對當時大部分殖民地青年只圖自己的榮達，對於受異族凌虐的同胞無動於衷，給予棒喝。但他卻深深感到「文化是要實踐才能開花結果的，只憑空口說白話的啟蒙運動，是沒有多大效果可以期待的，要實踐，必須先給它造成一個富有文化氣息的環境。」（葉榮鐘《台灣的文化戰士莊遂性》）

1924年，莊遂性自明治大學畢業，返台前繞道韓國、北京、上海，看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北京、上海出版業的蓬勃發展，啟發了他創辦文化事業的構想。一方面是導入五四新文化思想潮流的書局，以及一個仿效英國的俱樂部與法國沙龍的制度，為南來北往的同志提供服務，並期透過俱樂部形成一種無組織的力量，借以推動台灣民族運動。但後來因為文化協會的左右派分裂，俱樂部構想沒能實現。雖然如此，初期的中央書局辦得有聲有色，擔當著台灣民族運動文化工作的重要任務。

莊遂性與葉榮鐘一生知己

父親有幾位竹馬之交的一生知己─丁瑞魚、施玉斗、林坤元、莊垂勝(遂性)、洪炎秋。1962年莊遂性辭世，父親的輓聯「義比嚴師  情同手足」，多年後洪炎秋懷念莊遂性是影響他一生最大的益友（洪炎秋〈懷益友莊垂勝兄〉傳記文學1976）。

這幾位父親同輩的朋友，都出生於日據初期的鹿港，他們能夠掌握中、日兩種語言與文化，深受梁啟超、孫中山、五四運動及一戰後新思潮的影響，他們是深受傳統文化薰陶，也領受新知識衝擊的世代。洪炎秋的父親洪棄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們具備以母語思考論述的能力，而「閩南語」正是中華文化重要傳承的古漢語，他們是對漢文化有強烈歸屬感的一代。他們在精力充沛的少年時代，苦於智識的貧困和沒有出路，曾經組織一份手抄本流傳的刊物《晨鐘》，表述年輕世代對舊傳統的不滿。

洪炎秋自幼在父親的書房讀古典漢文聖賢書，又通過函授課程自學日文，父親與莊遂性雖接受了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初等教育，但也都堅持傳統漢文經典的自學。同時他們積極學習日文以獲得新知識，因為新知識是參加建設祖國的必要條件。

因為恩師施家本的引介，父親與莊遂性先後得到霧峯林獻堂的資助，在日本完成大學教育，並且先後擔任林獻堂的秘書兼翻譯，積極投入政治社會運動，特別是抵抗殖民同化的文化思想啟蒙運動。

台中圖書館舉辦文化活動

光復之初，1946年春，莊遂性任台中圖書館館長，父親也受派任編譯組長，這是他們二人一生中唯有的官歷，也是他們眾多並肩作戰的經驗中，最寄厚望的一次合作。最受歡迎的婦女講座是台中女中校長余麗華教授的國語課，他們定期舉辦的中國歷史文化與民主政治、經濟學、人類學講座等，都深具文化啟蒙社會教育的用心。還有自由座談的茶話會及各種文化活動，例如馬思聰演奏會、楊逵《送報伕》出版，曹愚話劇《雷雨》，都是當時台灣與大陸文化界的交流中心。

大台中地區豐富的人文資源，不僅展現在日據時代文化運動所得到的熱情支持，更在前輩們待人接物的胸襟與大度。活躍於社會運動的葉陶與楊逵夫婦，在最窘困的二戰期間落腳台中，在前輩溫暖的關懷下，度過窮困卻不改其志的一生。曾經為了鼓勵一個藝術家的創作，莊遂性招呼中央書局朋友們組織後援會，每月輪流認購其雕刻作品。

徐復觀曾說，他不僅在台中住了20年，也在這裡交上幾個永遠難以忘懷的朋友。1974年秋末，他在給父親的信中提及夢到與台中朋友重逢，信末又說「近數月兩次夢見莊兄，而夢中尋覓，亦可知思念之勞也。」

徐復觀在追悼莊遂性的〈一個偉大地中國地台灣人之死〉提到，在省籍隔閡、政治恐怖的年代，莊遂性曾幾度向他提議，要在中央書局舉辦儒學講座，或是出版他的著作以重掁文化啟蒙工作。莊遂性辭世後，父親和徐復觀組織了一個低調的聚餐會，成員是東海大學幾位大陸籍教授和台中幾位本省籍朋友，孫克寬稱之為「中台雅集」。

相約見面在中央書局

中央書局常是台中前輩朋友相約見面的地方，偶爾甚至於不約也能相會。在我家裡，她的名字被簡化成書局，因為對我們來說書局僅此一家。在沒有私家電話的時代，外地來的朋友，從車站到位居市區中心的書局，只要十來分鐘的腳程，如果事先沒約好，就麻煩一個年輕的職員，騎著腳踏車趕到家裡來通知父親去相會。

來自台北的洪炎秋、王詩琅、黃得時、丁瑞魚，本地的林培英、藍運登、林雲鵬、蔡惠郎、張煥珪、楊逵、李君晰等，是兒時記憶中比較熟悉的，後來又多了大度山上下來的徐復觀、陳兼善、孫克寬等幾位教授，更後期還有來自日本的年輕學者松永正義、河原功、若林正丈等，他們是戴國煇的學生，東京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的成員。

1950年代末，主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是父親寫作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那是二二八事件的挫傷長久沉澱之後的再出發。1960年代初，父親重新提筆寫作，初時只為彰化銀行的內部刊物寫散文隨筆，後來發表的園地逐漸擴大，這些雜文後來結集成《半壁書齋隨筆》，都由中央書局出版。那已經是張耀錡主持的時候了。

退休之後，父親專注於抗日民族運動史及人物書寫，實踐他長年抱持的述史之志。中央書局依然是父親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或缺之地，雖然環境依舊艱難，見面時只是談談文章，說說見解，或交換閱讀的書刊，對現實中的種種往往感到無奈。長期處在國民黨高壓統治下的白色恐怖中，父親和中央書局的朋友們痛恨國民黨政權，卻未曾棄絕民族的認同與傳統文化，在漫長抑鬱的歲月中，依然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安頓自己的身心，致力於歷史文化傳承的志業。依然，嚮往著一個有公平正義可言的社會。

(作者係本刊主筆、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