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適逢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中央電視台製作了歷史劇《覺醒年代》，描述五四運動前那些年的時代鋪墊，詳盡交代了五四運動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等，改變國家命運和中國歷史發展軌跡，一系列重大事件之間錯綜複雜卻又合乎邏輯的關係。內容翔實可徵，人物栩栩如生，裨益今人溫故知新。筆者不揣淺陋續貂補遺以饗讀者。

孫斷然決定與蘇俄合作

就在五四運動與中共一大過後不久，孫中山決定與蘇俄合作。這是當時國內政局發展的一樁大事，影響巨大深遠。蘇俄派駐中國的代表帶有多重任務，除了指導中共成立，納入共產國際體系，他們還接觸了南方的孫中山革命政府及北方的軍閥馮玉祥等人，爭取孫中山是其工作重點。李敖指控孫中山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期間，一時間發奇想，欲以出賣國家利益換取日本政府支持革命黨，打倒袁世凱。的確，中山先生一生為革命奔走呼號，曾多次寄望於英、美、日等國，但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終於為中國革命找到了出路。

此前共產國際代表接觸過孫，但最終促使孫做出決定的是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叛變事件。孫在事件發生後，受盡香港英殖民當局的冷嘲熱諷，沒有一個實力派人士願意理會他。孫痛定思痛，認識到要避免徹底失敗，必須改弦更張，另闢蹊徑，乃痛下決心接受蘇俄的建議，為中國革命事業謀得一條全新的出路。孫與蘇俄合作之舉，改變了中國革命力量各自為陣的局面。

多年來孫領導的革命黨力量影響所及只限於南方數省，不外兩廣閩南，滇省勉強可以算上，與北方接觸不多，南方革命政府與五四運動之間的互動寥寥。實行聯俄容共之後，以往分散的力量從此匯聚成革命洪流，廣州革命政府成為各地愛國有志青年嚮往的聖地。此時孫中山不再只是南方革命政府的領袖，已一躍成為全國公認的領袖。百年後的今天，孫中山仍然是全中華民族最大的公約數，而這一切榮耀和崇高的地位，都肇始於他斷然做出與蘇俄合作的那個決定。

國民黨改組後獲空前進展

探討改組國民黨的意義，不宜局限於體現孫的聯俄容共政策。這次改組對國民黨日後的發展影響之大，不容輕忽。《孫文越飛宣言》一共四條，首條即稱「共產主義乃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話雖如此，但從雙方合作的具體內容和實施情形觀察，可以論定孫對蘇俄代表的建議，不論是黨建還是建軍，可謂無不言聽計從，照單全收。改組後的國民黨實力獲得了空前的進展。一般人注意到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共黨員數量從原來的區區幾百人在三年內暴增至幾萬人。其實，改造完成後的國民黨得益於堅強的組織，黨員增至好幾十萬，是共產黨的十倍。

1926年5月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1928年完成北伐，統一全國，前後不過就兩年多的功夫，此時距離一大召開也才不過四年。更重要的是，軍事成功的同時，國民黨的組織力量迅速同步向全國擴展，由兩廣而兩湖而江浙，繼而衝破太平天國偏隅南方的心魔，勇跨長江，穿越黃淮，直抵五百年來中國政治中心的北京城，南北的政治地位易勢。那時的國民黨已建立起上千個縣黨部，初步鞏固了新政權統治。黨組織的力量遍布各個省份，甚至進入東北西北西南這些由殘餘軍閥控制的地區，孫中山生前統一全國的夢想基本上得到實現。所有這些成就都離不開一個事實，在蘇俄顧問的指導下，老大的國民黨被改造成一個以列寧黨理論為藍本的新國民黨。

孫中山雖稱共產主義蘇維埃不適合中國，但歷史又把他和一手創建的中國國民黨的命運，與列寧主義牢牢地拴在一起。孫的一貫想法竟然與列寧的理論有所契合之處。二次革命失敗後，孫嘗試改造散漫的國民黨，他要求原國民黨員必須重新登記加入新成立的中華革命黨，要求黨員在入黨時必須打血印，向黨魁孫中山一人效忠。這惹得同盟會領導抨擊孫搞獨裁、個人崇拜，雙方僵持不下鬧得幾乎翻臉。十年後，引進列寧的理論幫助孫解決了這個權力集中、絕對服從的難題。

得天下者要能治理天下

取得政權後的國民黨，馬上就迎來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在此之前，黨是核心，以黨領政，以黨領軍。此時的新政權要如何處理好與國家治理的關係？「馬上得天下，焉能馬上治天下」，兩千多年前儒生陸賈就向剛打下天下，躊躇滿志的漢高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兩千多年朝代多有更迭，但陸賈之問始終是有志於打天下的英雄豪傑，必須嚴肅思考的大事。處理得當則能安邦定國，處理不當則不可長久。

歷代皇權不過孤家寡人一家一姓，如不謀求士大夫地主階級的擁護，天下將無以為治。兩漢薦舉制度，魏晉九品中正，隋唐科舉取士，統治者通過多種方式，讓士大夫/地主階級加入統治集團，分享權力，擴大政權的社會經濟基礎。到了兩宋，確定了科舉制是選拔人才的唯一途徑，世襲的貴族制沒落。「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公平競爭制度鼓舞了有田可耕的讀書人/士人/地主。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願與皇權共治天下，皆信天下也屬於他們。

文天祥就義前，宋恭帝被派到監獄裡做勸降工作。文天祥略行君臣之禮後，就背對趙顯一言不發。此前，蒙古城鄉審問時，以「宋朝皇帝已降，臣子哪有不從命，有違君臣之道」相詰難，文天祥辯道「社稷為重，君為輕」。在文天祥的心目中，國家顯然要高於君王。道統與正/政統合為一體，是一種超越君王地位等物質層面的精神昇華。「天地有正氣，古道照顏色」，比孔子還早的魯國叔孫豹已對「不朽」下了嚴格的定義。這個價值觀，使宋儒對國家社稷產生強烈的認同感及歸屬感。文天祥對君王做出新的詮釋，要比清代黃宗羲的《原君》早出現400年。

蔣與知識分子結緣十年

統治者與讀書人共治天下的理想一直傳到千年之後，封建王朝不再的民國時代。王國維自殺事件表明，當時確實有不少知識分子因南方革命政府出現一些激烈行為，而對國民革命心存疑慮。這個背景或許能說明，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不遺餘力地向高級知識分子示好，新政權的治國之道，看來仍是那條與讀書人共治天下的老路子。此舉頗有成就，例如延攬知識精英入閣，成立中研院，知識分子逐漸釋懷棄嫌。

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後，清華大學教授會發表共同宣言，嚴詞譴責張學良叛變劫持領袖的逆行，堅決擁護蔣委員長。宣言由聞一多、朱自清、馮友蘭等多位學人發起，由朱自清執筆。那時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已取得知識分子的認可，雙方享受蜜月期。

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文中提到「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稱讚他代表中國人的骨氣。毛澤東所指的是，1946年聞一多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死亡事件。從1936至1946十年間，聞一多等知識精英階層從擁護國民政府，到反對蔣介石國民黨獨裁壓迫民主，而至與其決裂，其間變化何其之大！聞一多暗殺事件是一道民意分水嶺，知識分子階層從此與國民政府決裂，公眾輿論轉向有利於中共，加速了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

國民政府與知識精英階層結緣十年，可能只是雙方相互表錯了情。國民黨其實是一個矛盾體，在革命與反動、進步與保守、現代與封建、新與舊之間來回擺盪。取得政權後，它想推行以黨治國的「黨國體制」，取代封建時代的家國觀念。

民國時傳統經濟社會加速解體，以傳統經濟社會為基礎的讀書人/士人階級，走向沒落消亡是遲早的事，此時應對國家民族面臨的新挑戰，拿出新法子，不能再走老路。可惜蔣介石昧於時勢，又沽名釣譽，想學古代開國明君禮賢下士，延攬名士，共治天下，但他的舊包袱不少。大權在握後，在破舊立新上氣魄不足，做不到如毛澤東那般敢大開大闔。毛澤東看得很清楚，上千年行之有效的耕讀傳家，在新時代來臨後不可能繼續存在。

黨國體制終在中國實現

蔣經國經歷坎坷，少年時期被送到蘇俄當「質子」，在那一待就是十多年，練就出他堅毅果決的非凡性格，也成為一名不折不扣的布爾什維克。由於這段特殊經歷，在蔣經國看來，黨國體制乃是天經地義的治國之道。偏隅台灣之後，國民黨放開手腳，確立了以黨治國的黨國體制。當中蔣介石的作用有限，主要推動者在蔣經國。蔣經國助其父確立鞏固了黨國體制，在他全面掌權後，台灣經濟社會開始飛速發展，20年間實現了工業化。

從清末狀元實業家張謇首倡實業救國開始，一百多年來，全中華民族致力於經濟社會向工業化、現代化轉型，過程充滿艱辛。蔣經國帶領台灣地區拔得頭籌，率先跨過那道門檻，成功絕不來自偶然。蔣經國雖不是戴季陶那樣的理論家，但他用實踐證明了以新的黨國體制治理國家，取代君王與讀書人共治天下的老舊體制方案是對的、可行的；新的國家治理體制，能保障國家民族朝向現代化轉型成功。

於今在台灣，黨國體制經過長年的汙名化，早已遭萬眾唾棄。所幸中國共產黨70多年來，黨國體制耐得幾度風雪嚴寒考驗，於今煥發新生，社會繁榮富足、文明昌盛，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皇權與讀書人共治的盛世。相信這個行之有效，符合國情的治理體制，能克服西方施加給我們的文明挑戰，完成歷史交付中國前後幾代人的民族復興任務。

(作者係旅美民間史學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