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世界思潮與「後」不可分離，從「後現代」到「後共產」是一條「後」哲學的邏輯發展，觀察東西方世界發展固然要把握這個邏輯，研究後鄧小平時代中國乃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也脫離不了「後社會主義」。

當代世界思潮與「後」

當代世界思潮與「後」(post)不可分，所有的主流思潮都加上一個「後」字，例如後現代主義、後馬克思主義、後共產主義、後社會主義、後殖民主義、後結構主義、後女性主義、後帝國主義、後東方主義。

誠如李歐塔(Jean-Francoi Lyotard)所指，蘇東劇變與冷戰結束後，現代理論已宣告終結，一個「後現代理論」新的需求已經到來。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也認為，一個新的後現代(post-modern)的擬象(simulation)社會，已取代生產的、階級的、異化的舊社會出現。這都說明世界已經由現代向後現代做轉變，因此世界思潮都走入「後」這個哲學概念中，其實是理論對實在的辯證表述，這不是一篇短文可以概括，本文只就「後現代」與「後共產」做個現象學上的析述。

所謂「後」指事物的終止、回拒、決裂。早在1960年代，西方世界便出現一股反資本主義、新左派、反文化的思潮與社會運動，此意味著不同於從前的另類生活方式和新文化現象出現，1990年代這種後現代現象變得更加明顯與具體，整個世界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社會方面，都出現「斷裂」（亦即哈伯瑪斯所謂的「合法性危機」），別的不說，就以服飾與建築美學而言，內衣外穿、外鋼骨內水泥（北京首都、上海浦東、廣州白雲、桃園中正國際機場第二航廈的建構型態，都是後現代建築）等具象展現，標誌著一個後現代新時代確實到來。

「後現代」指「非現代」，即試圖超越現代，並對現代觀點、理論、文化、生產與實踐的積極性否定。因此，後現代論述與後現代實踐可被當作「反現代的涉入」(anti-modern interventions)，可見後現代論述明白拒絕現代意識形態、風格、路線與實踐，這就是為什麼在哲學上將「後」，視為與過去一切斷裂與揚棄，可見「後」在深層意義上實指解放舊束縛，打破舊狀況，肯定新發展，構思新論述，進行新實踐。

「後現代理論」

「後現代理論」表述的世界，是一個全球發生重大變遷的世界，新科技改變了人類的日常生活方式，強烈地衝擊著人們的工作、生產及休閒結構，同時也影響了人類的政治發展、社會型態、經濟結構、發展路向，尤其是當代，一個新的虛擬世界/雲端世界中的娛樂、資訊、性、政略，正重新規劃人類對時空的新認知，後現代已把現實和超現實結合起來，主體與實體相混合。

雖然傅科(M. Foucault)、李歐塔、詹明信(F. Jameson)、哈伯瑪斯(J. Habermas)都指後現代是對現代／現代性的斷裂與顛覆，但筆者對後現代的看法採取積極的概念，認為後現代接續於現代之後，雖有本體論上的斷裂，但在認識論上，後現代實為「深化的現代」，「後現代性」即「超現代性」，它是一種「新的現代性」面貌，或一種「現代性的後現代發展」。

後現代與全球化有關。在全球化下，各個市場、政略、文化間的新連續關係，以及網絡地球村中的新時空經驗，已使整個世界相互穿透，世界秩序正在全球化，各種經濟體制、社會型態、文化系統正遭受後現代新的形象、理念、文化邏輯的衝擊，在這一思考下，來觀察「後共產主義」(Post-Communism)可以知曉它也是一種後現代現象。

後共產主義發展不一

「後共產主義」在後現代概念範疇中有其知識位置，它依附、接續共產主義，並與共產主義斷裂，它是一種原共產世界的新發展現象，但其發展面貌與路徑至今不甚確定。

後共產主義發展現象，時間不早於1989年「蘇東劇變」之前。霍姆斯(Leslie Holmes)在其《後共產主義》(Post-Communism, 1997)一書中指出，1989年初世界上還有23個共產國家，5年之後只剩下5個共產國家，它們是中國、古巴、寮國、北韓、越南，其餘18個共產國家：阿富汗、阿爾巴尼亞、安哥拉、比奈、保加利亞、高棉、剛果、捷克、東德、衣索比亞、匈牙利、蒙古、莫三比克、波蘭、羅馬尼亞、蘇聯、南葉門、南斯拉夫，都進入「後共產主義」。

如果從後現代理論指「後」即終止及斷裂，則後共產主義就是一種對原共產型態的拒絕。對後共產主義最早揭示其意涵的是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他在《大失敗》(The Grand Failure, 1989)中如此說：

後共產主義是正在出現的一種新現象，後共產主義體系將是一個共產主義已消亡到其在公共政策上既非馬克思理論，亦非過去共產主義之實際可為徵候的體系。簡言之，後共產主義將是一種體系，其中連自稱「共產黨人」者都不再認真地把共產主義教義，當作指導其社會政策的方針。

後共14點模式

霍姆斯在分析「後共產主義」時，曾提出以「後共14點模式」(A Fourteen-point Model of Post-Communism)，來研究後共產主義的發展現象。14點模式如下：

1.民族主義：以「民族主義」為號召，力圖獨立，擺脫/拒絕外在的牽制／依附。

2.欠缺容忍與妥協：在共產文化中講「階級鬥爭」，進入「後共產」仍然欠缺自由民主經驗，政治社會生活缺容忍與妥協。

3.克力斯瑪現象(Charisma)：對領袖高度期待，個人領導、菁英政治、超凡型人物活躍於「後共」世界。

4.政治犬儒主義：人民對新的政治制度，包括新法治、憲政主義都不熟悉、不信任，甚至出現政治犬儒主義。

5.反對目的論與大理論：對共產主義的理想、目的認為太高遠，甚至對共產主義權力系統也在反對之列。

6.信仰危機：原共產主義失靈，先出現意識形態真空，後以民族主義取代共產主義。

7.價值規範闕如：因共產主義理論規範瓦解，而導致原有道德規範的真空，後共產人民對人生價值、理想、態度無所適從。

8.歷史轉變／全盤革命：由極權轉成威權，由威權轉成民主，由集中化國有經濟轉型為市場化私有經濟，排斥前蘇聯「休克療法」，多採漸進主義，整個國家及社會都在轉型。

9.暫時性現象：後共產主義是一種暫時現象，尚在發展中。

10.發展階段論：後共產主義在發展中，自屬動態型，不是前進就是後退，很少停滯不前，須以「階段論」分析研究之。

11.不確定性：由於大規模政治經濟改革，導致社會變遷與不穩定，出現「不確定性」。

12.不安全感：因為經濟尚未好轉，財政制度未能落實，外加政治生活未制度化，人民普遍存有高度不安全感。

13.時機差錯：「蘇東劇變」(1989-1991)正是西方國家經濟蕭條時期，後共產國家得不到西方國家經濟援助，影響後共國家的發展與建設。

14.合法性危機：許多新領導人治理無能，人民不服，出現政權合法性問題。

以上1至7點屬於後共產政治文化發展共相面，8至14點屬於「後共產」初期各國政治社會經濟發展殊相面。霍姆斯模式對問題現象的解釋大體沒有問題，但後共產現象從後現代理論來看，本來就具不確定性，而且各個後共國家一旦脫共／非共，會在本民族本地域的時空環境下，出現發展上的多樣性與複雜性，雖然東歐共產國家與前蘇聯加盟聯邦國家都深受莫斯科中心主義的宰制、史達林模式的束縛，與戈巴契夫以新思維推行改革(Perestroika)而對其衛星國的鬆綁，但在發展上，中亞的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的後共現象，不同於東歐的匈牙利與波蘭的後共現象。

因此，霍姆斯模式有其侷限性，前述變項並不適用於解釋所有後共國家的發展現象，尤其無法解釋類似後共產，但又不是後共產，且早在「蘇東劇變」前，即以改革開放／第二次革命政略，走入後社會主義的中國。

中國處於後社會主義

以霍姆斯14點模式中1至7點而言，後社會主義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現象強調民族主義，不講階級鬥爭，但講社會主義民主，有克力斯瑪現象，出現以習近平為領導核心的菁英政治群，並無政治犬儒主義，有目的論（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談大理論，但講「中理論」(middle-range theory)，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並無信仰危機，反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充滿信心，共產主義風格（如「學雷鋒」）雖式微，但以中國儒家文化價值規範為回歸。

第8到14點，除第8點後社會主義中國已由原極權政治轉為威權政治，且以漸進主義全面發展市場社會主義外，其餘各點皆不適宜解釋後社會主義中國。

「後社會主義」不同也不等於「後共產主義」，但卻是後現代理論的邏輯範疇之一，如果霍姆斯模式要對後社會主義中國做出完整解釋，則此模式須加以修訂或改用新模式。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