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鑄倫7月28日在台北辭世，凡是認識他，並作為他朋友的人，心裡鐵定都充滿不捨與悲傷，對我尤其如此。

早年在政大東亞所相識

我與毛鑄倫早在讀政大東亞研究所時便認識了，他就讀碩士班，我在大陸問題研究班進修，一起上課，同一師門。有次鄭學稼教授告訴我：「毛鑄倫同學歷史系出身，聰明好學，有歷史思辨意識，這些條件對學中共黨史與共黨理論容易入門，我喜歡這個年輕人。」這是當年著名的中共問題與馬列主義權威學者鄭學稼，對「毛鑄倫同學」的看法與期許。

鑄倫畢業後去中興（台北）大學任教，開授「大陸問題研究」，我回原單位繼續大陸問題研究工作。經過東亞所的學術理論培養，加上自己的文筆素養與歷史思辨，鑄倫很快引起報人余紀忠的注意，於是進入《中國時報》服務。

鑄倫先在《時報周刊》大陸問題專欄組負責編採工作，一天打電話約我寫中共官方與社會對文革反思的文章，他在電話裡直言：「學長好，請學長為時報周刊寫一篇大陸研究專題文章，一周內交稿，無任感謝，功德無量！」其實在東亞所他是我的學長，他就是這樣對事有理有節，對人有禮客氣的一位知識朋友。

知識分子不媚俗、不附勢

後來鑄倫在《中華雜誌》發表文章，他筆鋒帶民族主義意識，分析大陸、兩岸與中美問題都由中華民族立場出發，此讓與鄭學稼有深厚交情的胡秋原賞識。胡先生邀請他到《中華雜誌》編輯部幫忙，他努力盡心工作，做得不負胡先生所託，擔任總編輯，直到中華停刊。

鑄倫對胡先生除了崇敬，也執弟子之禮，尤其秉持胡先生「三大尊嚴」（民族尊嚴、學問尊嚴、人格尊嚴），作為他人生價值的目標。毛鑄倫是尊師重道、有情有義之人，曾為紀念胡先生逝世一周年，主動編輯《人格的自由與學問的尊嚴》。

我由美國回來後，在高雄中山大學服務，鑄倫在台北教學，並在《中國時報》服務，一南一北不常見面，但在《中華雜誌》和《海峽評論》上我常拜讀他的文章，此時他對議題已由分析轉向評論，對美蘇爭霸、國共內戰、台灣的過去與未來、兩岸關係與國家統一、中華民族的苦難與復興等議題，有自己的觀察與看法。一如克羅采(B. Croce)所言，凡由歷史意識以真知識對國家與民族問題提出自己觀察與看法的，不媚俗、不附勢、不人云亦云，就是一個知識分子。鑄倫就是克羅采所謂的「知識分子」。

2000年柏林往事歷歷在目

鑄倫擔任過中國統一聯盟主席，2000年8月應邀前往德國柏林，參加「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毛主席在600人的大會上說，兩岸統一就是中華民族的再統一，兩岸中國人和全球華人都應努力團結起來，為中國復歸統一而奮鬥。會後我們一起去看柏林圍牆遺跡，鑄倫對我說：「東西德能統一，中國也必能統一。」我完全同意鑄倫的看法。

我和鑄倫還去了波茲坦，訪遊了西施林宮。波茲坦宣言由中、美、英簽署，命令日本軍國主義無條件投降，否則日本將遭徹底毀滅。日本最後無條件投降，台灣光復重回祖國懷抱，談到這裡，鑄倫和我在西施林宮擊掌說「讚」。

在慕尼黑，我們在四方廣場一家小餐廳喝道地的德國黑啤酒，以整隻德國豬腳佐餐，至今我還記得鑄倫手執一公升裝大玻璃杯黑啤，對著我說「為兩岸和平統一乾杯！」一飲而盡是他的豪情，為兩岸和平統一而努力是他的壯志。沒想到兩岸統一正當最後努力階段，鑄倫兄竟先我離開這個世界，真是壯志未酬身先死，但悲不見九州同，遺憾之至。

關心民族復興及台灣未來

我離開中山大學回到台北後，有較多機會與鑄倫聚晤。我們一起參加《海峽評論》編委會，一起應邀出席《觀察》座談會。

鑄倫、曉波兄和我都是《中華雜誌》時期的老友，在海評編委會上，每以老友之誼對主題焦點各表意見，有時還會爭論，爭論在於對問題的觀察切入點不同，對問題的本質意見則是相同的。我們都是民族主義者，都生於抗戰後期，逃難於內戰時代，歷史悲劇煉鑄出我們共同的心志，也因此在知識、國家與民族的道路上走在一起。我們期待的是民族復興、國家統一，我們都正視中國崛起的歷史意義。此外，鑄倫比我更關切台灣的未來。

前年鑄倫久病致殘後，不便再出席海評每月的編委會，但他仍抱病撰文，這是最後的筆耕，令人欽敬。他自覺時間精力恐已不多，請海峽學術出版社為他出版最後一本書。

《病厄困作》集結了鑄倫最後幾年發表的大作，內容精彩，不論評論或分析都深入。他在自序中寫：本書「是作者個人作為一個生活於台灣70年的中國知識分子，其知識/思想/情感/心血的紀錄，這些或許還是約略有點參考價值的。」豈此「約略有參考價值」，我要在此指出：為了國家、民族與兩岸，將知識、思想、情感、心血融合在一起而寫出來的東西，絕非泛泛之文，更非「海隅微言」。鑄倫兄，你在知識上自謙，令人欣賞與懷念。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