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時勢造英雄。1895年3月，梁啟超到北京參加會試，甲午戰敗的消息使他無心準備，結果落選。4月，中日簽訂《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梁啟超和應試的舉人義憤填膺，覺得民族危亡就在眼前，遂準備進行抗爭。

「公車上書」要求變法

  梁啟超在康有為的授意下，日夜奔走呼號，聯繫廣東、湖北等省舉人連署上書議論國家大事。山東、山西等省舉人各自連署，麋集督察院，表達意願。儘管舉人們的言論「或通或塞，或新或舊，駁雜不一，而士氣之稍伸，實自此始」（《飲冰室合集》專集第1，113頁）。在此基礎上，康有為、梁啟超聯合18省舉人1200餘人在松筠庵舉行會議，花費一天兩夜的時間，起草萬言書，請求清廷拒和、遷都、變法。

梁啟超不僅親自參與撰寫，並且繕寫多份，傳遍京城，鼓動公車們齊聚都察院前表達訴求。對於著名的公車上書，梁啟超在後來撰寫的《戊戌政變記》中，稱其為中國數千年來大夢初醒的標誌。儘管「公車上書」沒有達到讓清廷聆聽天下士子心聲的目的，但卻表達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政治願望和思想主張：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並且拉開了變法維新的帷幕。

《萬國公報》、《時務報》

為宣傳變法主張、聚集變革的力量，維新人士在各地創辦報刊、譯書局，成立學會，建立學堂，開社會風氣之先。同年8月17日，梁啟超協助康有為籌建北京強學會時，接受陳熾的提議，創辦《萬國公報》。該報的名稱與上海廣學會機關刊物同名，卻是由梁啟超和麥孟華主筆。該報除介紹西方社會政治、歷史地理、思想文化、社會風情外，還特別注重講解富國強兵的道理，介紹國家振興與養民教民的方法。特別是每期刊登的論說，多由梁啟超撰寫，強烈表達了變法維新的意願。該報雙日出版，刊印千份，隨《邸報》免費送給在京官員和有識之士，影響了不少讀者。

1896年8月，汪康年、黃遵憲在上海創辦的《時務報》，由梁啟超擔任主筆。梁啟超在該報共刊行的69期上，發表政論文章60餘篇，大力提倡開民智、求自強，抨擊社會黑暗，介紹西方現代文明，鼓吹變法維新。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每期報中論說四千餘言，歸其撰述；東西各報一萬餘言，歸其潤色；一切公犢、告白等項，歸其編排；全書報章，歸其複校；十日一冊，每冊三萬字，啟超自撰及刪改者幾萬字，其餘亦字字經心。」即便是酷暑難耐，他也要「揮汗執筆，日不遑食，夜不遑息。」（《創辦時務報原委記》，《知新報》第66冊）

數月之間，《時務報》發行量達到1萬多份，遍布全國70多個縣市，在內地及香港、澳門等地都有忠實的讀者。因此，梁啟超名聲大震。著名翻譯家嚴復對梁啟超也讚不絕口：「自甲午以後，於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嚴復致熊純如書》，《學衡》第12期）

1898年12月16日，《萬國公報》更名為《中外紀聞》。報紙也不再免費贈送，而是改為收取報費、郵寄費等。主筆雖改成梁啟超和汪大燮，但梁啟超仍然主筆政，繼續介紹西方各國政治、經濟狀況，宣傳西學、鼓吹維新。1個多月後，該報發行量已達3千餘份。由於社會影響力的擴大，清廷守舊官員必欲取締而後快，以至於「送報人懼禍及，懸重賞亦不肯代送矣」。該報的命運可想而知。梁啟超雖然遇到極大困難和挫折，但並不氣餒，面對時代的風雲變幻，「益感慨時局，自審捨言論外未由致力，辦報之心益切」（《飲冰室合集》文集第29，第1頁）。

在上海創辦大同譯書局

1897年秋冬之際，梁啟超在上海南京路創辦大同譯書局，大量翻譯外國圖書，為變法維新提供精神食糧。他在《大同譯書局敘例》中，將譯書出版作為促成變法維新的關鍵：「今不速譯書，則所謂變法者盡成空言」。因此，該譯書局「首譯各國變法之事，及將來變法之際一切情形之書，以備今日取法」，先後出版《俄土戰紀》、《日本書目志》、《讀西學書法》、《瑞士變政記》等。該譯書局雖只存續一年，到1898年秋天就關門了，但還是為變法維新做了一些輿論宣傳。

先後成立強學會、保國會

1895年11月初，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努力下，強學會於北京宣武門外的後孫公園正式成立。該會是維新派和清朝親光緒皇帝的帝黨官僚相結合的政治團體，人員較為複雜。梁啟超作為其中的重要成員，積極參加每10天舉辦一次的集會，通過演講方式，宣傳保種、保教、愛國的思想，呼籲大膽變革。

梁啟超在北京花了2個多月的時間，也沒有買到世界地圖，最後還是託人在上海達成心願，並立即視為寶物。據他回憶：「圖至之後，會中人視同拱璧，日出求人來觀，偶得一人來觀，即欣喜無量」（《飲冰室合集》文集第29，第38頁）。足見，民智未開，維新派要走的路還很長。儘管如此，強學會還是購置了很多西學譯著，供人閱讀，儼然成了圖書館。梁啟超自己就深受其益：「余居會所數月，會中於譯出西書購置頗備，得以餘日盡覽之」。（《益聞錄》第1574號）隨著清廷守舊官員的步步緊逼，強學會遭到封禁，梁啟超自言：「鄙人服務書籍皆沒收，流浪蕭寺中者數月」。（《飲冰室合集》文集第29，第1頁）。

1898年4月17日，康有為、梁啟超等數百人在北京南橫街粵東會館成立保國會，要保國、保種、保教。21日保國會舉行第二次集會時，梁啟超慷慨陳詞：面對亡國滅種的危局，人們已經覺醒，「今之憂瓜分懼危亡者遍天下」。然而，清談足以誤國，變法維新才能轉危為機。在梁啟超看來：「中國之亡，不亡於貧，不亡於弱，不亡於外患，不亡於內訌，而實亡於此輩士大夫之議論」，唯有投身變法維新之中，才能挽救民族危亡。

他的演講有情有理有力，撥動了很多人的心弦。25日，在貴州會館舉行的第三次集會上，梁啟超和康有為的政治主張，贏得了人們的讚賞和接納。

1897年，梁啟超來到湖南長沙，執教時務學堂，並參與制定《湖南時務學堂學約十章》，要求40多名學生立志、養心、治身、讀書、窮理、學文、樂群、攝生、經世、傳教，將時務學堂變成一所速成學堂，直接服務於變法維新。作為教習，梁啟超除每天授課4小時的《公羊》、《孟子》外，還要批改學生們的作業。「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約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論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掊擊無完膚」。（《飲冰室合集》專集第34，第62頁）。他還向同事們縱論國事，提出救國主張：「一漸進法；二急進法；三以立憲為本位；四以徹底改革，洞開民智，以種族革命為本位。」（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88頁）

寓居滬上的時候，梁啟超還參與了中國近代第一個女子學堂的創辦，親自撰寫《倡設女學堂啟》。他不僅將辦女學作為開女智的重要手段，使「婦人各得其自由之權，然後風氣可開，名實相副」，而且還創辦不纏足會，宣導女性身體解放。

正因為梁啟超聞名遐邇，所以每位到天津訪問、講學的外地學者，幾乎都要參觀梁啟超位於天津市河北區民族路44-46號的故居。南開大學歷史系也曾於2003年10月，參與主辦首屆「梁啟超與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學術研討會」，來自海內外的150餘位學者，共同緬懷這位近代著名政治人物的思想與實踐。

（侯杰係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淨昉係天津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史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