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韓國賣座的女性影片《82年生的金智英》，在台灣亦創下佳績，原著小說譯為18種語言，熱銷全球，台灣的中文版上市不久即賣出22,000本。金智英是一位年輕的都市上班族，婚後退出職場在家育兒，感受到種種難以言喻的性別壓力，而發展出多重人格的心理病症。

台灣婦運尚未竟功

台灣不少年輕女性看了《82年生的金智英》後感到慶幸，覺得台灣比韓國進步多了，因此台灣不需要婦女運動。這句話聽在我耳裡十分熟悉，也感觸甚深。

1950年代蔣宋美齡即說婦女運動已經成為歷史名詞，而提出以婦女工作取代婦女運動的主張。1980年代全球婦運鼎盛，台灣婦女團體十分活躍，卻深怕被爭女權的「婦女運動」污名化，寧可自稱兒童或環保團體，不承認是婦女團體。許多女性學者在婦女研究的學術會議上，也一再主張台灣男女平等，不需要婦運；或者女性應努力工作，贏取尊重，而不應該抗爭。

21世紀初，「多元性別」甚至號稱取代了婦女，讓女性消失。回首半世紀，台灣婦女運動創造了重大改變，卻也始終面對被消失的命運。

台灣有沒有金智英？

一部細數家庭主婦日常的抗議性小說和電影，能夠跨文化吸引眾多讀者和觀眾，似乎又在告訴我們：世界需要改變，台灣也需要改變，雖然本地的婦運走在韓國前面，但其存在仍屬必要。事實上，全球尚沒有一個國家，包括許多人稱羡的芬蘭，敢宣稱自己已經達到男女平等了。

也正因為婦運的正當性不斷受到質疑，女性爭取平等的行動持續被檢討和自我檢討，反而證實了女性地位並不穩固，台灣婦運尚未竟功。　

從「女才」到「女權」

受到全球第二波婦運的啟發，台灣婦運於1970年代中期開始萌芽、集結。當時台灣仍在戒嚴時期，但社會面臨轉型，戰後成長的「新生代」期待政治和社會改革，年輕女性開始聚集，要求平等的發展機會，讓她們在廚房以外，也享有一片天地，與男性並肩貢獻社會。

此時的代表人物呂秀蓮並不認同西方的女性主義，而自創「新女性主義」，並揚言她所主張的「女才運動」，有別於西洋的「女權運動」，同時也不挑戰女人的「本分」和「天職」。溫和的改革受到媒體和開明男性知識分子的青睞，形成聲勢，卻受限於戒嚴法規，未能組成社團，而以報紙雜誌和「拓荒者出版社」為主要發聲管道。

1980年代中期解嚴前後，眾多婦女團體興起，李元貞、鄭至慧等人組成的「婦女新知雜誌社」公開挑戰父權文化、提倡女性主義，爭取女權，如工作權、身體自主權、財產權以及平等的婚姻關係，但強調與男性有相同的「權利」，而非「權力」。即便如此，社會仍期待女性扮演支持者而非挑戰者的角色，對女性主義懷抱戒心，因此男女會員兼收，從事公益，而非謀求女性權利的團體如「新環境主婦聯盟」，在社會上受到更大的肯定。

從「女權」到「女力」

但是，權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饀餅，沒有權力便很難取得權利。1990年代婦運累積了更多實力，轉而爭取決策權，此時國際婦運也以「增強女性權力」(empower women)為口號。

1989年底立委、縣市長、省市議員選舉前，婦女團體發表「十大婦女聯合政見」，主張普設托兒所、設立婦女勞工局、實施彈性上班制、修訂夫妻財產制及離婚法等。之後在歷屆選舉期間，婦女團體要求候選人發表婦女政見，或檢視候選人的婦女政見，並且主動和從政者合作，推動或修改法條，紀欣所領導的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更提出「婦女優先、政黨中立」的口號。因此，修憲後的基本國策納入了平權條款：維護婦女人格尊嚴、保障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實質地位平等。

已婚女性有了財產權、住居權、子女姓氏權，《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才相繼通過，民法親屬篇也多次修訂。此外，各級政府的性平機制、民代的性別比例代表制、各處性別友善設施和哺集乳室的增加，都領先全球。

展望台灣婦運未來

然而，當婦女運動掃除了基本障礙後，性別歧視和偏見仍以隱晦的方式存在，女性仍集中於低收入、低發展的服務業；仍是性暴力、性騷擾的主要受害者。與性別相關的諸多政策，如性工作、代理孕母、性教育、考試和用人的標準男女應否一致等，也因為牽涉面向廣泛，而需要更深入的討論、更合理的設計。

再進一步來看，女性主義始於個人，終於天地萬物，性別平等只是婦運的中繼站，最終目標在消除人類社會中的歧視、異化和剝削，在有限的生命和時間裡，大家互相照顧，找到好的方法，共同有效經營資源有限的地球，讓萬物得以和平共生。

（作者係台北市社會局前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