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方面，台獨勢力配合國際分裂中國的言論，倡言「台灣自古以來非中國的領土」，台灣人的基因非僅閩南人和山地原住民，也雜有荷蘭人、西班牙人和日本人，甚至倡議台灣為南島民族發源地。蔡英文還自稱其出訪南太平洋島國是「尋親之旅」，用台灣原住民南向認親，否認「兩岸一家親」。

歷史教育全面「去中國化」

台獨更動員學者、教授以「學術」論著、歷史著作和教科書，主導媒體，建構話語體系，宣揚殖民史觀；倡言：「荷蘭人來了，台灣誕生了」；強調日本統治給台灣帶來現代化，不得稱為「日據」而須稱為「日治」；1945年日本軍國主義者投降，只是「終戰」；台灣回歸祖國，不得稱為「光復」。

近30年，自李登輝掌權以來，為徹底改變台灣人民的國族認同，從青少年教育做起，借本土化與教改之名，有計畫、有步驟地進行「去中國化」的中學教科書課綱變革。從量變到質變，減少中國文史地理的份量，大量刪減中國史，以致上古到隋唐只剩4頁，整個三國魏、蜀、吳全沒了；商以前的中國隻字不提；明中葉以後的中國史併入世界史，也不見了。

最新一版的歷史教科書，中國史併入東亞史，中國史不見了，卻大講日本明治維新，歌頌1920年代「日治」台灣有多繁華，對日據時期被殺害的數十萬台灣人命，則隻字不提。國文課本也大幅刪除中國古典詩詞和文言文；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蘇東坡、王安石等被認定為「封建」的唐宋八大家，大都刪去，代之以日本人寫的漢文詩。值此台灣人面臨國族與歷史文化認同危機之時，重讀百年前，連橫（雅堂）先生的《台灣通史》，意義至為重大。

連雅堂闡發民為邦本之義

當雅堂先生之世日寇占據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欲使台灣同胞馴化於日本習俗。雅堂先生致力於保存民族正氣，使台灣同胞牢記「台灣之人，中國人也。」台灣舊有史書多已散佚，其存者又多謬誤粗漏，甚至有乖民族大義者。因此，一部國人自撰之新台灣史是極其需要的。

雅堂先生乃秉其先人之懿德與其幼時之志，「昭告神明，發誓述作」，以十年的功夫，於1918年撰成《台灣通史》。體例仿《史記》，為紀4，志14，列傳60，共36卷，88篇。其主旨在發揚民族情神，闡發「民為邦本」之義；故舉凡我民族開發台灣篳路藍縷之功，抵抗異族犧牲奮鬥之烈，及有關民生之豐嗇、民德隆污與禮樂兵刑之制，均詳加論列，並以經世致用之精神貫穿全書。

《台灣通史》參考之史料，有雅堂先生自己尋訪者，有前人之著述，亦有清史館之檔案，然而時當「改隸之際」，兵馬倥傯，政府檔案都已散佚，私家收藏，更半付祝融。尤其前人著述，存著寥寥，以《台灣府志》為例，通行者唯余文儀《乾隆續修台灣府志》一種而已；清史館藏，亦不過有關台灣建省檔案而已。由於史料之限制，遂使書中難免有謬誤之處，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鄧孔昭曾為此撰作〈《台灣通史》辨誤〉(台北：自立晚報，1991)。然受限於當時史料搜集困難所產生之瑕，並不能掩其全體之瑜。雅堂先生亦深知須修改之處甚多，於《台灣通史》出版後仍著述不輟，思以補正，例如《台灣詩乘》中，即頗多修改舊說者也。

找出何事可法，何事當鑑

至於後有人稱《台灣通史》以舊眼光、舊方法編撰，並譏其對割台後之史事隻字未提，實責備太過。若論方法，《台灣通史》體例仿《史記》，或可謂舊，然其書中有關地理、果、木之屬皆雅堂先生實地考察之成果，此種科學徵實精神可謂舊乎？

若論眼光見識，其實只有高低，無所謂新舊。雅堂先生以史為民族精神。他在序中闡明：「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龜鑑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虛，均於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國，未有不重其史者也。古人有言：『國可滅而史不可滅。』」

雅堂先生又說史者為致用之學，「讀書所以致用」，「究之皆有益于邦家」。書中所記既非浮光掠影之論，亦非堆積史料而已，而是要於前人往行中，找出「何事可法，何事當鑑」。例如在〈外交志〉，強調外交貴乎得人，若賢者在位，則可如鄭子產以小搏大，「聘問往來，能不失其宜」，亦可如鄭氏之在台，以彈丸孤「拮抗中原，玉帛周旋蔚為上國」。降至近代，西方帝國主義者，挾其堅船利炮而至，則非「整軍經武，國殖民興」不足以言外交。古近代以來，國際外交，除貴德人才之外，又須充實國力，以為外交之後盾，否則在此無公理的世界上，必為強所併，為優所食，以至於滅亡。此即雅堂先生論次外交所得之教訓，至今仍可為吾人之殷鑑。

有待後人續連雅堂之筆

雅堂先生又說：「史者，以民為本。」他在凡例有云：「夫國以民為本，無民何以為國？故此書各志，自鄉治以下，尤多民事。」書中各志之寫作皆以民為本，從人民的立場褒貶。論職官，褒揚鄭成功愛民，「閩粵之民聞風而至」，論戶役，以鄭氏能撫拊入民，「給其田疇，樂其生業」。論度支，稱贊鄭氏經費漸罄，「猶不斂之民，而以王家所儲者用之」。其論榷賣，則曰：「(《論語》) 記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旨深哉！」其論民變，則以官府不為民除害，反而害民，遂激民使變也。其論台灣人物，則崇獎循吏與建設台灣有功之人。雅堂先生闡揚傳統中華以民為本的思想以今日觀之，仍為時代之先鋒，如何可謂其眼光舊耶！

至於譏其未述割台後之史事，更是失之於苛。時日寇正以高壓手段治台，《台灣通史》付印時，〈獨立紀〉被迫改為〈過渡紀〉，試問日據史事怎可執筆？且雅堂先生非不欲續寫，他在〈與徐旭生書〉有云：「橫亦頗以此自負，更欲撰就續編，記載乙未以來30餘年之事，昭示國人，借資殷鑑。而索居台灣，文網周密，不無投鼠忌器之感。歸國以後，倘得一安硯之地，從事修纂，必有可觀。而身世飄零，年華漸老，此願未償，徒呼咄咄。固知棄地遺民，別有難言之隱痛也。」其志向如此偉大，境遇如此悲涼，吾人何忍譏之耶！

西哲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曰：「一切歷史皆為現代史」。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我們今日處境不同於雅堂先生，面對的問題亦不同，以今釋古，歷史解釋更不盡相同。雅堂先生處於滿清衰微之際，國恥頻來，以致台灣割讓。因此，主張振作民族精神，以漢族之立場寫作台灣歷史，而視台灣300年歷史，為漢民族之移民開拓史，故書中充滿「尊漢」、「排滿」、「輕番」的思想。如今清朝轉移給民國已111年，昔日所謂「漢滿番」之分界早已泯除，中華民族業已摶成。但帝國主義者必欲阻撓中國之統一，破壞中華民族的團結，伺機分化；因此，雅堂先生《台灣通史》已不能盡合現代需要，且其書止於割讓之際，更有待後人續其筆。

光復以來台灣史的研究日益壯大，成績斐然，新史料不斷出現，史家研究依憑的圖書檔案豐富，研究工具日趨完備，研究方法不斷更新。因此，如何以現有的史料與累積研究的成果，配合時代的需要，寫作一部起於遠古止於今日的新台灣史，正是史學界不可旁貸之職責。

兩岸共用史料、共寫史書

台灣歷史相關的史料與檔案，有相當數量，典藏於大陸圖書館與檔案館，1980年代後期以來，兩岸學術交流頻繁，「共用史料、共寫史書」早已在學者私人間進行，而且隨著數位化的發展，圖書和檔案更加開放，「共用史料」更為研究和撰寫台灣史創造了有利條件。

大陸也有不少學者研究台灣史，如能結合同道，交流討論，「共寫史書」，應該會使台灣歷史的撰述更加深入。此等合作勢必牽涉兩岸敏感的政治議題和歷史詮釋的差異，尤其論述光復以後的台灣史，兩岸學者就各有立場，必須面對和處理。衝破困難，必須勇於嘗試。

最近，廈門大學陳支平教授踏出第一步，集合兩岸台灣史學者，編寫一部六卷本的《台灣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11)，作者15人中有宋光宇、劉益昌、陳啟鐘、施沛琳和徐泓是台灣學者，頗能以熟悉兩岸史書典藏與史學研究的優勢，對這部新《台灣通史》做出較大的貢獻。可謂是實現雅堂先生續作《台灣通史》的遺志，也希望將來有更多史家接續研究撰寫更新更多的台灣通史，以饗廣大讀者，以慰雅堂先生在天之靈。

 （作者係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