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對於明代歷史地位的評價，不再有為推崇清朝的功德而抹殺明朝成就的顧慮，如史學家謝國楨所言：壓縮或削減明朝的武功和疆域，輕視明代的學術思想是膚淺的，但一般仍多認為明代為近世中國衰落和中西消長的關鍵。

近百年來對明代多惡評

（一）黑暗的時代。長期以來，明代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時代，君主專制，宦官濫權，特務荼毒，朝士或熱中黨爭或專心貪瀆；苛捐重稅，地主鄉官橫行鄉里，欺壓人民；士人苦悶，或逃於空談心性，或沉於奢靡淫逸。終致民變四起，國家滅亡，為滿清所乘；真乃「天崩地解」之「亡天下」。

（二）沒有多少特點的朝代。與秦漢隋唐宋相較，無論典章制度建設，還是文治武功，明代都缺少足以誇耀的成績，甚至顯得黯然失色。

（三）停滯的社會。從黑格爾以來，西方主流學術把明清中國看成是一個停滯的國家。馬克思主義的史學體系也認為，「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末期，是一個沒落和停滯的時期」。鴉片戰爭後，在西方的衝擊下，中國社會經濟才出現重大變化。

（四）閉關自守的國家。黑格爾說：停滯不前，沒有變化，是中國的宿命，這種宿命一部分取決於地理因素，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的理論與赫爾德的「木乃伊」論，說：「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暴力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至今還有很多人認為明清中國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家，因此，中國需要反思和批判中國傳統的「黃土文明」，引入西方的「藍色的海洋文明」。

傳統史評對明代的肯定

其實，過去肯定明代歷史地位的不在少數。明永樂皇帝就說：比較漢、唐、宋盛世，大明「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幣，亦無兄弟敵國之禮」。後人又說：大明定都北京，由天子守國門，抵抗北方和東北強大的蒙古和滿族；末代君王崇禎帝還殉國死社稷，其悲壯之舉更是歷代所無。

從制度上防止母后和外戚干政及藩鎮之禍，如《明史紀事本末•開國規模》所云：「懲女寵之禍而戒母后臨朝，懲外戚之亂而令不封后家，懲藩鎮之變而制武臣不預兵食，禍本亂階，防維略盡。」

繼起的王朝總會貶低前朝，以彰顯我朝得以得天下之正當。但繼明朝而起的清朝，從順治皇帝以下，對明朝卻頗多讚語。順治皇帝說：「歷代賢君莫如洪武」，康熙帝稱讚明朝：「治隆唐宋」，「洪武乃英武偉烈之主，非尋常帝王可比。」尤其對明太祖開國規模及其典章制度讚揚備至，順治帝說：「洪武所定條例章程、規畫周詳。朕所以謂歷代之君、不及洪武也。」乾隆更肯定崇禎皇帝：明之所以亡國，是萬曆、天啟皇帝不理朝政，以致法度廢弛。崇禎繼位，「國事已不可為」，雖然辛苦經營17年，仍不能「補救傾危」，而以身殉國。

近年來正面論述逐漸增多

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復興及東亞國家的經濟崛起，究其促進其發展動力，人們多認為受儒家文化為主的中華文化影響是重要原因，轉而肯定中國的歷史文化。西方學者也開始客觀地比較中西歷史文化及其近代以來的發展，認為中國歷史被誤解了。

1980年代末期，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創會會長呂士朋，首先在從疆域的開拓與鞏固、西南的開發與南洋的移植、制度的宏遠及其創意、人文的重振與科學的探究等四方面，首先肯定明代在國史上的地位。近十多年來，更有中外學者參與討論，如經濟學者梁柏力把新一代中西史學家近二、三十年的研究成果綜合起來，反駁關於中國明清時代的傳統觀點，諸如閉關鎖國、重農輕商、抑制市場、輕視科技、缺乏產權保障及法治精神等，進而對明清歷史提出新的評價。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老學者盧興基重提史學家侯外廬所說的，從「16世紀中葉開始」的「資本主義的幼芽」，開啟思想啟蒙，帶動明代後期詩歌、小說、戲曲、繪畫等領域澎湃發展，是中國近代文明的曙光。一些西方學者反思歐洲中心論，如王國斌、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提出中西經濟的消長「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不在14至17世紀，而在18世紀的產業革命。在此之前，雙方經濟均在發展農村與城鎮散作制的手工作坊模式，西方超過中國是產業革命後的事，也就是說明代不是中西發展的拐點。有的學者還直言明代是被誤解，甚至是被抹黑的朝代。

明代的歷史特色與地位

（一）漢民族為主所建立的最後一個傳統中國王朝。其國祚，不計南明39年，也有276年；歷代王朝中只短於夏、商、周三代，漢朝要東、西漢合計，宋朝要南北宋合計，唐朝要與武周合計，才比明朝國祚多些，清朝從入關前的崇德元年(1636)算起，也只有276年，與明朝相同。明朝的政治體制與文化特質為清代所繼承，是近代西方殖民帝國及資本主義勢力入侵前，傳統中國社會（或稱封建社會）發展的最後階段，也是最成熟的階段。

（二）與清朝共同奠定現代中國版圖。明太祖強調：「底定中國。封疆，自昔正統之君，少有得其全者，今朕全有中國。」確定明朝是承襲元朝建立的多民族統一國家。中國從此不再是傳統狹隘的中原，或所謂本部18省，不但包括雲南、貴州，而且關外的東北、蒙古、西藏也在羈縻範圍之內，東北疆域甚至包括今黑龍江下游和庫頁島，伯力的《永寧寺碑記》可以為證。

明朝版圖之廣只比唐、元、清稍遜，有學者估計為近千萬平方公里，即使不計羈縻之地，至少也有650萬平方公里。同時代的世界強國，如帖木兒帝國、蒙兀兒帝國、奧圖曼帝國、波斯薩法維王朝等無一能及，更不必論分裂的歐洲國家神聖羅馬帝國，以及16世紀才興起的西班牙、葡萄牙、英格蘭、荷蘭的殖民帝國。清朝在這基礎上，進一步將蒙古、西藏正式納入版圖，並於新疆、東北、台灣建省；辛亥革命成功，依〈清帝退位詔書〉：「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奠定了現代中國的版圖，大明之功不可沒。

（三）大明不僅是亞洲及周邊民族和國家的龍頭，也是14-17世紀世界最強的國家。據近年人口學家的估計，大明人口以8,500萬到1億3千萬，領先全球，大幅領先第二位的印度德里蘇丹和蒙兀兒的3,200萬到8,800萬，名列其後的奧圖曼帝國僅900萬到2,800萬，更不必論歐洲國家，法蘭西僅1,100萬了。

至於經濟規模，據估，1820年以前中國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GDP總量占世界的32.4%，即使在飽受戰亂與天災之苦的明末清初，仍與全印度及全歐洲並駕齊驅。人均收入領先於世界一直持續到15世紀，當時歐亞大陸最強的帖木兒帝國也向大明朝貢。

（四）大明是當代民生最富庶的國家。農業與手工業商品經濟發達，國內市場網絡流通，海外貿易興盛，白銀因貿易出超而大量流入，成為世界貿易的中心；租稅朝納銀化發展，社會空前繁榮。利瑪竇的《中國札記》也說：「中國地大物博，物產豐富，簡直無所不有，生產的瓷器和布匹比歐洲最上等的工藝好上十倍。百姓生活富足，衣著光鮮華美，其樂融融。」無怪乎執西方明史學界牛耳的牟復禮，在《劍橋明史》，評價明代的歷史地位說：「中國的明朝是一個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時代，是一個充滿極大活力的時代，明朝刻印的文化典籍，比全世界其他所有地方的書籍加起來都多得多，對於明朝的歷史，現代研究還不足文獻資料的百分之三」、「明朝時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強大也最先進的國家。」

而此時歐洲雖是航海時代，跨洋貿易卻尚不成熟，只有小規模的黃金和奴隸貿易。除了少數國土臨海的國家大力發展海洋實力之外，西歐以內陸為主的國家（法德、東歐、沙俄等），依然是等級森嚴的世襲封建制君主國。教會勢力開始衰落，文藝復興運動抬頭，科學研究體系才初步建立，穆斯林對歐洲的影響依然很大，歐洲實際上由於通貨的減少正走向蕭條狀態。

（五）大明社會階層流動性高。何炳棣在《明清社會史論》(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運用計量統計分析的研究，指出明清社會幾乎沒有制度化的機制，阻止高地位家庭長期的向下流動，均分遺產的習俗可能是最有力的因素。除縱向垂直的上下流動外，何先生又專章討論士農工商、軍民匠灶的橫向水平流動，並論及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和影響社會流動的各種因素。何炳棣說：明初精英的社會流動率，「即使近代西方社會精英的社會流動率，也可能很難超越」。他總結：明代上行社會流動機率達50%，印證了萬曆年間禮部的報告：「績學博一第者，強半寒素之家。」

（六）言論開放自由，社會文化繁榮。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鎮興起，尤其庶民階層與商人階層地位日漸重要，識字人口增加，展現庶民文化面貌的小說、戲曲及實用科技大為發展；貼近百姓日用的王學大行其道。可以說，明代文化在綜合、普及和反傳統方面均有創造性的貢獻，是中國近代文明的曙光。

（七）開發華南與西南，移民南洋。自古以來，南方和西南的兩廣雲貴一直是少數民族繁多難治之地，宋太祖甚至玉斧畫大渡河與大理國為界。對於形同化外之地的西南地區，明初政府曾有遷徙少數民族入內地的想法，但明太祖沒有採行，而接續了元朝的政策。元朝滅大理國，由衛所軍管之後建為行省，遍設學校，並為管治少數民族建「土司」制度。明太祖、太宗也行省郡縣制與土司制度並行，一方面與內地相同建置省府州縣，除雲南外又創建貴州布政使司，一方面以少數民族首領為宣慰司、長官司等朝廷命官，仍世襲統治其族人及其領地，可謂「一國兩制」。為防少數民族造反，又遍設衛所，「分兵守要害」，並開闢驛道，「以鎮服之」。衛所軍兵及家屬大多來自南京地區(今江蘇、安徽)，以雲南為例，即使到萬曆年間，登記有案的軍戶仍有23萬戶；則軍事移民當在百萬之譜；漢族人口遂成為最大族群。

衛所的屯田發達了西南農業經濟，驛道的開闢發達了商業貿易，府州縣衛所的學校使之日漸教化，建水縣孔廟規模之大僅次於曲阜。由於衛所遍布各地，內地來的軍事移民遂多與當地少數民族比鄰而居，各民族相互學習影響，密切聯繫著西南與內地，加強了西南地區對中央王朝的向心力。明朝鞏固元朝開闢的西南邊疆，整合西南地區及族群，促進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為中華多元民族的統一國家奠定了發展基礎，其功卓著。

華南的廣東、廣西雖早已郡縣化，與內地無異，尤其珠江三角洲開發甚早，經濟文化發達，然直至明代周邊山區仍多瑤族等少數民族，經常與漢族發生衝突，甚至爆發大規模民變。為維持地方治安，明朝特別重視衛所的設置，許多衛所與府州縣衙同城，城市公共工程建設如修築城牆，多由衛所軍隊負責，而有「軍七民三」之說。明代後期，少數民族變亂較為平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較平衡，尤其山區逐漸開發。兩廣民間社會力量興起，遂與內地相似。可見明朝在整合和開發華南兩廣上大有貢獻。

唐宋以來，中國海外貿易很盛，元代更隨國勢鼎盛。沿海居民因航行海外而移居者不少。明初雖頒令海禁，仍有不少人犯禁外移，鄭和下西洋在印尼擒回的海盜集團頭頭就是潮州人。鄭和從永樂3年至宣德8年七下西洋，遍及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帶動朝貢貿易。當時雖未弛海禁，但刺激華人走向海外，也有些隨船隊下西洋的留在海外。明人張燮《東西洋考•文萊傳》云：「俗傳今國王為閩人，隨鄭和至此，留鎮其地。」

其後，隨著歐人東來，明人從事起私貿易，因而移居東南亞甚多。爪哇國「華人流寓者，服食鮮華」。萬曆時更是「中國商人往來不絕」，逐漸形成華人聚居的新村，「其村主即廣東人」。而閩南人移居菲律賓者更多，由明末西班牙殖民政府三次屠殺華人，前兩次共約45,000多人可知。今日東南亞各國華人總數約占總人口6%，對各國經濟發展產生重要作用，而華僑匯回原鄉的僑匯，以及華僑對近現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均有重大貢獻，如黃花岡烈士中多為東南亞華僑。華人大量移民和開發東南亞，明代是一重要的關鍵時刻。

（八）明朝是宋代之後唯一漢族建立的王朝，因此特別注重華夏之再造。通過華夏正統王朝譜系的建構、文化認同的強調、傳統禮制的重塑，明代修復了華夏族群的歷史記憶、增強華夏族群的認同意識。蒙元尊奉佛教儒學式微；南人與漢人族群裂痕明顯，各地域存在相互歧視的現象；北人胡化現象嚴重，蒙古化向下層平民擴散的趨勢。明初制度承襲元朝制度中的華夏因素，繼依元以《易經‧乾卦》「大哉乾元」定國號「大元」，而以「大明終始」定國號「大明」。儒學依循元朝以朱子學為官學，科舉考試的經書一以朱學為依歸，但元制中仍多蒙古胡元因素，於是大明開國就強調「復漢官之威儀」，如利用「去蒙元化」的服等飾改制，加強對漢族文化的認同。

政經社會制度也向唐宋制轉化，然此舉並非排外，而是恢復華夏傳統和整合華夏族群。創建制度，也延襲了元制優良適用者，如衛所制度和屯田制度，並且將來降的大批蒙元官民軍兵或編入衛所，或散居全國，將非華夏族群納入華夏族群，擴大華夏多元一體的內涵。

（九）大明立國宏規為後世稱頌。明太祖所立的制度多為清朝沿襲，施行亘500多年之久。清順治皇帝說，明太祖所立的法、條例章程「規劃周詳」，為「歷代之君不及」、「可垂永久」。民國初年，明史大師孟森持同樣看法，在《明清史講義》中特立〈開國以後之制度〉一節，闡述明太祖建立的制度，表彰其開國的宏圖。明代以來無論當政者或學者對明代史事，都特別注重明太祖開國制度，《明史紀事本末》特闢的〈開國規模〉，其中十年一度的戶口及資產普查制度，更走在時代的前沿，18世紀歐美才普遍採行，而台海兩岸在1950年代中期才首次實施。

依《大明會典》、《大明律例》行事之官僚體制，雖然中央朝政懈怠混亂，各級政府仍能照常運作。完善的科舉制度從全國各地無功名官位之家選拔士人，為政府補充官吏。朝政大事開放大臣廷議，重要官員出缺也開放廷推，不由皇帝獨斷。

（十）徹底確立君主專制與中央集權的體制。丞相廢除後，外廷最高權力層消失，內廷的皇權及其代理人―宦官權力高漲。外廷若欲有為必須與宦官合作，而有「權相」與「閹黨」出現。黃宗羲因此說：「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明夷待訪錄．置相》），但中央集權下允許地方分權，如在西北與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行土司自治，地方事務也由鄉紳參與，如公共工程之修繕和管理。但專制政治體制「權不專於一司」，以防事權下移，影響政事推行的效率。長官意志下的官僚政治作風和貪腐風氣，帶來不良的政治風氣。君主專制中央集權體制的正負遺產皆及於現代中國。

（十一）明太祖治國以安民為本，所頒《教民榜文》之《六諭》為東亞各國採行，作為地方社會安定的基石。明太祖治吏和待功臣甚殘酷，為後世史家所詬病，但孟森認為這是在民權不張時代，為保民的必要之惡。至於廠衛之害，孟森亦云：「然細按之，皆凌蔑貴顯有力之家，平民非其所屑措意，即尚未至得罪百姓耳。」其嚴刑峻法主要對象為權貴和官吏，以防止他們欺壓百姓，並非對付人民。

（十二）以「不征之國」為主導，結合市舶貿易，以朝貢貿易體制，建立和平的天下秩序。鄭和下西洋不建立殖民地，只維護海上航線安全，並以「興滅繼絕」原則協助鄰邦。處理安南之交阯建省與獨立，抗倭援朝等均為重要的事例。《皇明祖訓•祖訓首章》：「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不征之國」是指不侵略鄰國，不干涉其內政；「朝貢體制」以經濟互利，維繫國際政治與外交關係。其所建立的和平天下秩序，可為今後世界新秩序的借鏡。

存在的歧見：評價問題

（一）廠衛特務政治之害是否被誇大。錦衣衛絕不是一個單純的特務機構，錦衣監察包括秘密監察，它在人員編制、監察範圍、逮捕程式，乃至後期定案等方面，都受到具體的制度約束。錦衣校尉濫用偵查權的時段，往往也是上述制度約束被破壞之時，比如英宗時期的無條件信任，正德、天啟朝的一人獨享多項大權等。錦衣監察及後來合一化的廠衛監察，針對的對象都是官僚集團，而非平民百姓。惡名之權宦正統王振不過5年，正德劉瑾3年，天啓魏忠賢6年。

（二）文字獄是否存在。洪武文字獄的記載明顯誇大，甚至互相矛盾。後世有關洪武文字獄的大部分故事，來自《朝野異聞錄》和《閒中今古錄》一類的野史。現代明史專家經過對大量不同史料的分析，除發現洪武文字獄確有其事外，也從這類野史中發現不少杜撰的故事。尤其是在明代中晚明，出現了肆意篡改書籍的風氣，導致文人有意在原有史料的基礎上添油加醋，陳學霖認為：「現存有關明初文字獄史料不宜輕信」，但的確明初有不少人，如高啓高啟曾為魏觀撰寫〈郡治上梁文〉，其中「龍盤虎踞」等句觸怒朱元璋，一併被腰斬於金陵。王彝等文化名人亦慘遭殺戮。

此源於士人對大明開國並不擁戴，拒絕出任新朝官職而引發之文字獄，乃有明太祖《大誥三編》：「『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成說其來遠矣，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外其教，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明代中期以後文網甚鬆，出版發達並無文字獄事件。

（三）針對資本主義萌芽論的新停滯論。對於1950年代以來盛極一時向「停滯論」宣戰的資本主義萌芽論述，西方學者甚不以為然，而於1964年9月6-12日在英國南部Oxfordshire，由《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社主辦「中共史學研討會」，評論資本主義萌芽，其結論為大多數西方學者所認同。

不贊成明代就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幾乎是西方史學界的共識，連美籍華人學者大多也持這種看法，黃仁宇是最典型的一位。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余英時也在〈關於中國歷史的一些特質的一些看法〉文中說：若沒有西方的衝擊，中國社會仍會在自己的傳統內演變下去，產生不了「資本主義」。

有學者說中國社會經濟是「不充分發展的發展」，有人說中國社會經濟只有量變的「成長」，沒有質變的「發展」。1970年代，史學家伊懋可(Mark Elvin)更提出，前近代中國農業雖高度發展，但其收益被過多的人口所吞噬，造成「高水準均衡的陷阱」。因此，只有引進新技術和投入更多的資金，才能打破這個停滯的恐怖均衡，跳出陷阱。無奈當時的中國自滿於內部的繁榮，對外採閉關政策；明清之際基本上拒絕西方傳來的科學技術。

最近清華大學的管漢暉和李稻葵，估計明代大多時間整體經濟增長並不快，平均年GDP增長率為0.29％；總經濟規模雖有增長，人均年收入沒有明顯變化，基本維持在8公石(521公斤)小麥上下；經濟結構中，農業占比約九成左右，手工業和商業最高時也未突破20％。1520年代之後，隨著人口的增長，積累甚至變為負數，低的積累率說明經濟中的剩餘非常有限，結合明代人均收入水準較低，當時的經濟處於馬爾薩斯均衡之中。這雖修正了伊懋可的說法，大致仍呼應了新停滯論。

明帝國雖有商品經濟與啟蒙思想，但相較於西方自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科學革命與資本主義等近代文明新發展的歷程，明朝相對來說是停滯的，是沒有自力救濟能力的。這意味著傳統的內變只有靠外力介入，輸入新科學、新技術、新的經濟體制，中國才可能擺脫傳統社會的束縛，進入近代社會。1970年代以來，這種新停滯論幾乎成為史學界的主流。台灣中研院1977年舉辦「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與會的中外學者幾乎一致為「高水準均衡的陷阱」喝彩和做註解。

大陸學界在改革開放後，「資本主義萌芽論」逐漸退場，而由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取代之。許多學者的論調已逐漸向西方靠近，連撰述總結資本主義萌芽討論的吳承明也不再提資本主義萌芽了。最近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對晚明社會轉型的集體研究專案，以及明史學會會長張顯清主編的《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皆以「重新肯定明代後期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出發，「從社會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兩個方面」，研究明代後期的社會變遷，並提出所謂「時代變遷史」的概念。

實際上，書中雖有資本主義萌芽式的陳述，卻不見資本主義萌芽討論應有的辯證，未能產生重新肯定資本主義萌芽的預期結果。對於資本主義萌芽夭折的原因，一般仍以明清改朝換代來解釋，而歸咎於清朝的政策；這並沒有脫離過去資本主義萌芽討論的窠臼，也不能解決理論的弔詭：何以在晚明已出現各種社會經濟發展的面向，經過清初的沉寂後，到清中後期還是重新展露新芽；顯示到目前為止，對否定資本主義萌芽的論調，尚未出現強有力的反擊。

（四）明代後期是中國近代文明的曙光？黃仁宇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和運動，是西方國家在工業革命已展開的情況下，挾輪船和新式武器，以技術補助長距離之不及，以極緊湊的組織克服數目上的劣勢。他認為中國主張資本主義萌芽論學者，把資本主義誤解為「有好幾多人賺了很多錢」。他認為明代沒有什麼新生事物，因此不能與西方近代文明相提並論，他進一步主張，晚明是「一個停滯但注重內省的時代」，但許多學者認為黃的說法受到「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c)的影響。

晚近以來，傅衣凌、楊國楨與陳支平運用1970年代西方學者解釋工業革命前歐洲社會經濟的「原始工業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理論，來檢驗明代的中國，認為儘管沒有顯現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前途，卻也是一場中國式的「原始產業化」和「傳統內變」。另外，王國斌、彭慕然等雖未直接觸及黃仁宇的理論，但他們主張在工業革命之前，中國與歐洲的發展水準相差有限；意味著他們不完全贊成黃氏的說法。

一些關注明代後期社會與文化的學者，則以實證研究闡明晚明社會的轉型與文化的發展；參與《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的9位作者中，有7位從各個面向論述晚明的思想、文學、科技、文化與社會風氣、社會轉型的互動關係。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老學者盧興基，則以其1930年來研究晚明文學與藝術累積的成果，提出晚明的文明是「一段失落的文明」，是「中國近代文明的曙光」。但他與許多研究明史的學者一樣，把這個自「16世紀開始的啟蒙，類似西方的文藝復興」，中國「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能與西方同步，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運動」夭折的原因，歸咎於清朝的統治。這似乎與一些學者，如島田虔次、溝口雄三，認為晚明發展的近代思維受挫於清朝入關後的文化政策，前後相呼應。但這個解釋似乎仍待進一步深入探討。

結語

正如許多學術論爭一樣，論者常因時、因地、因人而採不同的看法，甚至同一人在不同的時空也可能採不同看法，做出不同評價。尤其像明代這麼複雜多元的轉型時代，新生與舊有的事物雜陳，更容易產生不同的評價。

清朝初年，滿清統治者為鞏固其統治，強調其政權的正統性，當然要貶低明朝。清末革命黨人為推翻滿清，就強調明朝「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之功。民初國人為圖富強，以為追求近代化非與傳統割裂不可，於是晚明反傳統的思想家與文學家及其作品備受讚揚。國共鬥爭時，明朝政治又被賦予現實的政治意義，被反國民黨人士視為特務政治的典型─朱元璋，說成是蔣介石師法的典範，而屠殺士人臣民的劊子手─張獻忠、李自成農民軍，也因此被比附為中共紅軍。但中共建國時，毛澤東就提醒吳不要只批判朱元璋，也要注重朱元璋的開國創建明朝，恢復生產力之功。

中共建國之初，為加強民族自信心，抵抗美帝圍堵，強調傳統中國即使「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沒有外力的幫助，仍可自力更生，在明清時代已有自己的資本主義萌芽了。而1980年代以來，尤其到21世紀初，一向看衰中國的西方學界，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平崛起，國際地位日漸看漲；於是一直飽受惡評的明代翻了身，晚明的中國被認為是16、17世紀的世界經濟中心，那時的江南經濟發達、文化優雅，是令今人嚮往的生活時空。

（作者係暨南國際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