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7年6月30日出生在武漢，祖籍浙江紹興。1962年4月在大陸唸初中一年級時到了香港，同年6月20日來到台灣，作了「義胞」，1974年成了「匪諜」，判決書上寫著：「史庭輝因前在匪區受匪偽教育多年，思想傾匪」。

在大陸受小學教育

我父親原在漢口工作，1949年被調到廣西南寧，1955年我進小學。一年後又隨父親到了梧州市。之後我到漢口和大姊一起生活。1959年父親過世。

讀小學時，我感覺學生的政治覺醒就很高。當時有掃除文盲運動、大煉鋼鐵、大躍進、三面紅旗等，我學到愛國主義及集體主義教育。學校有毛澤東的題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教室的牆壁上貼著標語；「見困難就上，見榮譽就讓，見先進就學，見落後就幫。」

班上大部分同學都掛了紅領巾、入了少先隊，我的表現總是比不上別的同學，所以一直沒加入少先隊。這樣一個落後分子到了台灣，為什麼反而會懷念起過去的教育？這或許可以用「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來解釋。

從武漢到香港再到台灣

我大哥在解放前讀過水產學校，1950年跑到澳門，不久又到了香港。做過各種苦工，結婚後去讀海洋學校，取得三副資格，生活有了改善。1960年後和我們聯繫上後，大嫂不時來信，字裡行間透露出溫存孝順，使得母親有到香港找大哥的打算。

1962年母親帶著我及妹妹到了香港。大嫂是廣東人，卻能說一口流利的上海話，婆媳在豆腐乾那麼小的房間相見，說著媽媽的家鄉話，自然格外親切。那時大哥在船上，不知在海外何處。不過，香港畢竟是資本化城市，人情比紙薄，兩三天後矛盾就逐日浮現。而且我感到香港的中國人是二等公民，完全沒有尊嚴。

大嫂的父親曾是國軍軍官，鐵桿反共，一天在《星島日報》看到台灣的大陸災胞總會在香港發放救濟金，他要大嫂叫母親去領，於是母親帶著我和妹妹三人到救總領了60元。救總當時也鼓勵我們去台灣。母親拿了錢後經過一家電影院在演《江山美人》，想進去看，一張票五元，我嫌太貴就直接回家。

回到家後，我想找大嫂的錄音機出來玩。東找西找，從床底下找到一串鑰匙，試著試著居然把鑰匙斷在抽屜裡。自知闖下大禍就跟母親說：「白天救總的人不是勸我們去台灣嗎？我先到台灣讀書吧！」母親答應了。沒想到就此天人永別，在綠島第二年得知母親前一年在北京去世了。

第二天我們又到了救總。救總工作人員爽朗地說：「只要你老人家寫封信，我們就會為你兒子準備好船票、飛機票。」救總每人發了200元港幣，有的人拿了錢一去不回，所以第一批來台的人應該是90多個，但實際上船的只有70幾個人。船航行了一天多，第二天黃昏時分就抵達鵝鸞鼻，但船就停著不動，到第二天早上9點左右才駛進基隆港，這是為配合當天上午的記者會。

初到台灣的第一印象

船在基隆靠岸後，每個人發一面小國旗，左胸前掛一個心形的胸章，中間繡了「義胞」兩字。記者會大廳裡擺了幾張長條桌子，鋪著白色桌布，每個座位前放著一盒點心，來的記者比我們人還多。

我記得有一名女記者拿著麥克風問我：「小弟弟，你在大陸上，老師有沒有教你們愛毛主席，愛共產黨，不愛爸爸、不愛媽媽啊？」我：「老師沒教我們不愛爸爸、不愛媽媽。」她接著問「有沒有聽說共匪罵台灣老百姓吃香蕉皮？」我：「沒有啊！」她又問「那共匪是怎麼罵我們的呢？」我說：「我在《少年先鋒報》看到新聞說：美國大兵開著吉普車在台中市橫衝直撞，撞死台灣老百姓也沒事。」話一說完，我身邊的記者全走開了，我獨自傻傻地吃著糕點。

記者會結束後，我們搭上遊覽巴士，一共三部車子，從基隆進入台北市，鞭炮聲不絕於耳，然後被安排在「松山義胞接待所」。因為還沒有身分證，所以一個月內只能在圍牆內活動，但有很多團體和個人來訪問我們，偶而外出活動，都是集體進出。

在招待所裡翻到一本《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我看完後覺得台灣在刻意醜化毛澤東。後來翻閱報紙，發現所有大陸的報導也都是謊言連篇。這是台灣給我的第一個印象。

有一天招待所來了一輛吉普車，把我和另外幾個人帶到情報局問話。過了幾天又把我們帶到一間外觀像是普通的民宅，裡面卻有很多房間的地方問話。十多年後入獄再回想這段往事，才醒悟到我在記者會的直言直語受到注意，從那時起，一筆又一筆的帳，都進了忠誠檔案。

從僑中到師大到卑南國中

同年8月15日，我被送到華僑中學讀書。在僑中時常常聽到流言耳語：「這個人是匪諜，那個人有問題」，有一位同學半學期後就變成了神經病。

1967年靠著加分我考上師範大學生物系，但因數理太差，兩年以後轉到國文系，從一年級開始讀起。

師大新生訓練最後一天，教官一人發一張「加入國民黨申請書」，並講了許多入黨的好處，不入黨的壞處。由於剛到台灣就對國民黨印象不好，決定不入黨。教官問我為什麼不加入，我說父親要求我不要加入任何黨派。後來，在成功嶺軍訓也被輔導長勸說要入黨，我一口拒絕。以後才知道教官所言的利害得失，不僅僅是口頭上的威嚇。

我在師大總共唸了六年，轉讀國文系後成績還不錯，甚至編過系刊，沒想到1973年畢業時被分發到卑南國中實習。那時的卑南一片荒涼，交通非常不便。

大學最後一年我有了女朋友。畢業後她被分發到金門，有一次她來信希望我寄些水果給她，但那時台東什麼都買不到。一段時間後，她寫信要我去找別的女生。我初戀重挫，苦悶難堪，因此異想天開，想化小愛為大愛，閉門造車，搞起「台灣解放小組」。一個月左右就鋃鐺入獄。

想成立「台灣解放小組」

在中學時參加國樂社，為了聽到更多更好的國樂，有時會偷聽大陸廣播。在台北偷聽干擾聲很大，到台東聽就非常清晰。有一次聽到王國潼創作並演奏的二胡獨奏「台灣人民願望解放」（現更名為「懷鄉曲」），我很感動。之後在中視看到義大利導演安東尼拍的紀錄片《中國》，我對外國人專門拍大陸落後面感到不滿，就動了念頭想成立「台灣解放小組」。

我找了一位香港僑生，又找了卑中三年級的兩個學生及外校的張躍贏、王郁惠。王郁惠是台東師專的國樂社社長。一開始我找他時他很害怕，但過一陣子變得非常積極，引起我的警覺性，馬上宣布解散「台灣解放小組」，但為時已晚。本來只是想找一點事做，讓自己抒發一下感情，沒想到調查局為了爭功求賞，刻意把它弄成了一個叛亂案件。

1974年4月3日夜晚，我半夜聽到腳步聲朝單身宿舍走來，然後就有人來敲門。開門後第一個進來的是校長，他說：「台東調查站的人想找你證實一些事情」，我心裡有數，就坐上黑色轎車，一路到了台東調查站。

從調查局到被判15年

在偵訊期間，除了疲勞刑訊和人格摧殘外，並沒有吃太多苦頭。第二天坐上開往花蓮的火車，再從花蓮機場坐民航機到台北松山機場。抵達台北後被接到那時相當荒涼的安坑。我在地下室繼續被審訊一整夜，從案發被捕到那時都不讓我睡覺。

天亮時，要我填一張保密簽結，告訴我在這裡的問訊過程，不能告訴法官。之後我被送到愛國東路的台北地院看守所。進去後，來了一個檢察官問我：「你說武漢長江大橋好，有西螺大橋好嗎？」「你說大陸好，我們把你空投到大陸去，你要去嗎？」，不等我回答就完成了收押手續，把我送進到牢房。

這個日據時代由日本人建的監獄，牆壁非常厚實。因為牆壁厚，對外鐵窗是兩道，每間牢房裡面朝向走道的牆壁上都開了一個內大外小，圓錐形的洞，牢房裡面講話可以從外面聽到。我經常聽到皮帶抽打肉體的聲音。

在台北看守所期間，白天都被叫去寫自白書，每次寫完就叫我再修改一下。快到兩個月時偵訊終於完成，這時偵訊小組長對我說：「你的案子說重不重，可是也不會太輕，最多不過15年，老總統過世會大赦，再有什麼人（暗指蔣經國）上台，也會減刑。你不是喜歡讀書嗎？就當讀研究所。到了軍法處可不要翻供，這裡的滋味你嚐過，還願意再來一次嗎？」這是安撫之中帶威脅，我點點頭，表示聽懂了。

1974年6月5日，我被轉送到景美的軍法處看守所，同年11月1日宣判，我果然被判15年。法官問我要不要上訴，我說不要。

成了景美看守所洗衣工

我踏進景美看守所後，隨即開始在洗衣廠工作。我迫不及待地尋找思想上的同志，成功大學的鄭春朝教我從反面教材學習馬列毛。我從圖書館借來大量任卓宣寫的反共書籍，竟然吸收到真理。

入獄一年整，4月5日夜，蔣介石過世。立法院提出減刑二分之一，後又改成政治犯只減三分之一，但判決書姓氏後有「匪」字的，就連三分之一也不減。那年7月15日後很多刑事犯、普通軍事犯人被釋放，洗衣工廠的人少了許多。沒料到，同年12月19日我和一些人被點名要送到綠島。由於當時已經熟悉了環境，又有任卓宣的書讀，所以要離開時有些捨不得。

在綠島與林書揚相遇

到了綠島後，我被調到廚房工作，學會了挑飯送水、煮飯炒菜。當時林書揚是病號，廚房和醫務所很近，讓我有機會能接觸到他。林的言談舉止先讓我驚愕，繼而崇敬，用「上窮碧落下黃泉」來形容他也不算誇張。他與世隔絕那麼久，居然天下事無所不通。

我從此有機會系統地學習馬列學說和毛澤東思想，使我對共產黨的信仰更加堅定。也學會唱《坐牢算什麼》、《安息歌》、《國際歌》等歌。

林書揚把馬列毛的理論一次寫在幾張衛生紙上，系統地傳授唯心唯物的發展與區別、資本論、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生平與情誼、矛盾論、實踐論、新民主主義、如何正確評價文革、如何做群眾工作等等，有條有理，深入淺出，讓人看了以後兩眼為之一亮，牢記在心。最後看的人會把文件撕碎，丟進馬桶，用水沖毀。見面時，我們表面上玩著橋牌，低聲討論交換思想，居然無事。

減刑出獄後生活不易

刑期剩下不到三年時，我被送到土城「仁教所」。在那裡天天都要上課，我則找了各種藉口，如編仁愛報、種菜、做家具避開上課。1984年4月5日，我因減刑三分之一，由15年減為10年，服刑期滿出獄。

走出監獄，當時的黨外知道我失去教書資格，願意把我介紹到補習班。我怕吃人手軟，婉拒了他們的好意。我作過書庫管理員、木工二手、油漆工、擺地攤、婚喪樂手，直到立法院通過《戒嚴時期白色恐怖不當審判補賞條例》，我復職卑南國中。復職前，我先告知林書揚，想聽聽他的意見。他說：「生活的擔子還是很沉重的」。

帶著幾許愧疚，重回卑南。報到時人事主任說：「你把兩個初三的學生害得好慘」，言外之意是要我復職後不要造次。所以復職後，我純教書，遇到與我的意識形態不合的地方一跳而過。

沒有糊里糊塗走出監獄

回想起一生走過的路，暗自慶幸15歲以前，在大陸親身感受到大時代的變化，到台灣後雖過著孤兒般的生活，但在入獄後能結交到真正的良師益友，又是我生命中更大的幸運。宇宙之間事事果然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重要的是通過努力，看明白一切世事和道理。最慶幸的是，我沒有糊里糊塗走出監獄！

（作者係政治犯、退休中學國文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