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日前以違反《刑法》、《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洩密、教唆等罪被起訴，但起訴書引用的資料多半是街談巷議，或是無法證實的傳聞，是否符合刑法嚴格證據法則，是許多人心中最大的疑問。

2013年9月6日特偵組發出一份「絕對不容錯過的記者會」通知，召開記者會認定法務部長曾勇夫、高檢署檢察長陳守煌、王金平等人涉嫌關說，從此引發一連串的政治風暴，至今餘波盪漾。

馬王鬥餘波盪漾

當時除了涉嫌關說的曾勇夫被要求辭職，去職前慷慨陳辭自己受到「莫須有的電話」羅織入罪外，王金平、柯建銘等都毫髮無傷；反倒是檢察總長黃世銘因對外洩露監聽及偵辦內容，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及「公務員保密責任」，遭到台灣高等法院二審判決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及洩密罪，被判刑1年3月，並得易科罰金45萬元定讞。

而馬英九在卸任後總統刑事豁免權收傘，立即被台北地檢署立案偵查，也一如外界預料的，日前偵查終結，地檢署發布洋洋灑灑88頁5萬多字起訴書，引用大法官解釋、德國法意、憲政要旨，闡釋非起訴馬英九不可的理由。雖然起訴的罪名都是輕罪，檢察官並未在起訴書裡具體求刑，卻很罕見的以馬英九係「連續行為」，請求「從重擇一量刑」，有揣摩上意，打落水馬（狗）之嫌，難免招致物議。

起訴書鋪陳政治惡鬥

這當然是一份充滿爭議的起訴書，藍綠各自解讀，各方評論不斷，有些流於政治凌駕一切，有些在火氣中看不出端倪；但是，對於北檢使盡洪荒之力，先從2005年國民黨黨主席之爭開始，大事鋪陳馬王之間的政治恩怨，如「後宮甄寰傳」般地惡鬥情節出現在起訴卸任總統的司法文書中：「從政期間與立法院院長王金平因理念差異，認施政政策無法貫徹，適102年8月31日因時任檢察總長黃世銘告知王金平等涉及關說司法情事，馬英九明知行使總統職權，應符合憲法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基本原則，然為圖撤銷王金平黨籍使其喪失立法院院長職位，依次從事下列犯行…」的文字，這些多半是街談巷議，或是無法證實的傳聞，政論節目的名嘴夸夸之言，騙騙出席費可矣，是否符合刑法嚴格證據法則，是許多人心中最大的疑問。

當然，本案的爭點在於：究竟黃世銘夜奔官邸，向馬英九報告關說疑雲時，是如馬英九與江宜樺堅稱的：「黃世銘指稱此案非刑事不法，而是行政不法」，因此根本沒有洩密的標的，何來教唆？還是如檢方所稱的「馬英九為哈佛法學博士，曾任法務部長長達三年多，對於部長、院長、總統非檢察一體適用範疇知之甚詳，不能…置檢察一體及偵查不公開原則於不顧，正當化其犯罪行為。」

當雙方各執一詞，而且都振振有理時，人民對於法治更加迷惘。甚至連法學巨擘陳長文律師也為文分析，如果檢方動輒以刑法相繩總統，將總統在決策時的必要諮商課以洩密之責，不啻是限縮了總統履行憲法職權空間。

檢察官真有這麼大嗎？

過去，當法官的判決完全背離法條、法理時，我曾經感慨台灣的法官都自以為是大法官，如今我又多了一個疑問：台灣的檢察官真的有這麼大嗎？真是這麼萬能嗎？以這樣的起訴書限制總統職權，又可以拿馬英九的法學博士、法務部長資歷，作為合理化起訴書內容的依據，難怪會被指稱是射箭之後再畫靶。

照這個起訴書的說法，各個地檢署的檢察官們都要小心別作繭自縛，以你們的法學素養與專業，對於記者、外界發言的內容如涉及尚未偵查終結者，都不能對外透露，例如：在若干重大刑案發生之後，負責偵查的檢察官經常把案情透露給媒體，自是違反偵查不公開的洩密了！

此案例一旦確立，柯文哲、警政署長以後也別叫台北市警察局長、分局長向你報告陳抗現場的狀況，來決定是否要進行逮捕或強勢執法了。

在2015年7月23日反課綱風波中，柯文哲派了祕書在陳抗現場監看警方執法，而媒體報導他在事件後的一段話很經典：「柯文哲說，他也問過警察局長，因為教育部報案，警察只負責以現行犯逮捕，檢察官來之後，就由檢察官負責指揮，他的態度是誰決定就誰負責。」

對於警方執法是否恰當，柯文哲沒有正面回應，只表示類似的陳抗事件遲早還會遇到，以後類似的大型抗爭，北市府與警政署的關係要弄清楚，弄清楚之後就要公布，要清楚寫下SOP，不要造成基層員警左右為難。」這不就說明了，柯文哲當時也要警察局長就正在偵查中的犯罪行為向他報告嗎？

現在全案已經進入司法程序，我們期待經由審判程序，可以讓真相（沒有政治調味的事實），與真理（或是接近真理的論點）呈現，別讓政治綁架法律，危及憲政大業！

(作者係亞洲警察學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