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民走進投票所時，影響他做出選擇的因素，不外乎理性與感性。所謂理性，便是對候選人人品、政策、未來展望等的評估；所謂感性，便是個人情感與情緒的連結。理性的評估，仰賴的是候選人的論述、政黨的執政紀錄、政策的影響評估、甚至國際形勢的觀察。

感性的連結有賴長時間的互動培養、成長的共同記憶、對候選人的崇拜、與政治符號的認同等。兩者交織影響，若彼此不相衝突，則選民投票時便易於取捨；但若兩者導引選民走向不同選擇的思考，則何者更具決定性，便取決於投票時的各種主客觀因素。

感性判斷凌駕理性抉擇

以台灣2020年總統大選為例，感性的判斷似乎凌駕於理性的抉擇之上，造成蔡英文以超高得票率贏得連任。

就理性分析的角度，蔡英文的勝選難免讓人感到意外。她執政期間，兩岸交流凍結，經濟前景不佳，各行各業面對景氣寒冬，怎能不做換人的思考？外交戰線節節敗退，若不尋思化解大陸敵意，台灣是否經得起再一波斷交打擊？政治上任用私人，縱容貪腐，有心整飭吏治，除了換人換黨豈有其他法門？在全球反燃煤的潮流下，忤逆公投減煤決定，繼續擴大火力發電，環保人士怎能吞忍？推動「一例一休」造成傳統勞工票倉離心離德，加上惡整軍公教，爭取連任選票何在？學位的爭議無法有效澄清，理性的選民又何敢託付大權給一個造假35年的候選人？

以上所舉僅為犖犖大者，但光就這些執政表現，選民若從理性角度思考，蔡的連任顯然勝算不大。而這也是為何蔡在去年7月以前，民調支持度還持續落後給對手韓國瑜。或許，在選前六個月選民較易保持頭腦冷靜，故而理性的分析仍然主導民意。

投票決定一旦注入感性因素，任何理性判斷便可能成了「參考值」。陳水扁2004年爭取連任時，政績同樣乏善可陳，但一句「肚子扁扁也要選阿扁」，加上「兩顆子彈」又強化了感性因素，最後讓所有從理性角度分析選情的觀察者忙著滿地找眼鏡。

歷史上當然不乏領袖利用感性號召，集結支持者突破困難的格局，帶領社會走向改革之路。但在民主結構下，訴求感性的領袖或政黨往往容易造成社會的對立與動盪，對國家的穩定發展不見得有利。故而，研究民主政治的西方學者們早有共識，環繞在「社會經濟分岐」(social-economic division)的政黨競爭最是溫和穩定，因為這類議題涵蓋較多的理性論辯與較少的感性思維。

殖民的台灣不缺感性話題

遺憾的是，歷史上長期被殖民的台灣，向來就不缺感性話題，政客們只要順手捻來加工撩撥，其他政策與理念便頓時黯然無光，勝利也就垂手可得。這些感性話題中，核心要素則為「省籍情結」。透過「台灣人」與「外省人」的差異，衍生出「愛不愛台灣」、「捍衛主權」、「公民自決」、「台灣正名」、「台灣獨立」等形式上的話題。

從過往的黨外時期到今天的民進黨，民進黨的支持者便一直呈現強烈的省籍情結，這從該黨群眾活動偏向使用閩南語便可見端倪。歷史證明，種族主義向來是凝聚反對力量的西敏土，「省籍意識」本質雖然不同，但情感聯繫上並無二致。民進黨過往推動「台灣人出頭天」、「台灣人當家作主」，獲得廣泛的回應，若說省籍意識不存在才是昧於事實。民進黨主張台灣獨立，為何不願透過中華民國「借殼上市」？原因無他，因為這是「外省人」建立的政權。故而民進黨數十萬人的造勢場合，竟然看不到一面中華民國國旗，對比其他民主國家的群眾運動，可謂相當罕見。

省籍情結幽靈至今不散

國民黨當年以「外省籍行政院長欺負本省籍總統」幫助李登輝鞏固權位，當然深知省籍情結幽靈不散，故長久以來便相當重視省籍平衡，改名「台灣國民黨」的呼聲也不絕於耳。馬英九挾民眾對陳水扁貪腐的厭惡，趁勢當選總統，但身為外省籍總統處處小心謹慎，儘管年年為二二八道歉，還是未能取得民眾跨越省籍的擁護。馬王政爭中，馬英九的孤獨身影，迄今讓人印象深刻。經過三次政黨輪替，省籍問題確實較少提及，但不談並不代表不存在，一旦「台灣人當家作主」面臨威脅，這個感性議題的能量仍然不容小覷。

韓國瑜挾高雄市民對市政的不滿，讓高雄綠地變藍天，震撼了民進黨上下。但韓國瑜以為勢不可擋，想藉此問鼎大位，無形中觸動了省籍的敏感神經。偏偏韓不知凶險，以為自己能在高雄出線，代表省籍已不是問題，於是摒棄過往省籍平衡的安排，以外省人張善政擔任副手。不僅如此，競選總主委也由外省人朱立倫擔綱，其他檯面上的助選者如馬英九、趙少康、周錫瑋、郝龍斌等，活脫就是個外省軍團。這樣的陣仗當然激發了台灣認同者的危機感，他們不擔心老共統一，但害怕外省人復辟成功。

韓國瑜的選舉造勢，無疑相當成功，但正因如此，也刺激了省籍認同的危機感。傳播媒體原應以監督執政者為職志，但據分析有九成評論傾向批韓；選前民調曾經聲勢看漲的韓國瑜，竟有半數以上受訪者對他表示嫌惡。對政績不佳的執政者，媒體如此厚愛，民調也遙遙領先，似乎不是理性分析可以合理解釋。執政者掌握資源優勢，勝選機率原本較高，但能出現74.9%投票率，囊括八百餘萬選票，相信省籍情結扮演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