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台灣光復

1945年台灣光復時，陳映真是鶯歌小學的二年級生。前一年生養兩家都因戰爭疏散，從竹南搬到不遠的鶯歌鎮─那是一個有著「六十支陶瓷工廠的煙囪」與一家大焦炭廠的工業小鎮（見小說《故鄉》1960）。因此，陳映真對故鄉的記憶總是與煙塵、煤灰、運煤的小火車，與被煙灰燻得不辨眉目的工人連在一塊兒。日據末期，工業小鎮自然也是盟軍的空襲目標，鎮後有一個當地人喚作「後壁山」的小山，是幼童陳映真流連之所，山上有一個「水螺」（防空警報器）。

1987年初，髮小至交同案獄友畫家吳耀忠死去，半百的陳映真夢到與故友騎坐在三鶯大橋上聊天，夢中今昔難辨，看到「大漢溪潺潺地流著。遠處的溪埔上，在風中搖曳著一片褐白色的芒草花。而比芒草花一帶更遠的地方，便是那座青色的，有些飄渺的鳶山」《鳶山─哭至友吳耀忠》1987）。鳶山總是連著一個傳說─明末民族英雄鄭成功來台，行軍路過今日鶯歌大溪一帶，見妖氣衝天，於是下令砲擊，為百姓除了盤據於山頭的一個鳶精禍害。這些魂夢所繫的青林黑塞，也見於陳映真1983年的《鈴璫花》。

陳映真晚年回顧自己的文學養成，說他是「殖民地的孩子」，在鶯歌鎮還讀了「一個學年的日本書」。1945年秋天，他見到台灣張燈結彩、焚香祭祖迎來了光復，以及齊來的「祖國語文教育」的恢復（《中國文學在台灣的發展》2005）。1945-1949年間，台灣雖也先後被黨國腐敗、社經失序、民怨滋起，以及國共內戰的濃雲所籠罩，但也終於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密集交流；很多大陸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來到台灣，包括教科書在內的各種出版物也源源流入島內。

誠然，1947年發生了不幸的「二二八事件」，但更不幸的或許是，它的詮釋被分離主義扭曲壟斷成為「台獨」的理由。我們固然不知道小學三年級生陳映真在「大人們噤聲談論著國民黨（21師）軍隊橫掃台北，眼色中充滿了憂慮和恐懼」（《後街》）的當兒，是如何感受理解「二二八」的，但那充滿危機與問題的短暫的「統一」的幾年，可能遠遠不是我們今日對它極度意識形態化與簡單化的歷史書寫所能再現的。例如，在那幾年的「祖國語文教育」中，陳映真還可以讀到魯迅、朱自清與巴金等人的文章（《中國文學在台灣的發展》），甚至還觀看過戰後父親從魯迅小說《風波》改編的劇─這是多年後陳映真追憶劇中人「七斤嫂」的怪名，而知其所以的（《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陳映真與戰後出生在冷戰時期黨國教育體制下成長的青年，的確是不同的兩個世代。

在小學二年級前的日語環境，讓陳映真除大學主修的英語外，能繼續透過自修打開另一扇認識世界的窗子。他在牯嶺街舊書攤搜得的史諾的《中國的紅星》，就是日譯本。1980年代初陳映真得以接觸第三世界文學，尤其是東亞的菲、泰、韓的文學，也是透過日文翻譯（《台灣文學往哪裡走？》1982）。

以日文為媒介，陳映真可以知友，也可以知敵。他在1960年代就讀過台獨大佬史明以日語寫成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一個「私的歷史」之紀錄和隨想》1997）。這讓他對日本殖民遺留與台獨的親密關係，產生了同時代他人所沒有的警覺。這讓陳映真在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時，第一時間就精準嗅出葉石濤的台灣史觀脫胎自史明。

1949年後兩岸分斷，台灣再度與當代中國革命進程斷裂，才出現不久的兩岸交流又告中止。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反共國安體制確立，海峽冰封尤酷於日本殖民時期。在此「分斷體制」下，國民黨展開了由上而下的土地改革，全面瓦解了左翼社會運動的基礎，同時也意料之外地造成了日後地主階級轉向分離主義的後果。歷史記憶也被權力改造；中國現代史（尤其是1920-40年代歷史）被撕頁、塗改、扭曲，生造，以致面目難辨。與祖國分離的同時，快馬加鞭奔向美利堅膝下，從學術思想到麵粉牛乳全面美國化；例如，國府的教育與醫療體制結構、思想甚至語言，就立即從戰前的日本式跳接到美國式（《談「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戴國煇•陳映真愛荷華對談錄》1983）。陳映真的一生，就是在反抗這個幾乎是無縫接軌的新舊殖民主義。

三、父親

前文提到陳的生父出身貧苦，全仗自學成為殖民地政府裡的一名底層公務員；養父則是中階警官，當時台灣高階警政無例外地全由日本人把持。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戰線擴大，為了讓台灣子弟充員戰爭，日本不得不讓渡一些「特權」給台灣人，於是有了皇民化運動的「精神總動員」，進行國（日）語普及、改日本姓氏、改信神道教，以及豎立日常語言與生活上「內地化」的「國語家庭」模範看板。但這個運動效果有限，根據曾健民醫師的研究，以1942年為例，相對於同遭日本殖民的朝鮮「改姓氏」達總人口的83%，僅有2.06%的台灣人改了姓，進入皇民化流程（引自呂正惠《曾健民的台灣光復史研究》2021）。

絕大部分的民眾，尤其是廣大農民與其他社會底層，在神國亢奮中仍然生活在漢文化的歲月中。而即便少數皇民化「成功」的例子，也無法掩蓋一種深度困惑糾結與分裂扭曲的痛苦。反讀一些反映此時期極端狀況的「皇民化文學」，可以體會那些欲成「皇民」者的人格分裂之痛，欲藉由認同壓迫者以求逃脫，本就是由壓迫者所加諸於他的痛苦。然而，回顧歷史，還是應該有所分疏。對「身不由己」裡進「皇民化」大潮，事過境遷幡然有悔的同胞，吾人或應哀矜勿喜，不應以道德高標繩之。但逾越此線，為皇民化張臂攘目，欲成「天皇赤子」，為表忠心殘害中國人民與南洋人民，卻又毫無反省懺悔的極少數皇民化分子，就不得不視為壓迫者的共犯。

這正是陳映真對歷史上的「皇民化」現象具體分疏的態度，從未改變，最早見於《中國人任人恣意侮辱的日子一去不返了》（1979）。此文是他首度對「皇民化」的公開發言，時為1979年7月7日，他參加胡秋原的《中華雜誌》歷年七七舉辦的紀念會。陳映真在演講中回憶了台灣光復，記得當時台灣民眾普大喜奔，洋溢著對美好未來朦朧而熱切的盼望。他也說了一段親身經歷：「台灣光復那一天，父親在物資極端缺乏的條件下，叫母親弄了一桌比較好的飯，拿著《漢和字典》，把孩子們名字逐字找了出來，告訴我們，我們的名字是中國字寫成的名字，因為我們是中國人」。

這一段家史與國史糾纏的回憶，對理解日本殖民、陳映真的父與家，以及陳映真的誠實都非常重要，因為它低調而確鑿地指出他的家在日據後期的「皇民化運動」中，是屬於接受殖民體制「改姓氏」等要求的「國（日）語家庭」。陳映真以坦蕩公開他的家在殖民體制下的「皇民化」過往為前提，駁斥了任何欲將「皇民文學」視為「受害者的文學」的企圖。陳映真雖然向來認為「加害者」與「受害者」之分，在倫理上難以，也不應一刀切，但他有一種歷史情境與主體責任之間的分寸感，他榮耀了抗日運動的志士們、寬宥了包括他父親在內因各種原因而就勢下坡的民眾，同時批判了那些認賊作父，死不悔改的「皇民文學」作者及為此類文學翻案的文論家。

事實說明，陳映真從不曾竄改自身的記憶與家族歷史，為自己的愛國主義添設虛榮譜系。最多也只有不忍於說。終其一生，陳映真為那個包括他父親在內的殖民地人民，被剝奪語言與認同的時代悲劇有椎心之痛，而他的大量文學與非文學書寫，可說是反映或折射了他對這個苦痛的克服與昇華。

光復後一年，孿生小哥因急性腹膜炎走了。這讓全家陷入愁慘；尤其是陳父好幾年都無法從哀傷中自拔。1950年夏天，陳父在基督教信仰中得到安慰，並於次年從國小校長任上退下，獻身於神學教育事業。多年後陳映真說，雖然「已經幾十年沒上教堂了」，但依然肯定早年那段信仰體驗，幫助他養成了「省視自己軟弱一面的習慣」。（《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2003）。

陳映真上大學後，開始透過讀禁書而成為一個左翼青年，信仰與知識的關係是他平生關注的核心議題。1950年代初的一個假期裡，初中生陳映真在他生父的書房裡無意翻到了他父親在白色恐怖下「不忍為避禍燒毀」，而密藏的魯迅小說集《吶喊》（《後街》）。陳映真1950年左右曾半夜醒來，目擊火光跳閃在噤默中，一頁頁焚著書的父母親的臉。這本倖存的小書，於是陪伴著它那似懂非懂的讀者，度過了他的青少年時光。

四、陸家大姊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剛成立的新中國隨即「抗美援朝」，志願軍高歌跨過鴨綠江，戰後美蘇兩大陣營的地緣政治鬥爭立即攀至高峰。本來有可能被美國戰略放棄的台灣，在新局中重新盤活，成為美國在西太平洋圍堵中國與蘇聯的，北起阿留申群島、南迄菲律賓列島的「半月形」冷戰包圍圈的一環。在同一脈絡下，由美國主導且在中國大陸缺席下，二戰同盟國簽訂對日和約《舊金山和約》，恢復日本國家主權獨立地位，以利成為西太平洋冷戰包圍圈的重要成員。同時，美國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使兩岸在戰後短暫的復合後再度長期分裂。

國民黨政權在美國的授意與督促下，展開全島範圍的政治大清洗，是為1950年代「白色恐怖」。台灣在大規模逮捕、逼供、窮極株連下，槍斃3千餘人，更多人被長期監禁，直到1970年代才稍解。

1954年台美簽訂了《中美協防條約》。於是，台灣除了在經濟上從1950年開始接受「美援」，以及附身在美元上的對台政經控制之外，進一步落實為冷戰時期美國的全面附庸。國土分斷、民族分裂，兩岸中國人的敵對，在美國的戰略支持下被常規化。台灣於是在全球冷戰格局、「反共─國安」的體制下，完成了由上而下的土地改革，逐步進入美日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分工體系，獲得了經濟發展的機會（參見《在冷戰中受孕的胎兒：1950年代》1988）。

一直到1953年才稍弛的白色恐怖高潮期，對初中生陳映真而言是及身經驗；中夜不寐，窺見父母燒書；白天上學，耳語流傳某老師被抓、某老師失蹤。從鎮上搭火車到台北上學，每早7點走出台北車站，天天目睹兩個憲兵跳下軍車張貼槍斃匪諜一干人等的死榜，而圍上來看榜的民眾中時見驚叫暈厥者。陳映真說「那種恐怖的景象…對於我人生的道路發生了深刻的影響」《[訪談]再燃上一支蠟燭》1988）。但那最切膚的白色恐怖「私體驗」，是與「陸家姐姐」的死別。

陳映真首度提及「陸家大姊」是在他出獄翌年，也就是1976年所寫的《鞭子和提燈》。這是一篇述往思來的文章，以追憶孿生小哥始，跳躍回顧了他的養子經歷、戰時盟軍轟炸下的童年、日本戰敗台灣光復以「動亂」二字暗指的二二八事變。

不知其名的陸家大姊，是陳映真正值青春期時，寄寓於他家屋後的一位20上下，戰後來自大陸的年輕女性，有一哥哥在南部糖廠工作。這位大姊姊對陳映真關愛備至，二人互動甚殷。1950年頃，在少年無助的目擊下，陸家姊姊被情治人員入室拘拿，遂成永別。陳映真回憶，「穿著陰丹士林旗袍，留著短髮的」陸家大姊，被「高大而沉默的男人」帶出家門時，「就在她跨出門檻的時候，她看見了我。她豐腴得很的臉，看來有些蒼白。然而她還是那麼迅速地笑了笑，右手使勁地按了一下我的頭，走過幽暗的走廊，走出屋子…」（《從歷史最沉鬱的黑暗中釋放》2000；《鞭子和提燈》）。

出獄後一年（1976），陳映真回憶20多年前說：「小哥死後，這是第二次感到深刻而無從理解的寂寞」。對於他人的苦難只能旁觀而毫無作為，成了陳畢生無法完全消除的罪惡意識；似乎自己也在那個共犯結構中。多年後，他創辦《人間》，為一個本然純潔的原住民少年湯英伸在異己都會中，絕望憤而殺人被判死刑，而奔走呼號刀下留人。如今想來，可能都與這個原始事件有關。文學對陳映真而言，有一個深刻的倫理學意義，是從人所展現的行為結果推見之前，理解各種複雜的原因，從而產生一種深刻且有知性的同情。

1950年代一個有「親匪」嫌疑之人，是所有人擲石的對象。但陳映真「孺慕」的陸家大姊卻是一位好姊姊，她在少年的無助旁觀下被暴力擄劫，消失在走廊盡頭。這個永恆定格，與日推移，成了陳映真往後經常無由浮起的受害女神風景。然而權者「以不知暴力為羞恥」（陳映真常用句）地對美善的戕害，讓以後的陳映真獲得了同時代島嶼上極其稀有的反（恐）共偏執症的免疫。而又由於美與善不可能長期與「真」絕緣，這一道因「外省人」陸家姊姊的犧牲，所開啟的真理求索甬道，讓陳映真對陸家大姊所獻身的20世紀中國革命，產生了莫名的親近、強烈的好奇，甚至於在日後形成了深入骨髓的價值信念與真理求索。

陳映真能克服1950-60年代狂掃台灣的美式現代化與現代主義大潮，以及之後的文革與六四所引發的信念危機，和陳映真從陸家大姊作為一個血肉契機，回推而建立的民族的、愛國的、左翼的中國史觀的建立密切關連。2000年陳映真回顧平生說「我時常想，人生像是由許多個圈圈，偶然地串連起來的一條鏈子。一個圈圈和另一個圈串起來的時候，是頗為偶然的，然而一旦串成了一條鏈子，就成了一條與任何別的鏈條都不一樣的鎖鏈─一個獨特的人生」，而他第一個偶然的圈圈就是陸家姐姐。（《從歷史最沉鬱的黑暗中釋放》2000）。

(作者係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