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曾是「東方之珠」，然而這只是西方人的觀點。對於中國人來說，香港作為歷史的傷口，至今尚待復原。描寫香港或從香港來看中國歷史的人不少，余光中的鄉愁詩與其「香港結」，或可作為對現實的參照。

四川詩人流沙河稱：「余光中是在九龍半島上最後完成龍門一躍，成為中國當代大詩人的。」余光中自己也說過，沙田山居是他生命中最安穩、最舒服、最愉快的日子。既然如此，要理解余光中的鄉愁詩，他在香港時期的作品應該是個關鍵。

鄉愁詩的基調是流浪意識

1974年余光中赴香港任教、定居，同年12月他寫〈九廣鐵路〉，提到香港的邊愁滋味：

你問我香港的滋味是什麼滋味

握著你一方小郵簡，我淒然笑了

香港是一種鏗然的節奏，吾友

用一千只鐵輪在鐵軌上彈奏

向邊境，自邊境，日起到日落

北上南下反反覆覆奏不盡的邊愁

剪不斷輾不絕一根無奈的臍帶

伸向北方的茫茫蒼蒼

又親切又生澀的那個母體

似相連又似久絕了那土地

一只古搖籃遙遠地搖

搖你的，吾友啊，我的回憶

把鐵路比作臍帶，把故土當作母體，纏綿悱惻的回憶反反覆覆、北上南下─余光中鄉愁詩的基調是永恆的流浪意識，而非終止流浪。〈九廣鐵路〉在大陸廣為流傳，並收入《余光中集》和《鄉愁四韻》等書籍，所側重的是「臍帶」、「母體」等中國認同的符號和詮釋。然而，同年12月寫的〈九廣路上〉，卻隱遁於大陸視野之外：

總是天地之間一列末班車

無家可歸依然得夜歸的歸人

三等車冷冷的窗台

斜靠的臉總是

半枕在遠方，遠方一小站上

─姑且叫它做家吧

讓車廂搖搖，搖忘憂的搖籃

讓風搖海，海搖著漁船

這世界太疲倦，太疲倦

讓一首帶鼻音的兒歌

啊防波堤，你拍它安眠

獅子山隧道剛過了

回頭莫看香港，燈火正淒涼

多少暗處起伏著刀光

長街短巷斜斜把月色

一回頭把月下驟變的臉色

一塊塊，戳成明早依樣的頭條

不安在孕育，夢魘四百萬床

大小鼾聲一個巨影給壓住

賸半個頭斜靠在夢外

黑而不甜在夢邊邊上

空曠中，聽鐵軌轟轟

向今晚的邊境

向誰的腳印驚悸

向亡命的腳印，幸或不幸

一路敲打過去

這首〈九廣路上〉，在詩人自選的詩集裡還看得到。但初來乍到，就說「獅子山隧道剛過了/回頭莫看香港，燈火正淒涼」，就說一列末班車「向亡命的腳印，幸或不幸/一路敲打過去」，這種心理的糾結不是一般。

把同時寫的〈九廣鐵路〉和〈九廣路上〉對照來看，余光中在同一條路上通往中國母體的回憶是反覆的鄉愁，通往中國母體的現實卻是「鬼壓床」般的驚懼。這種古今對照，應該是詩人有意的表現。余光中赴港任教時，大陸正值文革後期，而香港仍是英國殖民地，巨大的歷史遺留仍待清理。詩人說：「在某些情況下，香港在大陸與台灣之間的位置似乎恰到好處─以前在美國寫台灣，似乎太遠了，但在香港寫就正好，…。」這種「位置」是地理的？還是政治的？

〈旗〉無非是一種政治表態

也就是說，香港是余光中刺痛文革的絕佳位置，正是在這個位置上的「文革餘悸」，讓余光中1977年8月對台灣的鄉土文學作家爆發過反共控訴，將台灣鄉土文學論戰推向政治化的高潮。這一年2月，余光中寫〈旗〉時就說：「高處必定風勁，敢站出來/就不怕風險，風聲/敢露天屹立，就不怕孤立/平靜的日子不動聲色/要等風起，才霍霍地招展/鮮明的本色，誰說孤掌就難鳴？/…/破了，也不做無顏的降旛/待風後，縱使躺下來休息/仍要輕輕遮護/一位國士多美麗的遺體。」

〈旗〉誠然寫得慷慨激昂，它無非是一種政治立場的表態，卻不是政治環境的現實。香港回歸中國還在20年後，反共「風險」恐怕言之過早。反倒是那些遭遇政治控訴的本島鄉土文學作家，才有「風勁」、「風險」、「風聲」的焦慮。考慮到那種時空背景，再看鄉土文學論戰時期的這一面〈旗〉，它反而變成余光中為論戰對手寫的一首讚歌。

余光中的「1997陰影」

1983年7月，距離香港回歸中國還有14年，距離余光中出港遷台還有2年，有些香港居民已刮起「出逃」的風潮，詩人也在這時寫了一首〈過獅子山隧道〉，這首詩既反映了時代風潮，也表現作者的政治立場。詩人說小鎳幣上的獅子(英國殖民主義的符號)，已不像1842年那樣震動南京城了；但他卻憂懼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後的景色。他在詩的「後記」寫道：

每次開車從沙田進城，都要經過獅子山隧道的稅關，繳港幣一元。顧名思義，獅子山遠望如獅，形勢雄偉。一九九七的陰影下港幣不斷貶值；其一元硬幣一面鑄有戴冕捧球的獅子，另一面則為伊麗莎白二世的側面像。

可見「一九九七的陰影」，才是詩人的心理原形，才是〈過獅子山隧道〉要吟哦一枚小鎳幣的時代背景。詩人以為英國女王是「金冠束髮的高貴側影」，其「位置」可見一斑。

1982年的英國政府提出「以主權換治權」，來處理香港的歸屬問題，試圖實質管治香港以延續其殖民主義的利益，遭到中國政府斷然拒絕。1984年4月16日，余光中寫成〈紫荊賦〉：

一彈就破一吹就散的紅霧

十三年的風雨經得住嗎？

看路邊婷婷的多姿

嫵媚著已經有限的

這港城無限好的日子

而在未來的訣別

在隔海回望的島上，那時

紫荊花啊紫荊花

你霧裏的紅顏就成了我的

─香港相思

詩人還附注「十三年的風雨」，是「指現在到一九九七的所謂過渡時期」。這就是說，無限好的香港，因一九九七年的回歸而變得有限，乃至變成「訣別的大限」。對殖民地香港來說，「大限」思維和話語是基於殖民主義者的立場；對流亡詩人來說，香港則是他過客生涯中被冷落的一朵紫荊花，只有在逼近「訣別」的時刻，才引起他的「香港相思」。〈紫荊賦〉後第四天，即1984年4月20日，英國外相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在香港立法局聲明：1997年以後，英國不再擁有香港的主權和治權。余光中的「訣別」一語成讖。

把思鄉轉變成政治控訴

1985年余光中離港遷台，這是他在1974年居港之初，就已經為自己注定「亡命的腳印」。這種流亡般的流浪，其實是一種政治選擇。例如1985年6月初，余光中在東京上空「倒數著香港珍貴的時間」，說這是一種「米旗未下紅旗未掛的心情」。既是「中國當代大詩人」，卻因為高舉反共旗幟，而讓應有的反殖意識成了「無顏的降旛」，並聲稱「50年不變嗎？我不敢預言」。可見其政治失落與流亡心態，相伴相生。

余光中那些以「遷徙流亡思鄉」面貌問世的作品，終究在1989年6月的北京風波中，轉變成政治控訴的原形。他不但主編《我的心在天安門─六‧四事件悼念詩選》，還到香港參加「天安門的沉思」詩歌朗誦會。當年香港因為這場風波而發生遊行、罷工、罷市、罷課、移民出走潮等，正合了詩人的心意，他在當年6月22日寫成〈讚香港〉：

你也是那樣的一位

敢於獨立的豪傑

敢在更大的坦克之前

仰對更重噸的威嚴

發出響亮的怒吼

在世界的旁觀下

只有你獨臂抵擋

歲月的坦克隊當頂輾來

一九九○

一九九一

一九九二

一九九三

一九九四

直到最後是怎樣的

一九九七

有必要重新認識余光中

可是，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後，並沒有「坦克隊當頂輾來」，2014年的「占中」時期也沒有，2019年的「黑暴」時期也沒有。現在看起來，當年詩人在高雄「讚香港」是抵擋坦克的獨臂豪傑，進而詛咒1997，豈不是反襯自己為「大限飛將軍」？何況1997「大限」還沒到，詩人就飛到北京登長城、訪故宮、做演講去了？

斯人已逝，2020是新時代與新局面，重整或清理近200年來的歷史遺留成為所有中國人的本分。余光中在香港留下的元素和影響，也是需要重新認識和辨別的一環。

 

(作者係中學國文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