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牯嶺街

上大學後，陳映真算是告別了依附於家的青少年時期，也永遠離開了故鄉小鎮，之後，除非不得已，例如服兵役與吃牢飯，陳映真都工作生活在大台北地區，直到暮年養病及逝世於北京。在陳映真少數提及故鄉小鎮的文字裡，也有一種類似魯迅對故鄉「S鎮」所表露出的黯淡、壓抑，以及一種亟欲逃離卻又藕斷絲連的狀態。在陳映真一篇早期的小說裡，祖父、故鄉與鄉愁就濃濃地結在一塊兒（小說《祖父和傘》1960）。

離開故鄉，但故鄉卻一直內在於他；進入都會，但都會卻似乎永遠外在於他。陳映真怎麼看，也都不像是個「都會知識分子」；他對光影雜沓紳士淑女的摩登都會，有一種本能的局外感（如《麵攤》1959所示），甚至有一種出於某種道德感的鄙棄─「繁華的、惡魔的都市」（小說《故鄉》1960）；「敗壞而麻木的城市」(《最牢固的磐石》1967）；「淫亂而且腐敗」（《台北斷想》1999）。而先生為人莊重持禮，卻獨喜趿涼鞋，莫非是出自無意識地對都會上流準則的輕蔑？是一種魏晉風骨？

陳映真對摩登都會的抽離感，應有更深層的思想根源。1970年代下，他頻繁以「小市鎮知識分子作家」自我定位，他為何要特別標明小市鎮呢？固然不能說與他並非工農，或地主背景出身無關，但我想，他要傳達的是一種在鄉村與都會之間的存在意識。唯有小市鎮能傳達出那種處在鄉村與都會、中國與西方、承載無窮生命力的老百姓與虛偽無愛的（西化）知識分子者之間的張力感（見小說《兀自照耀著的太陽》1965）。小市鎮經常是他在觀察與思索急遽社會轉型時，所設定的觀測所。以小市鎮為背景的小說，在陳映真的創作全體裡占絕大多數，從《我的弟弟康雄》（1960）一直到《忠孝公園》（2001）。陳映真的「鶯鎮」與魯迅的「魯鎮」，是否共有一種類似內在邏輯的時空自我定位呢？

對1950-60年代的台北市，陳映真最常憶及的有兩類空間，皆涉及鎮壓與反抗，也皆是體面人、闊人的都市記憶所不及的「非都會」角落。一類是槍決政治犯的馬場町、羈押政治犯的東本願寺、青島東路警總看守所這類「死亡的政治空間」。另一類則是「反抗的思想空間」，即牯嶺街舊書攤。

就是在那片搭在人行道上，節次鱗比專賣舊書的違章書攤上，大一新生陳映真與禁忌的1930年代中國文學與左翼理論相值。這並非宿命或巧合可解，而是陸家大姊的魂靈為陳映真開了一扇深鎖的門，而站在門後的正是魯迅。此後，是魯迅的「看不見的手」，指引著陳映真去到牯嶺街，那兒為他保存了日據時期台籍文人，以及1945-1949年間台籍文人與大陸來台文人身後遺留，或絕望拋棄的很多簽名歷歷，但不知主人安在的中文、日文、英文舊書。陳映真以魯迅為輻輳，上下求索，於是看到了20世紀中國革命的文學家、理論家與革命志士的閃亮群像。是魯迅「給了他一個祖國」，讓他此後的一切，都與中國革命結下了不解之緣。

違章破舊的舊書攤與那摩登敞亮的美國新聞處相距不及500米。在這個暗喻性十足的十字路口上，與陳映真同代的知青文青憤青，幾乎都選擇了後者為流連之所。1957-8年頃，陳映真經常懷著忐忑的興奮來到牯嶺街。1957年末，筆者出生的地方就是牯嶺街89巷2號，變電所後頭一幢日式黑瓦木造榻榻米房子。聽母親說，那是我們家1949年來台後，從一個即將返國的日本植物學教授手上頂下來的。

從陸家姐姐到魯迅到牯嶺街，是陳映真在白色恐怖下沒有組織、沒有同志，獨自走出的「左轉三部曲」；牯嶺街象徵了陳映真左轉的達成。在那兒，魯迅之外，他還讀了很多三十年代大陸作家巴金、老舍、茅盾、曹禺的作品。這類書讀完了，就觸類旁通，讀起社會科學與哲學的著作，包括《大眾哲學》、《聯共黨史》、《政治經濟學教程》、日文的《西行漫記》、莫斯科出版社英文的《馬列選集•第一冊》，還有「紙質粗礪的毛澤東寫的小冊子」（《後街》1993；《「訪談」再燃上一支蠟燭》1998）。此外，陳映真還提過，包括盧那察爾斯基與普列漢諾夫的日文本左翼文藝批評、列寧的《國家論》與《帝國主義論》日文版（《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2003）。

閱讀《陳映真全集》可發現，在這個記憶書單中，對陳映真衝擊比較大的兩本是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與斯諾的《西行漫記》。《大眾哲學》代表政治經濟學、社會哲學與左翼文論，這一類著作讓陳映真得以進入歷史唯物論的理論與方法論世界，衝擊了他的世界觀與知識構造，讓他在人文、文藝外找到了一個分析性的對偶，得以展開社會性質與意識形態的分析。然而，陳映真卻也從來沒有完全接受「經濟決定論」，因為它只講了故事的一半，而另一半則是意識、主動性及包括誠、真與愛等價值信念的重要性。甚至，在意識與存在的辯證中，我們發現陳映真更看重的是前者。於是，相比之下，斯諾的書似乎更重要，因為它以報告文學的力量，讓陳映真身心認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的純潔、真誠與理想性格，並深深地被革命者為他人而活的無悔信念所感動。

多年後，陳映真回憶初讀《西行漫記》：「一抓到手就放不下，眼淚直掉，渾身發抖，我忽然覺得真對不起這個國家，我的思想產生了很大的變化」（《「訪談」再燃上一支蠟燭》）。可以想像陳映真在閱讀《西行漫記》時，看到紅軍、黨員與群眾，在那樣惡劣的生存條件下，卻能孕育出沛然的平等、友愛、學習與向上的人格與實踐，並熱切相信中國與人類必將解放，他能不想像這是彼岸天國在此岸大地上的實現嗎？

牯嶺街讓陳映真進入到一個由中國現代史、現代文學，與革命理論所構成的嶄新的、知性的世界，但卻並不曾因此弱化他感性的、信念的與信仰的世界，反而是感性找到知性，繼而相互強化。在陳映真上牯嶺街的同時，他同時把20世紀中國革命注入了一種信仰者的熱情，以這個熱情去認識革命，並以一種類似傳道者的熱忱，把自己獻給了中國。

1990年，時報出版社出版了戰後第一套公開發行的《資本論》三卷，成為一時的話題。這一年的2月，陳映真率「中國統一聯盟代表團」到北京訪問。那年底，陳映真寫了一篇《「馬先生來了」？馬克思〈資本論〉在台灣出版的隨想》（1991），文章裡再度提及斯諾。他如此說：「今年春天，在北京大學的、微雪的校園裡，猛一個轉彎，驀然撞見了艾德嘉•斯諾的墓，使我大吃一驚，百感交集。我滿面淚痕地讀完斯諾日文版的《中國之紅星》（漢譯《西行漫記》）的大學四年級那個極為寒冷的夜晚的情景，當下立刻湧上了心頭」。

七、「舊書」

大學一、二年級在舊書攤裡的新書探險，給陳映真帶來了「豹變」。《後街》裡如此訴說了新書帶給他的變化：「他幾乎日日覺得自己在不斷地蛻化，不斷地流變，卻不知道自己終於要蛻化成什麼，深深恐懼著不讓即使父母朋友察覺到自己不能抑制的豹變。」此時的陳映真，蒼茫天地之間唯一敢稍稍透露胸懷的，唯有他的髮小吳耀忠；他倆共讀「破舊的新書」，或「偷偷地唱著中國的新歌」，直到1968年5月一起被捕，一道坐牢七年（《鳶山》1987）。

出獄後的吳耀忠歷經無數向上掙扎，最終仍不敵身心創傷，日趨頹唐，旦夕酗酒哭泣，死於1987年。2009年夏天，台中「國家美術館」為吳耀忠辦了一個家屬捐贈的特展，內容包括吳的創作、藏書與相關檔案。在一個平放的玻璃櫥窗內，陳映真為亡友寫的輓詞硬筆草稿靜靜躺在那兒：耀忠阿兄千古：少時訂交共讀新書慷慨同繫兩千日天獄笑談猶惜同鄉學友心。老來死別獨吟故牘悲涼孤對一萬里祖國吞聲仍想兄弟同志情。陳映真泣輓

這大概是我唯一見過的陳映真的舊體寫作；櫥窗裡還有很多其他友人的輓詞草稿，大多是白話體長短句。陳映真的輓詞應該是當時心情的直接體現，反映在編寫邊塗改（例如把「故國」改成「祖國」）。我好奇為何陳映真在悲痛時刻中，所採取的表達方式竟是舊體對聯？我的猜測是，陳當時可能覺得不以此傳統形式，就無法表達出他思念與惜別的沉重。之後陳映真為亡友又寫了一篇很真誠、也很感人的散文─《鳶山─哭至友吳耀忠》（1987）。

起於「小哥」，終於「牯嶺街」與密友共讀「破舊的新書」，是我對陳映真1959年（大學三年級）開始正式寫作之前的成長經歷的梗概敘述。在敘述的結尾，因讀了書而遭遇幾乎可說是致命性啟蒙的陳映真，經歷了一場「豹變」。但是，如果將「煉成敘述」結束於此，那麼這個故事就還不完全。不完全，是因為故事的主人公並不是一個典型的20世紀中國（大陸）左翼，而是一個想要成為「中國左翼」的「殖民地的孩子」。

陳映真不但要回歸中國革命與革命文學，還有一種回歸整個中國（包括革命與傳統）文化血脈的欲求。在這一點上，他明顯與魯迅那一代人不在同一感情維度中。對他而言，中國字及它所承載的姓氏名字，以及家國文化傳統，有一種凜然不可侮的尊嚴，因為他痛感殖民者對它的否定醜詆。於是，陳映真雖透過牯嶺街的新書走向革命，但並不曾對傳統質疑或輕視。他似乎很年輕時就覺知，一個左翼是不可能從否定民族傳統出發的，雖然他那時未必有一個明確的第三世界意識。

陳映真在本校與外校旁聽過葉嘉瑩、臺靜農與鄭騫等老師開授的古典文學課、浸潤於詩騷唐宋的世界中。必須說，這是當時的文藝青年，尤其是外文系的青年，所不可能做出的選擇，因為那是一個在英美現代主義迷霧裡，尋求隱身或逃逸的時代，眾人追逐的是喬伊思、福克納、艾略特、葉慈、卡夫卡…。葉老師除了教陳映真詩詞，還對陳映真的第一篇發表作《我的弟弟康雄》初稿，下過滿頁的朱批與熱情的勉勵，對這個青年日後走上創作之路有莫大的關係（《四十五年前的朱批》2004）。

1968年陳映真入獄，在綠島監獄很乏的圖書室裡，他卻掌握機會好好閱讀了「《詩經》、《史記》、《宋詞選》，一些經史子集」，「…在縲絏之中，他因這閱讀獲得了意想不到的知性上、審美上的釋放。」(《後街》1993)。也許，陳映真的書架上並沒有多少「舊書」，但在他的內心深處，總覺得他自己與中國傳統的疏隔是一問題。1983年的一次訪談裡，在問及「將來的計畫」時，陳映真突兀地冒出這樣一句話：「要努力在這樣的生活學習和寫作，我應該把中國傳統文學搞一搞」（《「訪談」寫作是一個思想批判和自我檢討的過程》1983）。

陳映真對自身「不足」的自覺，其實非關文學家自我涵養的補課意識，而是一個攸關第三世界的思想命題。同年，陳映真赴美國愛荷華大學的「國際作家計畫」，在那兒他首次直面第三世界的作家。從他們那兒，陳映真發現，在數百年的長期殖民歷程中，很多前殖民地面臨以語言與文字的剝奪為核心的文化解體危機，而「相形之下，我們老祖宗為我們留下一套自己的語言、文字和文化，是多麼可以感謝！沒有這些，民族認同就沒有依歸啊…」。他說：「自己要有思想、文化上的深度，才有從這深度而來的自尊和持重，才能有能力汲取別人在文化和思想上的啟示。」（《「訪談」溫暖流過我欲泣的心：在愛荷華訪陳映真》1983)。

因此，對陳映真而言，舊書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滋潤個體生命，更在於它建立了第三世界國家文化、文明母體的意義。沒有這個「你是誰」的確立，如何擇他人之優。這個魯迅式的「拿來主義」是陳映真的一則終身命題，從青年時期，一直到他2006年中風倒下前的人生最後一篇文章《發展社會學中的「現代」與「傳統」》，皆本於是。這篇未能在研討會發表的講稿，質疑了西方社會科學將現代與傳統對立，且視前者（西方）為後者（第三世界）的道路與真理。

對陳映真而言，傳統是中國作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超克西方現代性霸權規定的發展路徑，「以中國自己的發展」為張本，對亞洲及第三世界做出應有貢獻的重要依據。這應該也是「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吧。

因此，舊書與新書，以及他們所象徵的傳統與現代、或中與西，在陳映真的世界中必須要能通。不通就無法建立自己的文明與歷史主體性，也就不能面對並體察今日的世變，並以行動尋求自身出路。此外，對民族的和解統一而言，舊書與新書不能通，就意味著無法將20世紀中國革命，安頓於中國的歷史長河中，使中國永劫於因新舊對立而來的各種斷裂，其中包括兩岸分斷。

如何安置舊書？或大而言之，何謂中國？是陳映真打從青春起就開了端倪，並平生數舉的大哉問，留給我們所有人接續、承擔。儘管老而不敏，但我願以此自勉。（全文完）

(作者係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