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時報》5月7日社論將五四運動比作太陽花運動，說兩者都是青年學生關心國是、提倡民主的表現。坦白說，蹭五四運動百年熱，並不能為太陽花防腐；畢竟五四學運是為了抗日反帝、救亡啟蒙，太陽花完全不能相提並論。

台灣是五四的淵源之一

話說回來，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五四學運並不完全是同一回事，而今流行的五四概念是比較廣義的。從運動脈絡來看，五四是19世紀末、特別是1895年以來，中華民族反帝救亡運動的延續與發展。而1895年日帝割據台灣，正是以台灣作為進占中國大陸的前沿基地。由此事實看來，並不像《自由時報》社論〈建構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和史觀〉說有人「把台灣民主歸功於五四」云云；恰恰相反，台灣正是五四關心國是、提倡民主的淵源之一。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近代民族解放運動，經常以民主運動的形式來表現，例如林獻堂領導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只不過，自1990年代以來，台灣的歷史研究出現日殖有功論與先住民南來（南向）論兩個熱點，以作為區隔大陸淵源的敘述範式，〈建〉文便是這種範式的旨意。比如它稱：「五四發生在中國，台灣是日本帝國的一部分，處於明治維新之後的大正時代，比中國先進很多。當時西風東漸，台灣不僅文化藝術思潮受『大正浪漫』影響，政治社會運動也因民族自決原則及『大正民主』而勃興，一個文明現代的公民社會已在成形。」

其實，日帝殖民台灣期間，所謂民族自決與民主政治從未在台灣實現過；否則也不會有跟進五四的台灣新文化運動，以及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

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者張我軍在1924年指出：「台灣的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本流發生了什麼影響、變遷，則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隨之而影響、變遷，這是必然的道理。」只不過，因為日據關係，中國舊文學的「破舊殿堂」還在本島「苟延其殘喘」，因此張我軍以胡適和陳獨秀的新文學精神，「欲率先叫醒那裡頭的人們，並請他們和我合力拆下這所破舊的殿堂」。

《台灣文學史綱》作者葉石濤認為，台灣新文學運動是1920年代台灣新文化運動的一環，而台灣的「新文化運動其實是抗日民族解放為鵠的底政治運動。其目標在於反帝、反封建，……推翻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又說台灣新文學運動「受到國內五四運動的刺激而孕育發展，所以一開始就有強烈的民族性格」；更說從1920到1940年代的台灣新文學特色，首先「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環節，民族性格濃厚，是抗議和抵抗的文學」。

由張、葉兩人的說法來看，〈建〉文所謂日殖時代「一個文明現代的公民社會已在成形」，可知「大正浪漫」的主體想像，信非虛言。但是，想像並不能取代當時台灣處於日本殖民地、而非日本主體部分的現實。五四運動時期，東京帝國大學政治學教授吉野造作向其中國友人表示：「侵略主義的日本，不獨為貴國青年所排斥，抑亦為吾儕所反對也。」正是日本在19世紀末侵略中國、割據台灣的刺激，才引發其後中國人的改良民主與革命民主兩條路線的運動，並延續、擴散、匯流為五四民主運動。

日殖台灣下的民族運動

五四的口號「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其「強權」指的是包括日本在內的巴黎和會列強。尤其日本，正是大正日皇在位時的1915年強占山東省、並對民國政府提出苛虐的21條；這一年的台灣，則發生余清芳反殖抗日事件。然而100年後，〈建〉文竟然欣慕日殖的現代性，謳歌「大正民主」是如今台灣民主的根源？〈建〉文無識余清芳、賴和、蔣渭水、張我軍、林獻堂、楊逵、葉石濤等人的事蹟或證言，卻侈談「從五四影響的解讀，可看出社會上對歷史文化的理解，仍相當欠缺以台灣為主體的自信及必要建構」，好意思這麼說嗎？

20世紀初，台灣政治社會運動的核心是擺脫日殖的民族運動，而不是趨附「大正民主」的公民運動。大正日皇於1912年至1926年在位，然而《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記載〈台灣社會運動史〉部分，清楚寫到林獻堂於明治42年（即1909年，但實際是此前兩年，即1907年）在日本奈良市受到梁啟超的啟發。1911年梁啟超來台，林獻堂再度受到民族主義的感召。這件事早於五四、早於「大正民主」，但失憶的〈建〉文則沒有這種主體史觀。

事實上，親睹1907年梁啟超與林獻堂相遇的彰化人甘得中，於1913年留學東京時也曾訪識革命黨人戴傳賢。後者告以大陸革命派致力討袁，無力濟助台灣；台人宜改變鬥爭方法，交結日本本土權要，以牽制台灣總督府的壓迫。可見，大陸改良派與革命派要角，均建議台灣人以「文鬥」方式反抗日殖。林獻堂的秘書葉榮鐘認為，梁、戴二人對於林獻堂從事民族運動的路線，「真有暗夜明燈的作用」。而「台灣民族運動的目的在於脫離日本的羈絆，以復歸祖國懷抱為共同的願望，殆無議論餘地」。

正如前述，台灣的民族運動包藏在民主運動裡，對象是日本殖民當局。這種鬥爭方法，被啟蒙於辛亥革命前夕，早於所謂「大正民主」，也早於五四學運。眾所周知，蔣渭水正是在「大正民主」時期，投身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而被判刑拘禁的。大正日皇晚年還成了精神病患，「大正民主」並未落實為日本社會的公民意識，才有後來軍國主義支配整個日本，並壓迫台灣成為南向侵略基地的歷史事實。

超越五四才是紀念五四

如此來看，〈建〉文所說：「把民主自由的進展主要歸功於五四，出自對台灣歷史的輕忽，偏於從中國的立場或史觀論事，不能站在這塊土地與人民的角度平實看待。」其實，恰恰是該文輕忽台灣歷史的主體，膜拜日、美等民主「先進國家」的自卑心理所致。

這種自卑心理，倒是有些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傳承。100年前的國人心理是矛盾的，既愛國又崇洋；或者說，許多人是用崇洋的方式來愛國，當時許多進步人士都是民主拜物教的信徒。魯迅、錢玄同都主張過廢除漢字；陳獨秀說，中國若不免亡國，則寧可亡於白種人，而不願亡於黃種人。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指出，五四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場西化運動，而不是排外運動。這是當時的時代局限使然，只要從運動脈絡的源頭，即19世紀末的中國遭遇來回顧，就不覺得奇怪。

事實上，五四時期的西化運動一直延伸到1960年代的台灣，也延伸到1980年代的大陸。甚至在1979年的台灣，在1989年的大陸，民主和美國幾乎是同義詞。而且，民主被全球視為最高價值，被美國視為歷史的終結，已是20世紀的定論。〈建〉文無論怎麼吹噓台灣民主，在思想上都沒超過百年前的格局；無論怎麼強調主體史觀，在心態上卻是扈從殖民主義的現代性，這是西方中心論的必然邏輯。

因此，五四的進步性與局限性，既要繼承，也要批判；否則便走到紀念五四的對立面去。談中華復興，必然要超越西方中心論，更要超越殖民主義的現代性，這也是台灣歷史和文化主體自覺的所在。正因為林獻堂、蔣渭水、葉榮鐘、莫那魯道等人的民族立場和氣節，台灣歷史與台灣人才沒自失主體性。

古人類不是台灣歷史主體

當然，〈建〉文意圖切割台灣與五四的脈絡，主要還是出於「一邊一國」的政治目的。為此，它幫張炎憲生前主導的《典藏台灣史》做廣告，說全書超越了「台灣人四百年史」的漢人史觀云云。其實，不過是再拿「原住民史」說事，把台灣說成是南島語族的「祖居地」，為台灣當局的南向政策打文化地基而已。

關於台灣先住民族群源自大陸華南的學術研究成果已多，但〈建〉文比較凸出的一點是，說《典藏台灣史》強調「從考古學來說，台灣至少已有三至五萬年的史前人類活動史」。問題是，這樣就能成為「建構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依據嗎？依據現代人「走出非洲說」，大約六萬年前那些現代人的祖先來到中國；依據現代人「多地區進化說」，非洲古人類來到中國的時間早於一百萬年前，然後交叉進化成現代人。

無論採信哪一種說法，舊石器時代以前的古人類活動，都與「建構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風馬牛不相及。〈建〉文這種失常的主體史觀焦慮，其實是不敢置信中華復興，害怕西方中心論退潮的自卑心理造成的。從歷史脈絡來看，這種心理殘疾已超過100年了，它是中華民族所需要矯治的主體缺陷。

(作者係高中國文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