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孽的報應》是作者荷蘭人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經過長時間的遊歷、觀察和訪談，以及對電影、教科書、紀念碑、大眾文學作品、知識分子的爭論等相關話題之感想和思考合成的「政治遊記」。書中那些看似獨自成章又有著多重議題的聯繫，貫穿著對戰爭記憶、國家罪行和民族悔罪等問題的思考。

二次大戰結束至今，討論戰爭的問題一直是中國乃至世界的思想界、政治及歷史研究領域的重點關注物件。通過閱讀本書，再結合對《東京審判》、《紐倫堡審判》兩部電影的觀感，讓筆者加深了對戰後各國態度和行為的理解和思考：只有對歷史錯誤進行審視，才能避免明天的我們被歷史的尺規審判。

德、日對歷史有不同態度

當觸及有關民族、戰爭的內容時，似乎總無法迴避一些情緒的出現，布魯瑪便是從與情緒相關的四個方面：政體的改變和國民的政治成熟；民族主義的影響；確認受害者和加害者；天皇制與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極權的不同，來分析和比較德國和日本在面對侵略行徑及戰後反省兩方面，不同的態度和這種態度的形成原因。事實上，在布魯瑪看來，對待歷史的態度往往與民族性、文化差異並沒有特別強的相關性，更多的在於政府及社會採取的政治導向和意識形態。

正如布魯瑪所言：「沒有危險的民族，只有危險的情景。」實際的政治安排，往往比所謂的歷史規律和民族性格，更能影響一個國家在面對自身歷史遺留問題時所採取的態度。

本書多次提及一個關鍵字：認同，對歷史真相、價值判斷的認同，基於歷史認同的過程中，對本民族身分的認同和反省，以及基於民族認同後對國家、政府未來引領方向的認同，無論是對於現當代國際政治與歷史問題的認識，還是個體對歷史的反思，都有著很好的啟發。

日本去真相敘事掩飾過往

日本作為東亞地緣政治的一環，在二戰中所扮演的區域性與世界性角色，常在各種歷史問題的討論中出現，而日本本土對此的態度，卻表現得猶如「萬花筒」般複雜支離，但究其主流而言，則為政府主導的「去真相敘事」，從而掩飾過往。對於日本為何要百般掩蓋歷史事實，布魯瑪用了五個原因進行總結：政治上的不成熟；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核心為天皇；「受害者」心態－忽視了其侵略者的記憶；日本的天皇制度－曖昧不明的政治體制：日本的左翼因自身的教條主義顏面掃地，不慎瓦解。

但歷史真相是這五個條件遠遠說不清的，奉行沙文主義的右翼勢力，及上至「神轎」，下至「官吏」的幕僚（包括官僚、政客、海陸軍將領），他們也有自己的無奈和隱衷，常常被最底層的「浪人」玩弄於股掌之間。最後，這些都將歸咎於一種「集體不負責」的窠臼中。

就以此例說明：二戰期間，日本廣招華工開鑿礦坑，在白雪皚皚的戶外，很多勞工都只能身著薄布粗棉，甚至衣不遮體，每天只能喝一些蘋果皮和著糙米煮成的白粥來充饑。當他們無法忍受高強度的作業及非人的謾罵虐待時，曾想逃離到礦坑附近的一座山上，但日本民眾卻舉報或直接幫忙去追殺這些勞工。他們未曾想過自己也是苦難的一分子，不經意間成為高壓統治的幫兇，成了背後「老大哥」的傀儡。那麼，這種現象背後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是百姓的無知？還是對神道教的信奉不一？

日本強調施害者的心態

令筆者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保守勢力對二戰所進行的「歷史化」處理。在他們的書寫與敘事中，戰爭是一場為民族存亡而進行的鬥爭，日本軍人並不比其他國家的軍人更壞，就榮譽心和犧牲精神而言，他們甚至更加優秀。這樣的敘述，往往賦予了他們某種受害者的身分，而這種所謂的歷史態度會讓「冷眼看待」變成「冷眼旁觀」，讓旁觀者因「理解」加害者，而對他們產生認同感，更就此產生一個囿於法則的悖論：這一進程的目的雖是試圖形成更為客觀的歷史觀，但實際上卻催生了愈加分化的主觀看法。正常的歷史意味著多樣化的解釋。且這種歷史化也牽涉到身分認同，就像在日本一直強調的加害者心理的基礎上，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在某種加害者的言說中，也變得正常化了。

這種歷史化的敘事，仿若戈培爾效應，帶來的魔怔和日本侵略者的「聖戰」崇拜。「他們相信，但凡與天皇為敵的人都不是好東西，因此，他們越是殘忍地對待戰俘，就越能顯示出自己對天皇的忠心。」在這樣的心態下，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會出現諸如《日本隨軍記者見聞錄》，把中國民眾像對待豬一般殺害的毫無人性的行為了。只有當社會在面對過去時，變得充分公開和自由，既不是從受害者的角度，也不是從施害者的角度，而是從批評者的角度去看，陰影才會淡去。

德選擇認罪，日選擇推卸

相較於日本的推卸和健忘，德國的「華沙一跪」選擇認罪，並以實際行動來求得原諒。西德的歷史教材中如實記錄了二戰中德國的行為，並且鼓勵學生反思歷史；德國的電視台也經常播出辯論節目，甚至可以對紐倫堡審判提出不同觀點；更勇敢的是，德國政府在1979年主動廢除了追訴「反人類罪」的時效限制，用以自我鞭策。這是政治制度、文化方針的轉變給德國人帶來的反思，讓德國人在這種理性和自由的政治辯論中逐漸成熟。

在我們看到日本的行徑時，也不應該對日本人一概否認，因為正是前文所述的那樣，一個萬花筒般的社會中，任何言說的出現都成為一種可能，其中自然也不免會出現一些沒有盲從權威的群體。日本著名的歷史學家、東京教育大學教授家永三郎便是典型的代表。

日本也有家永這種學者

從1890年頒布《教育敕語》以來，日本教育就一直是帝國的宣傳喉舌。德育課被抬到了極高的高度。諸如自我犧牲、軍事紀律、祖先崇拜、忠君尊王等民族美德，就是以這種方式灌輸的。這種主流的敘事，自是在二戰後初期的民主化改革中被摧毀，但其所產生的社會心態，卻仍攜帶其本身的慣性而產生持續的影響，民主化改革的不充分對此又引發別樣的推助。

而正是如此複雜的現實，才顯得家永個體獨立的可貴。家永從不掩飾他的政治傾向，在1962年版的歷史教材裡，他用一張殘疾日本老兵的照片作為插圖，圖中人物的一條斷臂綁在皮革護具裡，脖子還掛著個錢盒。文字說明是這樣的：「這一悲劇性的景象，雄辯地向我們揭示了《憲法》序言裡用詞的深刻含義。原文如下：「···（我們）決心，再也不重蹈因政府行為招致的戰禍的覆轍。」

家永的左翼反戰思想和親華傾向，恰恰是日本保守派試圖從教科書裡抹去的。因此，在編寫高中歷史教材時，家永被勒令刪除有關南京大屠殺、日軍姦淫婦女和日軍在偽滿的醫學實驗等篇幅，但家永三郎卻憤而起訴政府違憲，官司足足打了35年，經歷了不斷的上訴和被駁回，最終遺憾離世。

東、西德曾有不同作法

在對歷史的反思、解讀，教育下一代的必要性上，這本書所揭示的東德、西德對於對待歷史的態度、歷史的宣教功能，在國家和制度層面有著很大的不同。在東德，其目的是為了謀求對政權合法性的認同，謀求人們對國家和國家主義（集體主義）的崇拜，並不將尊重人權作為首要的宣傳任務，反而通過繼承和沿襲前極權政權的某些高度符號化的口號、神秘儀式感來達到壓制人性，繼續使用納粹時代的卡里斯馬權威，作為合法性以穩健其統治基礎，強調統一服從，不問是非，只考驗對政權的忠誠度，以鞏固極權政權的體制為目的。

而西德，謀求的是對普世人權的尊重的宣教理念，讓人們從紀念堂、博物館、警示牌中體會出尊重人權，釋放人性的重要意義。這是恒定的教育目的，但政權如何演變是次要的甚至可能成為阻力，所以要警惕，鍛煉人們勇於獨立思考，不要被政權的輿論宣傳所左右。正因為兩德所採取的政治導向和行為目的不同，才導致了兩德截然不同的結果，也使得「六八一代」在現存的政治生態中明白了異見的價值。

結語

當戰爭成為記憶，記憶也就成了戰爭。它時刻提醒著我們：歷史的沉重與和平的可貴。在學習歷史的過程中，我們避免不了看到歷史現象的重演，也無法在詳盡每種歷史結果後而逐一防範。我們能做的是，在構建國家民族精神的同時，肇建自身的韌性，在民族自覺裡尋找自我認同。最後以前德國聯邦總統里夏德·馮·魏茨澤克的話作為結尾：「任何對過去視而不見的人，對現在也一樣盲目。不論是誰，只要他拒絕銘記過去的慘無人道，就存在染上新疾的風險。」

（作者係閩南師大歷史地理系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