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科學必須實事求是，有就是有，無就是無，信之也有，不信也有，一點含糊不得；而宗教則不然，信之則有，不信則無，是個未知數。那麼，宗教崇拜的神、上帝，究竟存在不存在？若說存在，可古往今來誰也沒見過？然而，中世紀一千多年來的歐洲神學家，從聖奧古斯丁(354-430)到聖托馬斯•阿奎那(1225-1274)，都絞盡腦汁證明人從未見過的神、上帝的存在。

中國聖人孔子為人處世治學的態度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荀子則認為凡不實用、抽象的，無助於民生人倫的東西應該一概禁絕，何況宗教的祭祀儀禮又繁瑣靡費。這兩位聖人對宗教的言教，決定了後世中國人對宗教的冷漠態度。然而，宗教除了怪力亂神外，卻含有對自然界，對人生終極意義的大道理。希臘古典時代的哲人對自然界的好奇與探索，產生了早期的科學；對人生終極的目的和死後的世界探索，產生了早期的神話、宗教、神學和倫理學。

古典希臘人將宗教、哲學、科學視為一體，分門別類是以後的事。中國古典時代也是如此，中國本來沒有哲學這個名詞，是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的啟蒙學者西周將philosophy譯為哲學，後被中國留日學生傳入中國，才有哲學這個門類，而被納入中國的外來語中。

在漫長的幾十萬年的遠古時代，人類脫離了動物階段而成為靈長類的人，逐漸發展出認知和思辨的能力，從而為大自然的威力和浩瀚無際所震懾；對於死後的精神肉體何所歸屬，超出了當時人類的理解能力，所以就歸之於超自然的力量，認為是神創造了宇宙，創造了人。有此思路的民族，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希臘民族和希臘哲人。

西方從神話到哲學到科學

希臘民族大膽地發揮理性、發揮想像力，探索人類的根本性大問題，並提出一套假設性的解釋。例如柏拉圖對宇宙提出了「地心說」，地球是圓的，在空中作圓形運動，並由此提出自然神學，一切歸之於宗教。當然這種思維方式源於希臘的神話，其中荷馬史詩就是想像中的神的世界。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繼承這一傳統，剔除了迷信的神話部分，成為哲學、邏輯學、物理學、生物學、天文學、數學、形而上學等，脫離宗教而獨立自成一博大精深的知識系統，為西方文明奠定基礎。

中世紀神學當道，神學家們以聖奧古斯丁和聖湯瑪斯為代表，以亞里斯多德和柏拉圖的哲學為基礎，構建了中古「地心說」的神學。中古神學十分繁瑣，又稱「經院哲學」，它可以像柏拉圖一樣，完全靠理性形式邏輯的推演，充分發揮人的想像力，構建宇宙和世界秩序。需要強調的是，歐洲中古的神學表面上似乎對科學發展構成極大的障礙，因為他們一旦被教會接受後，就成為必須服從的真理，不得違背，否則輕則告誡軟禁，重則處死。但是，英國哲學家懷海德(Alfred N. Whitehead, 1861-1947)在他的《科學和近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書中卻提出獨特的見解，他認為中古神學近千年的抽象思辨訓練，卻為近代歐洲科學的誕生和發展鋪平了道路。尤其是，誠如量子力學前驅普朗克(Max Planck, 1858-1947)所言，近代物理學處理的宏觀和微觀世界，都是看不可見的事物，除非借助顯微鏡和望遠鏡之類的工具，與傳統的察物觀象截然不同。所以中世紀神學的形式思辨，在思維上，有助於近代物理學和數學的興起與發展。

質言之，固然神學的權威流於武斷，在某些方面阻滯了科學的進步，但其思辨思維卻有助於近代認知宏觀和微觀世界，從而有助於構建近代的物理學和數學。牛頓的《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就是最好的證明，他借助數學探索宇宙，找出宇宙運作的規律，是一種高度抽象、形式化的神學式的思辨運作。那時還沒有實驗物理學，所以無法通過觀察實驗證明理論之是非對錯。

讓我們來看看牛頓關於科學與宗教的論斷：這最美麗的太陽、行星、彗星的系統，只能從一位智慧的、與無所不能的神的計畫與控制中產生出來，這是牛頓著名「天意論」的觀點，將一切歸之於神。西方的大科學家例如歌德爾(Kurt Godel, 1906-1978)的宗教觀認為，宗教不僅不是科學的障礙，反而對科學有啟發和指導作用。愛因斯坦和楊振寧也都認為宇宙太完美了，絕非偶然產生，一定出於某種超自然力量的精心設計。

中國人學詮釋天地人關係

中國宋代的邵雍也曾沿著這個方向，根據《易經》、《河圖洛書》、伏羲八卦、陰陽五行，構建出一套宇宙和人間秩序的《皇極經世書》，但他的推演充其量是科學哲學，無法做到人與物二分，所以不是科學。邵雍主張遵循天理，達於內聖，所以對北宋理學興起有奠基性的貢獻，但對中國的科學發展卻沒有絲毫助益。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以孔孟荀為代表的儒家，發展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人學」，來解釋說明天地人的關係；人學的一個標誌性特點，就是基於血緣的祖宗崇拜，祖宗是人，姑名之曰「人教」；但從倫理學的觀點視之，則可稱為「人學」。

另一個特點就是天人合一、人天和諧，一個典型的中國式的呈現方式，就是以自然代替宗教，在失意時寄情山水之間。山水詩人謝靈運就是個典型的例子。白居易對此有詩云：謝公才廓落，與時不相遇，壯士鬱不用，須有所洩處。洩為山水詩，逸韻諧奇趣。政治上失意，遂將精神寄託於山林自然山水，發揮了宗教紓難解困的作用。古代士人長於詩詞、寄情山水，替代了宗教。但這不是探索自然，在中國的思想流派中，最醉心於自然探索的是名家。

名家開了中國邏輯學端倪

名家發展了一套邏輯方法論，以此探索天地人的世界，其學說中含有豐富的科學思想，特別是惠施、公孫龍的邏輯思維的「堅白論」，但由於過於抽象玄思，脫離現實太遠，因而遭到儒墨法各家的激烈批判反對。

以荀子為代表的儒家之所以反對名家，是因為儒家關注的是社會倫理綱常，治國平天下，與名家背道而馳，因而抨擊名家之說對世道人心毫無助益，而且名家的經典晦澀難懂，無師難以自通。如此一來，民間不傳，官方打壓，名家在雙重壓力下失而不傳。

名家開中國邏輯學之端倪，與科學發展有很大的關係。最難能可貴的是，名家發展出令人驚訝的天文思想，例如名家創始人鄧析研究過日月之運行，並以此說明「離堅白」的命題。惠施對天文學有更深入的研究，提出「地圓說」，還有地動的思想。在數學上也提出極限的概念，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於此可見，名家對自然之研究相當先進深刻。英國科學史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在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對此有過中肯的評價，他說連續的概念和無限分割的概念，西元前4世紀的惠施等都已清晰地表述過了。

簡言之，關於天地宇宙的課題，除了遠古時期有開天闢地的神話，中國的哲人自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後，就不懸空冥想，從而關閉了探索抽象自然界奧秘的大門。

中西方各為權威付出代價 

在西方，當宗教定於一尊後，宗教規定的社會和自然界的秩序不容挑戰。所以歐洲中世紀的千年是神權時代，宇宙秩序和人世的秩序這樣的大事，只有教皇教會才有發言權。教會對於訴諸理性而非神性的科學極力打壓，所以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死後才能發表；伽利略被教會軟禁反思懺悔，布魯諾被燒死。不過，神學的反科學宇宙觀，終於在實驗物理所驗證的一個個真理下破滅，所以，科學和宗教在西方是一種「反者道之動」的辯證關係。

中國固然沒有宗教的權威，但有「人教」的權威。「人教」是一種植根於血緣祖宗崇拜的信仰，是一種氏族部落時代形成的、延續下來的原始信仰。後來被孔子通過禮教而加以哲學化、系統化，成為中國的主流思想儒家。「人教」著重的是倫常秩序，社會和自然界的和諧，也即人倫秩序，此外皆被視為異端邪說。漢武獨尊儒學，罷黜百家，所以，名家光談自然秩序，不談人倫秩序，當然在罷黜之列。

科技在中國，只限於有助於農耕經濟發展和延長壽命（長生不老）的科技，可以自由發展，此外都在打壓之列。因為奉行儒學的統治者認為，過度的科技發展，將打亂以「三農」（農業、農民、農村）為標誌的農業社會秩序。這就為科技發展畫了底線。所以中國只有科技，沒有科學，而且只有依附農耕和醫學的科技，沒有抽象的純科學。除了農耕和醫學之外，還有美化帝王的威儀、鞏固國防、宣揚國威的科技，例如修建長城，帝王的地下陵寢，建造鄭和七下西洋的龐大艦隊的科技，但這些必須在農耕經濟能夠承受的限度之內，否則都在打壓之列，所以鄭和死後，中國的海洋事業也嘎然而止。

中國農耕民族的特性太實際了；中國的價值觀過度以人為中心，在天地人三者的關係中，將「人」絕對化了。這不利於超人的宗教的發展，也不利於超人的科學發展。到了近代，在歐風美雨的洗禮下一切都改觀了，這是中國近代被迫進入西方主導的歷史軌道後的必然結果，雖然為此付出了高昂代價，但歐風美雨帶來的積極影響仍值得肯定；否則中國單靠本身，難以突破「人學」的牢籠，發展出近代的科學技術。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