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台灣50年期間，在經濟上壓榨剝削，在文化上破壞漢民族文化，在政治上實行歧視待遇，這個歷史真相不能抹殺。

作為親歷日本殖民統治的「資深台灣人」，作者覺得有義務回憶並提出70多年前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真實面目。

文化上破壞漢民族文化

被稱為對統治台灣最具貢獻的後藤新平，在他所主持的台灣教育會議上曾說，對台灣人的教育以無方針為方針，但務必強制台灣小學生學習日語。這種以日語取代台灣人自己語言的「國語中心主義」，無異堵塞住了台灣人的嘴巴，而無從在政治、社會上發聲，只能淪為「無力者」。

日本在台的教育政策自始即以實施差別待遇為其設計。台灣子弟不允許上日本小學，從一開始求學就被限制在「差別學習」的劣勢下。現新北市新莊國中的前身是日本小學，只收日本兒童，台灣孩子根本進不去，只有少數優秀學子能讀到高等科（相當於今天的國中）。台灣很少年輕人可以前往日本留學深造，尤其特別限制台灣人學習法律、政治等學科，其愚民的目的昭然若揭。

經濟上壓榨剝削

日據時期，台灣民眾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用品，例如米、油、鹽等，都要經過日本官方配給，而且限制嚴苛，台灣人養的豬，每頭耳朵上都須掛牌編號，不許私有。米糧、豬肉全由配給，數量往往不足所需，每人分配到的豬肉一個月只有幾兩。我家人口不算多，但配給米還是不夠吃，母親只好想辦法到新莊新港地區向有耕地的農民買黑市穀子回家，用大水壺盛裝，藏在家後草叢，上面再用雜草掩蓋。

台灣出產大量蔗糖，市場價值頗高，但殖民當局立法規定各地方生產的甘蔗必須以很低價格賣給指定的日本製糖公司，售價是由製糖公司決定，台灣農民無語問蒼天，眼淚只能往自己肚子裡流。筆者家的田地本為良田，也被勒令改種甘蔗，致收入大減，生活也因此更加困苦艱辛。這種悲苦生活的實情，和筆者年歲相當的老一輩，都是刻骨銘心、永不能忘懷的。

政治上極盡歧視

日本殖民政府各級公務單位全面使用日語，對割台前滿清培養的台灣士紳毫不信任，彼等備受壓抑，多半鬱鬱以終。日本培訓的專業人員占滿所有中上級官職，台灣人只能擔任下級的基層工作，在面對日本上司時，只能表現出亡國順民唯唯諾諾的卑下姿態，這也反映出台灣人在日本人心裡的形象。

日據後期，日本殖民當局徵召台灣青年充當軍夫，不乏被送往南洋戰場，卻未獲發槍枝彈藥，充當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事業的幫凶炮灰。今天居然有過去從軍的台灣人不時歌頌日本殖民統治，他們喜歡講日語、唱日本軍歌，卻不敢坦承當年在部隊裡，只是日本兵的奴僕、去送死的悲慘經歷？

年紀較長的男丁則被徵召服勞役做苦工。筆者的叔公便被徵召到林口修建臨時機場，施工期間不許回家，集中住在工地一旁簡陋的工寮中，只能吃糙米粗糧勉強果腹。

殖民當局總督府頒訂有「匪徒刑罰令」、「遊民取締規則」等殘暴惡法。以所謂「匪徒刑罰令」的第一條為例，就明列有「不論目的為何」的字句，意即不論在工廠或農場，只要台灣人與資方發生衝突或鬥毆情事，便可以當成匪徒入罪論處，且一審為終審，可判處死刑。

日本人在台頒訂的「員警（有權）處罰令」，竟有122項之多，造成每一個日本員警（轄區約有現今幾個里大）都大搖大擺、身佩長刀、眼露凶光巡行轄區，台灣人一見「（員警）大人」無不恐懼戰慄，相遇時必須肅立俯首鞠躬請安，而台灣人即使數人聚集交談，亦可以違法論罪遭受撻責，終至「官逼民反」爆發了噍吧年、霧社事件等抗暴事件。

台灣同胞應及早醒悟

日據末期日本人在台約30萬人，管制600萬台灣人。日本人把台灣人區隔成兩類：「清國奴」與「台灣皇民」，前者是保有中國意識的台灣漢族同胞；後者則是順從屈服於日本淫威、接受同化的台灣人，可以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得到稍微多一點的「好處」施捨。奇怪的是，「皇民化台灣人」跟日本人一樣，也鄙夷敵視中國／中國人。這個現象至今仍是台灣社會分裂內鬥的一大問題，可見日本人對台灣人毒化之深。

筆者已年逾八旬，目睹耳聞近20年來台灣竟然出現蔚為風氣的肯定／頌揚日本殖民統治的逆流，有年輕人甚至喊出日本是祖國、「支那人」滾回中國的狂言，不禁心寒乃至懷疑，我們台灣人是不是生病了？

日本人陰狠毒辣戕害人道、摧殘人性，把部分台灣人同化成比日本人更惡質的一種人，他們不擇手段地欺騙人民以取得政權，充當美國與日本的代理人，執行「去中國化」反中路線，致使今天的台灣呈現末世的崩壞亂局。筆者奮筆誠實做證，希望同胞及早省悟回歸正道，否則終有悔之已晚之日。

(作者曾任《中華雜誌》執行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