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從中國大陸進口的3,000餘億美元的產品加徵25%關稅期限，即將於今年7月中屆滿。雖然拜登執政以來主張，在中國沒有落實對美增加採購承諾前，無意對中大幅鬆綁加徵關稅；但5月10日拜登表示，美國或將對中撤銷部分進口產品關稅，藉此對抗通膨。此是否意味著，面對通膨的壓力，未來美國可能調整對中貿易戰略？

回顧2018年3月開始，川普政府先後對中加徵關稅之後，瞬間減少進口中國產品，讓美國對中貿易逆差從2018年的4,182億美元史上新高，降低為2020年的3,103億美元；不過，隨著新冠疫情稍緩再度拉抬需求，讓2021年美國對中貿易逆差再度擴大至3,553億美元。這些現象，除了扭轉川普政府認為對中加徵關稅可以改善貿易逆差的思維之外，無疑說明美國對中掀起貿易爭端歷經四年鏖戰，最後效果歸零。

降關稅緩通膨不絕於耳

儘管加徵關稅難以解決對中貿易逆差，然而，讓美國社會最深刻的衝擊莫過於，進口廠商將加徵關稅所衍生的成本直接反映至產品上，特別是民生消費產品的價格不斷飆漲，間接也拉抬了美國通膨，不但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持續上揚，而且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更從去年4月的4.1%，逐月提高至今年4月的8.3%。其中，3月更是達到8.5%，創下1981年12月以來的新高紀錄，再度掀起美國社會輿論認為，必須重新檢視對中貿易政策，尤其需要調降加徵關稅。

從2021年3月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在接受訪談時，提出「降關稅緩通膨」論述後，美國社會主張對中調降加徵關稅的聲浪，不絕於耳。其中，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估計，如果對中取消加徵關稅，將會降低通膨1.3個百分點；此外，白宮負責世界經濟事務的顧問辛格(Daleep Singh)認為，除了與國家安全相關的關鍵產品，持續對中出口管制之外，可以就來自中國進口非屬「戰略」的產品調降加徵關稅，藉此緩和通膨壓力。

疫情重創供應造成物價飆漲

今年3月美國貿易署重新豁免352類項中國進口產品關稅至2022年12月31日止之後，拜登政府或將再度擴大調降部分非屬「戰略」產品的加徵關稅。畢竟，比較去年的社會環境，今年來美國通膨問題極為嚴重，而且遠比歐亞其他主要國家為高，讓拜登政府在治理上受到的壓力與日俱增，除了加速採取升息之外，目前解決藥方僅有調降加徵關稅，甚至對中經濟政策較強硬的共和黨派議員也在「期中選舉」考量下，同意調降加徵關稅。

不過，許多學者專家卻又認為，調降加徵關稅根本不易抑制通膨；因為川普政府先後對中實施幾波加徵關稅是從2018年3月開始，若從時間序列來看，此波通膨始點是從去年6月之後，似乎難以延伸說明，美國物價上揚與對中加徵關稅有直接的關聯。亦即目前美國的通膨現象，其實是肇因於2020年1月突如其來所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雖然各國政府無不採取擴大財政、寬鬆貨幣政策，藉此刺激需求挽救經濟，但卻又無法忽略全球許多重要產業生產因疫情干擾，而被迫中斷，嚴重衝擊供應體系，在供需落差下自然拉抬了物價上揚。

另一方面，更加無法忽略的是，長期以來美國在處理對中貿易政策的背後，其實仍存在著更重要的「政治性」優先於「經濟性」之思維。誠如今年3月30日美國貿易署(USTR)代表戴琪在國會聽證上所說，美國對中國貿易戰略的核心是在，要求中方實施公平交易行為，藉此重新校準美中經濟關係；此外，美國應該積極從事「戰略性投資」，以提高戰略性產業之優勢，進而捍衛美國的經濟利益，以及加強與盟友合作，促使產業供應體系更加具有韌性，避免受到中國違反貿易行為所造成的衝擊。

對中貿易政策陷入兩難

從美中爆發貿易爭端以來的過程觀察，或可發現，美國在處理對中貿易政策的思維上，仍然難以擺脫「政治」考量的因素，使得經濟考量的因素，其優先順序被迫不斷後退。亦即在政治優先考量的前提之下，讓曾經公開批判川普政府的拜登執政之後，在處理美中經濟關係所包括的貿易戰、關稅戰、科技戰及金融戰等微觀議題的同時，卻又無法忽略政治層面所涉及的國安、地緣等宏觀議題。

很顯然地，拜登政府對中貿易政策的思維是，如果輕易對中大幅調降加徵關稅，最後極有可能被美國社會批判為：對中軟弱、屈服、討好，導致在政治光譜上陷入失分的風險，甚至不利於即將來臨的「期中選舉」。

再加上國際「減碳」趨勢也無形中帶來「綠色通膨」的壓力，以及今年2月俄烏兩國爆發戰爭，造成全球糧食、能源等價格再度呈現飆漲格局。這些內、外在因素干擾之下，或將使得美國在處理對中貿易政策時陷入兩難的困境。亦即拜登政府在「政治性」優先於「經濟性」的思維下，未來可能對中調降部分產品加徵關稅，以因應持續上揚的通膨，卻又難以期待其對中全部「取消」加徵關稅會有結果。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