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對「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具有中國特色」幾個字不甚了解，我的猜測是，當年小平同志發起改革開放時，左派勢力仍然相當强大，所以他在逐步引進資本主義時，給予了一個沒有人能批評的詞：「中國特色」。若實事求是的話，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正確名稱，應當是「具有資本主義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現在大陸學術界已公開肯定，中國模式是一個混合經濟體：社會主義爲主，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爲輔的經濟體系。

說中國特色暗指資本主義仍然是比較表面化的認知，其實，如果繼續挖掘，就會發現，「具有中國特色」的含義並不止於資本主義，它還有更深層的意義。對此，必須話說從頭。

探討中國往何處去？

從清末到民初，在受到列強近百年的蹂躪之後，有識之士開始討論應對之策，也就是「中國往何處去」這個大問題。他們提出了兩條道路，一是中體西用，一是全盤西化。在五四運動前後，中體西用的選項基本上已經被摒棄，剩下的就是全盤西化，而全盤西化那時已分為兩條道路，一條是走美國的自由主義，另一條是走蘇聯的共產主義。在這兩條道路的選擇上，前輩沒有訴諸於理性討論，而是訴諸於戰場上的對決。如果我們把日本軍國主義野蠻殘暴的噪音除掉，國共對決的結果是，共產主義贏了。

1949年，中國人用鮮血答覆了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那就是：向蘇聯老大哥學習。

美式民主是從1776年開始實行的，它是根據當時歐洲知識界精英提出的理論，由新大陸上的精英，也就是被後人稱為「建國之父」的一批人（包括華盛頓、傑弗遜、亞當斯等七位）設計了一套可操作的系統（憲法、普選、三權分立、保障個人財產權、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等），然後把這套系統落實在新大陸上。在落實的過程中，他們又做了許多修正，還打了一場慘烈的內戰，加強這個系統的可操作性。到今天，它已經操作了將近250年（雖然，由於國內目前的嚴重分裂，使它的操作性出現問題）。

另一方面，蘇聯的共產主義是1917年才付諸實施的，它落實的時間短，可操作性到底如何，能不能長期運作，在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國之年，仍然是個未知數。所以，走蘇聯道路的風險很大。可是，如果我們設身處地來替當時的激進青年們著想，當他們讀到《共產黨宣言》時，那一定是熱血沸騰的，他們會相信，其中揭示的理想境界，不但是中國應當追求的，也是全人類都應當追求的目標。

蘇共主義操作失敗

老子說，「聖人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旨哉斯言！這是人類的一個矛盾：智者必須為人類的前途做出規劃，而吃瓜群眾無可避免地會成為他們設計的美麗願景的祭品，或被實驗者。共產主義的理想境界說白了就是平均主義，但這是一個無法實際操作的概念。

老實說，這並不需要像海耶克那樣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來告訴我們。大家都可以想到，如果我們想把一種物件平均分給一些人的時候，我們必須有權力這麼做。所以，要想平均分配某些產品，我們必須能夠確保有人能夠製造出這些產品，並且有權力分配這些產品。也就是說，為了能夠公平分配實物，社會上的權力分配就必然不平等，絕對分配權必然需要絕對控制權。但反過來，如果人人權力平等，那就是物競天擇、優勝劣敗，強者必然得到更多的實物，弱者喝西北風，實物的分配就不可能平等。這個兩相排斥的情況告訴我們，共產主義缺乏可操作性。此地的敘述極端簡化，但是道理並不複雜，那就是：理論雖好，但無法落實。

毛澤東非常執著平均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他在這方面花了許多心思。據我的粗淺瞭解，他想用不斷革命的方式來達到權力平均和物質平均的目的，而這就導致了文革，使中國在他去世時陷入了全盤崩潰的危機。

物極必反，置之死地而後生，面對絕境，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政策。不能不說，這中間也帶有相當大的運氣成分。試想，如果沒有鄧小平呢？那中國的前途會如何？

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

在中共統治大陸的前30年裡，它實行的政策基本上是跟隨蘇聯的，雖然做出一些局部調整，主要政策包括計畫經濟、工業國營，發展重工業和農業集體化。毛澤東晚期甚至想要超越蘇聯，向共產主義的理想躍進。儘管他是天縱英明，可是他完全不瞭解西方社會科學裡所說的可操作性，他也不瞭解蘇聯的那一套並沒有經過長期驗證，是否可行是個未知數。

現實是，計畫經濟作為一個無所不包的制度，是不具備長期可操作性的。結果不但蘇聯走進死胡同，中國也同樣走進了死胡同。由於毛心急，中國陷入死胡同的時間還比蘇聯早了十多年。

萬幸的是，被趕出領導班子之後，小平同志有時間思考問題，而他知道中國已經走進了死胡同，必須急轉彎，而且他仍然擁有足夠的魄力和威望，來從事這件艱巨無比的工作。

1978年11月，中共舉行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放棄階級鬥爭，改為以經濟發展為核心。大陸隨即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其中既有迅速的生產力提升，也有為了打破計畫經濟而推行的雙軌制，帶來了普遍的腐化和通脹。對一個開始鬆動但依然貧困的社會，腐化和通脹構成了巨大危機。

也就在這段時間，整個1980年代，大陸思想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開放，學生首次接觸到西方的經典政治書籍，也有大批青年到美國和歐洲留學。不論是在國內或國外，他們腦洞大開之後，產生了一個共識，那就是，既然社會主義在中國失敗了，那麼，在全盤西化的兩條道路上就只剩下一條道路，那就是向西方學習，引進歐美的自由主義。

是在這個共識之下，加上國內的通脹加腐敗的社會環境，學運在大陸遍地開花，最後終於引爆了六四，而這幾乎打斷了中國向改革開放邁進的步伐。

中國決定走自己的道路     

之所以會認為自由主義是中國唯一可以走的道路，那是因為年輕一代根本無法想象，中國還有第三條路，那就是走自己的道路，而鄧小平悟出的道理就是，中國必須走自己的道路。

什麼是自己的道路呢？那就是基本政治結構不變，實事求是地發展經濟，在發展經濟的道路上，既然資本主義是成功的，那就引進資本主義，東亞四小龍的經驗是成功的，那就引進四小龍的經驗。引進不拘一格，全國各地都可以試點，進行它們自己選擇的模式，成功的就加以擴大，失敗的就拋棄。因為走自己的道路沒有模式可以照搬，所以它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

實質上，這條道路非常自然地引導出一個可能連鄧小平都沒有察覺的現實，那就是，它實際走上了原先被拋棄的「中體西用」道路。

「中體」不再是張之洞所說的「中學為體」，而是以中國傳統的政治結構為體，「西用」則是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把西方的任何好東西都拿來用。那麼，什麼是中國的傳統政體呢？它當然不是西方自由主義定義下的民主政體，它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體。

中國傳統政體分為二系統

簡單說，中國傳統政體分為兩大系統，一個是帝王世襲系統，另一個是選賢舉能的行政系統（官僚系統）。這是一種非常穩定的政治安排，但因為是世襲，皇帝可能殘暴、昏庸、年幼等而使朝政不修。皇位繼承也時常出現皇子之間、後宮、外戚與宦官等爭權與弄權的問題。

可是，它的優點在於，把政權的爭奪局限在一個非常小的圈子裡，不至於擴散到整個國家，所以國家內部沒有分裂勢力，官僚的治理能力得以保存。只有在外敵過於強大，或國家徹底衰敗，才會導致改朝換代。即使改朝換代、分合之後，大一統的局面仍然得以維持。相對而言，羅馬帝國消亡後，歐洲就分裂成無數小國，結盟殺伐，爭奪權力和爭奪地盤的事件從未停息。

中國的體制是打下天下的人坐天下，所以一旦坐天下，誰擁有政權就不再是問題，剩下的問題是如何治天下。自從漢朝的董仲舒獨尊儒家之後，治理天下也有了規範，那就是修齊治平、選拔賢能。帝王世襲制與精英官僚制的結合體，就是中國獨有的政治模式。該模式的特點是：它具備很強的連續性和治理能力。   

長期的歷史驗證還告訴我們，它還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而且，這種政治安排可以說是在中國人的血液中循環，想要全盤更換，那就是自找苦喫，可能導致滅亡。它是老式的中國模式，在這個老模式的框架裡注入了新內容，就是新的中國模式。

中共採取了新的中國模式

中國共產黨取代了帝王世襲制，基本上使權力鬥爭局限在黨內，縮小了鬥爭的範圍，而共產黨本身也是一個嚴格的精英體制，遠比一個皇室的控制更有效：它深入群眾，無遠弗届。國務院取代了過去的官僚系統，負責行政管理。兩個精英系統各司其職，有效互動，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到了當年孫中山提出的「迎頭趕上」，也即將做到毛澤東提出的「超英趕美」的後半。

為什麼中國模式能夠使中國迅速發展，在短短的40年中就趕超上來了呢？

第一，它是集體主義，能夠進行頂層設計，制定長期目標、集中力量、有序前進、照顧全面、鍥而不捨。第二，它縮小了權力鬥爭的範圍，鬥爭主要在黨內高層間進行，代價很低，不會造成整個社會分裂。第三，它專心致力於治理國家，政策有持續性，不像民主制，把社會上大量的精力和財力消耗在不事生產的競選活動上，並且因之製造社會分裂，政策也因政黨輪換而左右搖擺等。第四，作為全民的政黨，它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它存在的目的是為全民服務，而不是為某些利益集團服務。第五，它徹底務實，向全世界吸收知識、人才和物資，並且有能力通盤調配資源，以達到最好的效果。第六，因為它制定目標，所以在發生偏離目標時會很快自我修正、調整，自我糾偏的能力特別強，遠超過需要更換政黨才能改變方向的民主制度。       

中國模式會繼續演變

正是因為這個中國模式把權力問題在小範圍內解決，不像西方把龐大的精力放在爭奪權力上，所以，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在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社會福利等多方面，就能取得巨大成就。這是西方為什麼一定要在意識形態上，否定中國模式的根本原因。

中國模式還在繼續演變中。因為它在過去40年間不斷變化，使得西方學術界創造了幾十個不同的形容詞來描述中國模式。到底它會繼續演變成什麼形態，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如果它能夠堅持實事求是、不斷自我改進的作法，相信明天必然會更好。

中國模式是世界上少數堅持一黨治國的模式。鄧小平在提出改革開放的政策時，就把重點放在「放權讓利」上，現在看來，如何在一黨治國的基礎上，保障人民的個人權利，保證司法獨立，建立獨立的言論體系等，很可能是今後需要努力的方向。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