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者的統治權追本溯源來自被統治者，亦即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的良好祝願和信任。這個統治者最早是部落酋長、氏族的長老，後來便是王，再就是帝。然而，人民的權力一旦放手，便失去了控制，最終導致人民反而聽命於原屬於自己的權力。

君權稱其權力來自於天     

周朝是個治世，正是這個朝代的君王說他的權力來自於天，是天授的，甚至說統治者是天子，與人民沒有半點關係。從此君權由最初的民授變成了君權神授，人民喪失了對君權的控制權，只能靠造反推翻壞的君權，換上好的君權。這就是中國歷史的朝代迴圈現象，也稱朝代循環論。西方的君權也有段相似的歷史，所不同的是，西方統治者的權力有一個制衡力量，那就是神權，龐大的教會訴諸超自然的神、上帝來制約君權。

中國讀書人想用祖宗的名義來約束王室子孫，這個辦法的確起過一定作用，例如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制定重文輕武的國策，立下後世子孫不得殺害文人的祖訓，所以宋朝文人得以與君主共治天下。但也正是宋朝把相權廢掉了，改設內閣，內閣大學士都是宰相，這麼多宰相等於沒有宰相。而且內閣當然得聽皇帝的，所以皇權反而由此得到強化擴張。漢朝董仲舒編造過天人感應說，說上天在看君王的作為，天子施行惡政時，上天會以自然災示警，進而予以懲戒。

就相權而言，漢初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是君相共治。唐朝相權一分為三（尚書、中書、門下），宋朝成立內閣進一步削弱相權，名為君臣共治，實則是君主集權於一身。到了清雍正，君權集中達於極致，政令軍令都出自皇帝親領的軍機處。這體制窒息了讀書人和全民族的活力和創造力，阻礙了中國的文明進步。

經科舉制度進入官僚系統

與皇權擴張有著密切關係的科舉制度，時人和後世將批判的重點放在科舉的內容上，而沒有從結構上去考察。唐太宗有一次去禦史府即考進士的地方，看到許多新進的進士魚貫而出，便得意地說「天下英雄入吾轂」。以致有詩曰「太宗皇帝真長策，賺的英雄盡白頭」。（趙嘏《殘句》）不過，從讀書人的立場來看，國家選舉人才有了一定的章法，讀書人可遵循成規也是好事。

自從隋朝實行科舉制度以來，讀書人要想有所作為，要想治國平天下，只有通過科舉這一條路，才能進入掌握權力的官僚系統。所以科舉制度不但控制了讀書人的思想，只能研讀皇帝批准的儒家經書，還由此控制了讀書人的飯碗；從此讀書人要吃飯、要吃好飯，必須聽皇帝的，不得有半點個人的獨立自由。這才是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轂中」的真意所在。

所以，讀書人只好乖乖地順從皇命；甚至對皇權徹底臣服，以致在朝堂上口稱「罪臣」，被皇帝判處死還要在行刑前感謝皇恩「賜臣全屍」。早期君臣共治之美政和傳統至此蕩然無存。

中國文明的前途，就是葬送在這批精英之手和其主子。在這種體制下，絕對出不了鼓倡獨立自由的思想家，如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也不可能有人如蘇格拉底為殉道而服毒死亡。

工商階級沒有參政的機制

這是從官僚體制本身來考察的，如果從社會階級來看，則中國的工商階級從來沒有自己的政治力量，既無治國的一套意識形態，也無實際參政的機制，完全是君權的順民愚民。或曰中國的法家代表工商階級的利益，係其發言人。筆者對此說存疑，而認為儒家代表地主階級的右翼，法家則代表地主階級的左翼，是從不同的立場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維護君主的家天下。

另外，參照西方的民主史可更清楚地看出，民主制度總的來說是代表工商階級的利益。西方早在希臘的古典時代就有城邦政治，一個城就是一個國家；中世紀義大利的城邦亦然，一個城就是一個國家，故謂之城邦，其社會階級的基礎就是工商業者組成的布爾喬亞階級。這個階級自文藝復興時起，成了西方制衡君權的強大社會力量，也是西方近代民族國家形成的階級基礎，更是西方民主制度得以發展、西方文明得以進步的原動力。

中國則不然，大帝國疆域遼闊構成的社會單元，不是形成西方近代文明的城邦，而是數以萬計的保守村社。質言之，中國的市鎮不像西方，是文明發展的主導力量，而是依附地主階級的階級，而中國城鎮的工商階級，在重農輕商的政策和傳統下，完全是熟讀儒家經典的士紳階級的附庸；而且，一旦富可敵國，便會遭到帝王猜忌，立即採取斷然措施鎮壓，將之取締剷除。晚清胡雪岩便是最好的例子。

中國的工商階級可以發財致富，但完全沒有社會、政治地位，更不可能發展出一套與御用的儒家相對抗的意識形態。而且，中國傳統的工商階級為了爭取社會和政治地位，反而鼓勵子孫去考科舉，取得功名，進入仕途。所以工商階級始終是個依附階級，要想制衡君權進而建立自己的政權，那更是天方夜譚。

人民終於可以當家作主     

近代西方工業革命產生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中國在被迫進入世界歷史軌道後，也開始有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但他們的力量一直十分薄弱，無法與長期居於支配地位的地主階級相抗衡。倒是新興的工商階級有了西方同盟軍作為後盾，開始活躍起來，但要抗衡地主階級還是力有不逮。一直到1917年歐俄的紅色革命，通過李大釗等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先行者，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輸入中國，中國新興的工農階級才有了主心骨，有了與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相抗衡的指導思想，從而在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被時代的潮流推到歷史前台，起了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強大社會力量，對中國政治文化起了革命性的作用。但商人階級在政治上始終被邊緣化，成為一個看客。

綜上以觀，數千年來阻滯中國社會進步的君權，先遭到資產階級革命的衝擊，後再遭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致命重擊，至此被徹底掃進歷史的洪流。中國人民把權力收了回來，交給了公天下的、矢志為人民服務的中國共產黨的手裡。中國至此換了人間，君權從此為社會主義的民權所取代，中國才得以有今天的繁榮昌盛、國泰民安的大好盛世局面。

不過，取代君權的社會主義民權，在中國的漫長歷史中仍處於初級階段。從1949年建國至今，才走過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四個世代，目前正處於習近平的第五個世代；路漫漫其修遠兮，我們姑且拭目以待！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