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不僅重於史論，也重於敍事，更重於文采，劉勰的《文心雕龍》、劉知幾的《史通》、鄭樵的《通志》、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都是良史。

班彪父子推崇太史公的文采說，司馬遷敘述事情條理分明，據實指出是非對錯，行文典雅，不流於粗俗（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范曄也推崇班固的文采說，敘述事情，不褒貶毀譽，不刪減誇張，有遠視而不迷亂，詳細而得體，令讀者愛不釋卷（他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

劉知幾在《史通》中特別強調，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他認為《左傳》、《史記》、《漢書》，就是中國史學工於敘事，文史一家的典範。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發揮劉知幾的觀點，良史莫不工文，因為史實的記載，必須靠文學性語言傳播，以優美文辭寫成的史書，易於流傳久遠。《史記》、《資治通鑒》就是最佳例子。

在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第一卷第八章第三節歷史文學中，引述項羽「鉅鹿之戰」的描述，以資佐證：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斧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以一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這段記述生動地寫下項羽在戰場上視死如歸，英勇蓋世的霸王氣概。這就是大史家展現的文采，也即是史家莫不工文的意思。

對史學方法有深入研究的杜維運，對中國史家的敘事藝術備極推崇，認為已達到一極高的境界，審慎遣詞用字，不以文而失真，不以真而失義，文約而事豐，褒貶適中。司馬遷、司馬光樹立史家敘事之典範，劉知幾、章學誠歸納為通識、批判、懷疑、進化史觀的理論，中國史學在史論的主導下，其敘事藝術傲視世界史壇。西方史家，例如巴特菲爾德(H. Butterfield)，對此也讚譽備至。

但當中國史學，在科學化的歐風美雨盛吹下，被列入社會科學後，上述中國史學優良的傳統文學性開始大為削弱，轉而強調敘事的分析性和邏輯性。未來的中國史學，如何在史學的文學性和科學性的夾縫中，找到適當的位置，是個嚴峻的挑戰。

相較於重文采的中國史學傳統，歐美傳統史學則重視一個良史，除了盡量收集充分的史料之外，不在於敘事的工與不工，有無文采，而在於敘事是否真實，以及其對史事背後的意義和教訓的解讀，例如1838年，《波士頓評論季刊》(Boston Quarterly Review)，一位作者認為：歷史學家，像是一位站在瞭望塔上的觀察者，安詳地凝視著道德的蒼穹，解讀在道德的天空中發出時而光明，時而黑暗的人世現象，解答所看到的問題，解釋先知的預言，打開歷史中記載的，或源自人世經驗的寓言。

所以，西方的史學重在唐太宗所說的歷史功用：「明得失，知興衰」，沒有中國《左傳》、《史記》、《資治通鑒》等這樣的史書，既真實客觀，又文采斐然。到了19世紀晚期，由於受到達爾文社會進化論的影響，西方史學更強調歷史的客觀性，盡量不要參雜個人的立場和主觀的判斷，當然更顧不上文采了，史書讀起來就更加索然無味了。加上意識形態的條條框框，通篇教條式術語的堆砌，令人無法卒讀。

有鑒於此，中國史學恢復史學文采的優良傳統，兼顧史學的客觀性和文學性，已成為當代中國史家努力的目標。依筆者見，中國近代評論家、報告文學家徐遲(1914-1996)，於1978年1月在《人民文學》第1期發表的，記述中國數學家陳景潤的《哥德巴赫猜想》，就可視為一篇傳記體的史學著作，既有史學的客觀性，又有文學的可讀性，是一篇融史學與文學為一體的佳作。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