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投降，但台灣島上仍有近20萬裝備齊全、訓練精良的日軍及40萬日本僑民，加上多年來被日本當作「南進基地」，島上積存有大量的武器彈藥，這些都使得台灣的投降與接收存在巨大變數。

10月5-24日，國府僅有數十名人員以前進指揮所之名，在台灣主要從事調查、聯絡及安排陳儀政府來台接收的前置工作，對台灣的治安與一切行政工作幾乎沒有幫助。可以說，在日本投降到10月25日陳儀政府正式接管台灣，有兩個多月的真空期，在這段時間內，據台獨作家鍾逸人表示，當時「警察都不出來維持治安秩序，盜竊事件，日有所聞，警察都裝聾作啞，視若無睹。人行道被攤販所占，馬路上垃圾堆積如山。…這時候沒有『是非』，祇看誰的拳頭大，誰就有理了。為此糾紛迭起，每日都發生聚眾打鬥的事件。」

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台灣社會一直處於動盪不安之中，可以從以下得知當時造成混亂的幾項重大因素。

日本印製台銀券加劇通膨

日本投降後，原總督府主計課長塩見俊二奉命返日，押運大量台銀券來台，用以支付所有日籍公家機關人員1945年8月至隔年3月的薪水及退休金。該批台銀券數量之多，讓他在那段飛行中，不得不一直爬在那堆鈔票上。同時，總督府下令解散所有物資統制公司，將國營企業財產轉化為私人財產。加上日人準備被遣送，紛紛拋出台幣，大量向銀行提存。由於台灣貨幣大部在日人手中，日人競相以所有台幣，換取返日後能使用的日銀券及黃金，使當時的金價超過4千元。這些均使得台灣在陳儀政府接收前就已陷入通膨中。

日軍武器大量流出

日本投降後，台灣軍被要求將所有武器移交我國。可以理解，不管在現實考量或情感上，日軍極不願意將武器裝備及物資移交給敵軍使用，因此他們採取了各種手段來減少武器移交的數量。接收人員未抵達前，大量武器就開始被盜賣、毀損，以及埋藏在各隱密地點。其中還包含化學武器。

1945年10月9日，前進指揮所收到密報，日軍開始將裝備及物資進行埋存、盜賣及破壞。葛敬恩、范誦堯根本無法干涉日軍的行為，只能馬上發文報告遠在重慶的陳儀。13日上午，范誦堯與原台灣軍中校參謀長諫山春樹談話時，提到日軍私賣、毀壞、埋藏軍火的事，要求自行處辦。諫山表示他們知道這種情況，已經追回其中一部分，但要求國府提出證據以便日軍處理。

1945年11月12日，《民報》報導警方破獲日人藏匿30餘箱火藥於台北市某木材行內。同年12月18日，《民報》又報導日軍將油管、軍毯、棉紗大量運至民間工廠存放；又日軍通信第12877部隊宮野大尉、宇佐美軍曹將大量軍用品存於艋舺龜田商店的倉庫，也被搜出。宮野在憲兵隊前往拘捕前自殺。

1945年11月，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副領事葛超智（George H. Kerr，1911-1993），在對美國大使館提出的報告中，也提到日軍埋藏武器，甚至隱藏兵員的情報。11月27日，中美雙方在台灣省警備總部舉行的「第17次中美參謀聯合會議」中，雙方都提到獲得日軍盜賣及藏匿武器的情報。

陳儀政府正式接管台灣後，首先進行軍事接收。日軍繳械的成果，根據《台灣省軍事接收總報告書》統計，1945年10月日本台灣軍總人數為183,079人，步槍卻只移交了84,390把。號稱裝備精良、完整無缺的台灣軍，竟然平均兩人尚不能擁有一枝步槍，令人訝異。

此時接到當地人密告，陳儀對原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發出命令，要其制止日軍這些不當作為，並主動回報裝備物資的埋藏地點。該命令舉出，已發現的200多處埋藏地點，遍及台灣全省，台北、桃園、新竹、基隆、高雄等地都有埋藏的情形。不但有武器彈藥、被服油料，甚至有化學武器。此外，又有設法轉移部分物資的所有權給民間公司的情形，甚至將戰略物資盜賣。

鍾逸人由於協助前日軍「誠師團」參謀長岸本重一大佐，解決當地居民擾亂日軍宿舍及襲擊日軍女眷的問題，受邀到官舍用餐。岸本大佐從與鍾逸人的談話中，了解他並非「順民」，因此決定將台中地區的裝備物資埋藏圖交給他運用。鍾也不負他的期望，在二二八期間，以這批武器武裝了「二七部隊」，甚至將多餘的武器分發給附近友軍，給陳儀政府帶來威脅。

早期台獨運動主要人物之一的黃紀男也曾提過，日本人提供了一張地圖支持主張台獨的廖文毅，而廖文毅又把地圖交給他處理。但他身邊沒有人手，也沒有認真去東部「尋寶」。在黃被逮捕後，這張地圖不知去向。

王育德表示，二二八期間他弟弟和四、五個友人，不知由何處拿到槍械，在關廟、佳里等鄉下地方從事抗爭活動。鍾逸人也提到，籌組「二七部隊」時，不斷有自備步槍和軍刀的復員兵前來投靠，其中大多參與過海南島與菲律賓戰役。可見當時台灣民間私藏武器應該並非個案，數量亦多。

冒充軍憲警事件層出不窮

台灣光復前夕警力嚴重不足，先是日警失去管理權威出勤被毆打，而不少台籍警察也因過去助紂為虐，被民眾唾棄。但陳儀帶來的警員訓練班成員不過數百人，根本不可能擔負起全台的工作。根據《民報》1946年1月10日記載，當時政府經費不足，在台軍警憲連服裝、配備都無法做到統一，因此有不法之徒冒充憲兵、警察、軍官，進行擄人勒贖、強奪民產等情事。此外，甚至連日產接收人員都有人冒充，這種事件層出不窮。

例如，後來在二二八事件中前往高雄要塞談判的涂光明，1946年1月便冒充軍官逮捕日本特高警官仲井清一並加以殺害，由於該日警迫害台人甚多，連《民報》都將仲井等人稱為鬼畜牲，此次事件民眾稱快。

《民報》1946年2月8日記載，歹徒冒充憲兵招搖撞騙被捕。憲兵隊呼籲「憲兵執行勤務，應服裝整齊，及依法定手續辦理，如有冒充，可拘捕解送附近當地憲兵隊懲辦」。同月16日，《民報》又報導警察公然持械搶劫日人住宅，警察訓練所不久便出來澄清，該所還在籌備階段，並無此名警員。同年3月28日，《人民導報》報導，台灣省接收委員會、日產處理委員會台北分會說明，許多不肖之徒假冒接收人員行詐騙，或恐嚇、強取霸占。

《民報》1946年10月21日報導，台北流氓冒充憲兵多次恐嚇取財；《人民導報》1947年2月27日報導，假憲兵到富翁家中強制搜索，翻箱倒櫃，拒絕提供證件並揚長而去。由於被冒充的案例太多，1947年2月17日《國聲報》報導，國軍大力整飭軍紀之餘，同時也開始取締非軍人著軍服的情況，以免又有人胡作非為。當然，會造成這種歹徒混水摸魚，百姓卻敢怒不敢言的情形，正牌軍警憲的紀律不佳也難辭其咎。但這些不法份子的行為，在二二八前夕已犯氾濫全省，加深了台灣人對政府的負面觀感。

美國情治人員推動託管

葛超智1937年到台灣擔任高中英語教師，掩飾其情報員的身分，二戰後以駐台北美國副領事的身分重返。他在《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中描述陳儀政府貪腐暴政，在二二八事件中屠殺民眾，並責備美國政府出賣嚮往受其統治的台灣民眾。這本書在1970年代影響了許多台灣留學生投入反國民黨的運動。

葛超智擔任副領事期間，扶植黃紀男等人成立「台灣青年同盟」，致力進行台灣託管運動，其成員黃紀男、莊要傳等人都是日據時期的台籍菁英，他們在不公平的統治下仍能取得相當成就，對空降的台灣新統治階層有許多不滿。莊要傳曾向美國國務院表示，葛超智要他們宣傳：「開羅宣言」不是國際條約，不能決定台灣的法律地位，台灣可請求聯合國進行託管，將中國人趕出去。倘若台灣人能組成有效的運動以達此目標，美國就會願意援助台灣人，這就是最早的「台灣地位未定論」。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誠然是歷史的悲劇，日本人留下的爛攤子、美國情治系統的行動都造成嚴重影響，但主政的陳儀政府未能妥善處理這些問題，也責無旁貸。回顧歷史，我們應該多角度深入了解當年的時空背景及各種影響因素，避免重蹈覆轍。

(作者係玉林師範學院台籍副教授、歷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