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7年3月17日下午

地點：觀察雜誌社會議室

主持人：紀欣（《觀察》雜誌發行人兼總編輯)

與談人：

楊開煌（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

姜新立（佛光大學名譽教授）

張麟徵（台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

毛鑄倫（大學退休老師）

朱駿（政治評論員）

李中邦（日本問題研究員）

林明正（新中華兒女學會祕書長）

王炳忠（新黨發言人）

紀欣：了解和平統一形勢才能對症下藥

「兩岸統一理論探索工作小組」自從去年9月在台北組成後，即想擴大陣容，與更多關心國家完全統一及台灣前途的仁人志士，共同探討當前的和平統一形勢，並希望能集思廣益，及早建構兩岸統一論述。

去年12月，本小組與上海台灣研究所、復旦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在上海復旦大學，共同召開了「和平與統一學術研討會」，共有26位學者共聚一堂，大家坦誠交換意見，會後均表獲益良多。

今年3月，大陸全國人大與全國政協第十二屆五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對台主軸為「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增進兩岸同胞的福祉」，但因開會期間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曾表示「台獨之路走到盡頭就是統一」，引發台灣官方反彈、社會議論。在此之際，本小組召開此次座談會，相信與會者對當前和平統一形勢必然會有更深入的檢討與展望。

座談會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請各位就兩岸和平統一形勢及形成原因做簡要分析，第二階段請各位針對如何化解不利因素、創造有利條件提出具體建議。以下開始第一階段發言。

楊開煌：大陸的戰略三大目標相互關聯

對大陸而言，國家不能完全統一似乎留了一個供外人干擾的把柄，所以總希望儘早統一；對台灣而言，統獨不定則身分不明，身分不明則永遠卡在前途未定的僵局之間，所以也希望早有結果，然而「和平統一」史無前例，人們只能依時間成本、政策成本和戰略成本精算之。

從時間成本來看，由於大陸體量巨大，過去30餘年的改革開放在國家沒有完全統一的狀態下，無論政治、經濟、國際地位各個面向都取得令人不敢置信的成就，所以推動和平統一這樣的政治工程是可以承擔時間成本的。但對台灣而言，時間因素就十分不利，當今世界正處在裂變的時代，台灣更需要融入變化，才能適應變化，但由於台灣沒有身分參與變局，而台獨更剝奪了台灣間接參與變化的機會，使得台灣被邊緣化，台獨掌權的時間越長，兩岸的對比越強烈，反差也越明顯。

從政策成本來看，許多人認為台灣當今的政局走向和民心表現，證明大陸對台政策不符因果律、本益比，從而對和平統一的政策出現懷疑。事實上，人們總是指望政策具有立竿見影的績效，於是也希望和平統一政策能出現「朝才播種，夕有收割」的成本考慮；其實，和平統一不僅是追求統一的方法，更是統一之後的狀態，這是將「打天下，治天下」治於一爐的作法，所以不能以因果論視之。

從戰略成本來看，當年鄧小平在確立1980年代的三大任務時，就曾明確表示，以中國自身建設為基礎，30餘年過去了，中國大陸得到了高速發展，中國統一的趨勢也因此得以穩定發展；然而戰略三大目標是相互關聯的，中共在領導中國崛起的同時，也努力於國際協作，在國際上強化了「一中原則」，從而打擊了台獨的挑釁。當然，在國際變局中，這種狀態依然存在著變數，例如川普在就職前的說法就是例證，所幸在中國崛起的壓力下，川普以自我打臉結束了鬧劇，但也顯示出國際協作的不穩定性。大陸對台工作的轉變，幾乎與改革開放同時，當時提出的「三通四流，和平談判」等具體作為，雖然已陸續實現，卻花了近30年的時間。至於經營人心「水到渠成」的號召，則是習近平上台後才提出的工作方針，因此，需要的時間當然也不會短。大家對和平統一的焦慮主要在於對「和平」的理解和研究不夠深入。

和平可以區分為政治和平、經濟和平、社會和平與文化和平。政治和平的效果是可期待的，但它的基礎是實力，因此也是最不穩定的，一旦實力不均衡，和平就不穩定，甚至不存在，說穿了是以武力維持和平。在實力懸殊下，其時間成本低，但治理的成本可能很高。

經濟和平的基礎是利益，特別是相互利益，但如果有一種「不和平但有利益」的途徑，則和平就不穩定，兩岸之間的情況就很類似，所以導致台灣人民不重視，甚至不珍惜兩岸的和平。以致大陸推動經濟和平的本益比太高。

社會和平的基礎是融合，方法是交流，不斷擴大交流、開展體驗式交流，最終必將使兩岸交流成為兩岸社會的必然選擇，類似訪友走親一樣地平常自如，人們會習慣在不同制度下生活，習慣不同政權的治理，兩岸社會基本進入融合，在此情況下，兩岸政權就不可能發動戰爭。

文化和平是經由教育途徑來建構的和平，它教人包容、不尚武、以實力定乾坤，類似王道文化，然而這種和平不可能單方面完成，以目前的兩岸關係來看，此一作為欠缺實踐推行的條件。

和平是人心所趨，以往的和平統一恐怕太偏重在政治和平和經濟和平兩手，如今習近平推出一套「綜合式和平」，以兩岸社會融合、兩岸人民心靈契合為目標，綜合政治和平、經濟和平、社會和平的作為，配合兩個一百年的目標，推動和平統一，台獨政權雖然猖狂，恐怕很難在和平的包圍下，做出與人心人性相反的政績。

姜新立：大陸採戰略防禦、策略進攻

鄧小平30多年前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中共堅持至今，當然有其道理。在政治意識上，鄧小平之後，中共在意識形態上進入「後社會主義」(Post-Socialism)，它與毛式共產主義最大的不同是「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

在民族意識上，「兩岸一家親」講的是我們都是中國人，只要心靈契合，在解決國家民族分裂問題上，自能化干戈為玉帛。在經濟社會上，兩岸資本、技術、資源、勞力互相補充，只要假以時日，兩岸社會經過「先經後政」，再透過政治協商，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達成協議，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最後完成國家統一。

當然，用以上道理來建構和平統一邏輯，還是有「意象」性與「前提」性的，那就是建立在國民黨可以在台灣長期執政的假設基礎之上，亦即國共兩黨雖然政治、軍事上敵對，但在民族與政治認識上都堅持一個中國、國家要統一，都認為「民族不可分裂」。

30多年了，兩岸關係和台海局勢發生劇烈的變化，台灣「政治民主化」後，國民黨已兩次失去政權，除了馬英九執政的八年有正面建設性的兩岸關係發展外，從李登輝、陳水扁到蔡英文，都是負面逆退性的下沉，李登輝提出「兩國論」；陳水扁提出「一中一台論」；蔡英文否認「九二共識」。尤有甚者，李登輝認日本為其祖國，陳水扁主張「法理台獨」，蔡英文加速「文化台獨」。在這樣不利於國家統一與民族整合的負面形勢下，北京仍然堅持貫徹和平統一，除了和平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易放棄和平外，只能理解為北京對和平統一採取戰略上的退卻與防禦，但在戰術上改為前進與進攻。

現在中共採取戰略防禦，是從民族感情出發。另外，就是中國既然是和平崛起，解決台海問題的路徑也宜以和平統一為之。領導人的個人思維也是因子，習近平一方面接下和平發展的大旗，另一方面從民族情感出發，在思維上提出新論述，由實現兩岸同胞「心靈契合」為內在深層結構要求，再通過兩岸經濟、社會、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打造外在的兩岸命運共同體，最後由兩岸同胞「共圓中國夢」。由和平發展，經過兩岸交流，出現兩岸融合，最後走到和平統一，既是一個和平過程，也是一種「王道政治」，更是一種「相對主義」，用這樣的「以大事小以仁」的思維邏輯去處理兩岸問題，可以理解，也值得肯定。

現階段中共對和平統一作戰略防禦，不表示對追求國家統一的價值目標退卻下來；相反的，在戰術與策略上轉守為攻，除了在國際空間上以「一中原則」圍困台灣的政治台獨，並且對台灣時刻展示軍事實力以表示「武統」非不能也，乃不為也。針對蔡英文的「文化台獨」，大陸強調「堅決反對與遏止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並且在政策上說到做到，可見現階段中共對台政策是積極反獨。對台工作進一步「向下沉」，由「三中一青」到「國民待遇」，都顯示北京在策略上全力構築和平統一的「下層建築」，以求去獨促統。這樣看來，現階段中共對和平統一做戰略防禦與策略進攻，可以看作北京在自信與實力的基礎上，對其所追求的國家統一，做了大戰略上辯證式的操作。

張麟徵：內外皆有不利於和平統一因素

當前兩岸關係十分嚴峻，原因有如下幾點。

首先是內部因素：台灣內部已失去對於台獨的制衡力量。

全面執政的民進黨對大陸充滿敵意，例如對退將赴陸參加中山先生150歲冥誕窮追猛打；揚言有5千共諜潛伏台灣，要制定保防法、反滲透法以為反制；「去中國化」的政策變本加厲，文化部作為打手，要全面「去蔣」，處置中正紀念堂。

而在野的國民黨失去政權後並沒有徹底檢討。在路線問題上，除洪秀柱外，其他人依然停留在「一中各表」的層次上，這些人的獨台立場與民進黨相去不遠。團結仍流於口號，主席之爭白熱化。人才斷層，看不出有誰能領導國民黨走出泥淖。民間獨大於統的形勢更為明顯，依據2016年9月台灣民意基金會的調查，支持獨立的有49.2%，維持現狀的20.5%，統一的17.8%。

其次是外部因素：美國、日本的介入。雖然川普被迫退回到「一中政策」，但他打台灣牌的心未死，蔡英文抱美國大腿的政策也別無替代。傳言美國將對台軍售、美軍陸戰隊將進駐AIT在台辦事處、開放太平島作為人道救援及運補基地、駐軍台灣、在台灣部署薩德等等，雖然有些是捕風捉影，但如軍售、陸戰隊進駐AIT在台辦事處等並非無地放矢。民進黨跟日本越走越近：在全台恢復日據時代的殖民標誌、舉行紀念儀式、開放核災地區食品進口，台日駐處更名等，示好措施不勝枚舉，對於沖之鳥礁漁權則躲躲閃閃。只要美國與日本因素存在一天，台獨之心就不會死。

再者是國際環境巨變的影響。川普的「戰略收縮」不包括東亞地區，加強美日韓的「東亞小北約」是為了對付中國，藉北韓核武在南韓部署薩德也是為對付中國。台灣更是「東亞小北約」的一個暗樁，加強武裝台灣，對北京更多添一道牽制。

最後是大陸對台政策的可能調整。大陸對蔡英文雖然失望，在經濟上與外交上祭出了一些制裁措施，但始終還想等蔡英文回心轉意，和平統一的主軸並未更改。不過，川蔡通話風波之後，大陸官方與民間有了新的體驗，張志軍的「台獨之路走到盡頭就是統一」可能就是這個新體驗的呈現。

北京當然希望和平統一，因為這樣所付代價最小，後遺症最少。但隨著島內分離主義日熾，政黨再輪替的可能性日小，台美日勾搭日顯，越拖和平統一越難，也不無可能思考武統備案。但武統當然也有風險，那就是：台灣有多少抵抗能力？美國會否介入？軍事行動要付多大代價？拿下台灣後有哪些善後工作需先做準備？如何才能爭取台灣人心，長治久安？這都是行動前要仔細推敲的。

毛鑄倫：中美在台海關係上戰略角力

國民黨在抗日戰爭後期與美國締結為盟友後，便開始承受美國想要「和平演變」中國的侵蝕。從清末到中國傳教與經商的美國人，到抗戰中駐重慶美國使館的文化官員費正清等，都十分坦率地披露，中國是一個等待被改變的國家，而美國應該及時把握機會，當仁不讓。

美國這一個長期的對華政策，被好幾代的中國菁英分子視為是美國對中國的善意。但若理性公正分析即可知道，美國就是要影響中國的知識階層，特別是青少年一代的價值選擇，讓他們跳出來反對中國體制，並要加以改變。在這個要求改變甚至革命熱潮浮現後，美國每每伸出兩隻手，分別對政府與反對派提出支助，以擴大中國的動盪衝突以至內戰。它通常以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來包裝今天通稱為「顏色革命」的顛覆遊戲。

1949年之後，美國跟國民黨進行了漫長的攻防鬥爭，核心戰術在反蔣/反國民黨，但美國又要利用蔣介石的權力及國民黨來反共反中，雙方之間產生了一種變態的合作鬥爭關係，因為蔣也希望美國提供軍事經濟援助，並「共同防禦台灣」等。

美國要台灣充當「制中」戰略海權的前哨，就必須清除掉台灣人的中國認同與文化背景，這便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全貌，轉型工程還沒有完成，但蔡英文自信滿滿地宣示，已經走到最後一哩路，蔡的任務是完成此一轉型的所有步驟。

台灣現階段呈現的特徵是，美國設計日、韓、台結成「再平衡」的「制中」前緣，執行21世紀「拆散中國」的大計，美國給日本的代價是讓台灣納入日本的西太平洋勢力圈。所以，台灣的「去中國化」內容必須是皇民化復辟，這樣日本才能放心、才覺得划得來，甘願狐假虎威地全力配合美國。

這一趨勢，台灣內部恐怕沒有什麼力量可以抵擋。中國大陸若不出手撥亂反正，我們將會看到自己（中國人）在台灣的屈辱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