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下午，接到陳映真在北京去世的惡耗，心中萬分悲痛，也想寫篇文章追思他不平凡的一生。坐在電腦前，心裡想的是他的小說、《人間雜誌》、他從事的社運，但30多年前的往事卻不斷浮現在腦海裡，我終於決定記下這些較不為人知的片段。

我曾是一個文藝少女，書包裡塞滿了存在主義的書，卻從未想通人生的意義，直到讀了陳映真的《將軍族》、《唐倩的喜劇》與《夜行貨車》，才稍微理解，台灣人的壓抑多半出自對政局的不安、國家前途的茫然，與西方知識分子的苦悶並不一致。後有緣讀到不少中國1930年代的文學作品，讓我立志去了解中國人的悲慘宿命是否已有扭轉。《羅亭》中的「俄羅斯可以沒有我，我不能沒有俄羅斯」，更讓我經常自問：我的中國在何處？

1983年，我有幸在洛杉磯接待了第一次訪美的陳映真夫婦。能有機會與自小崇拜的大作家相處數日，我感到異常興奮，但極為謙虛的陳映真鮮少談論他的作品，也從未提起他兩度坐牢的艱困遭遇。他很關心保釣運動結束後的海外運動，也頻頻詢問美國左派、勞工運動的狀況，並要求我們帶他前往曾發生暴動的黑人區，以及墨西哥新移民聚集的東區。之後他告訴我們，百聞不如一見，目睹黑人與墨西哥人的處境，使他更加認識美國種族及階級歧視的實際狀況。

猶記得，陳映真夫婦離美返台前的那一個晚上，我們20多人在一家墨西哥餐廳為他們餞行，陳映真情緒高亢地談著第三世界人民應該團結起來，以及他對兩岸和平統一的願景。所有在場者都久久不願散去，陳映真只好站起來說「我們在台灣見」。

當晚在座的王介安（UCLA電影研究所學生，筆名王菲林）次年即回台，跑到陳映真家去報到。他多次在陳映真位於永和的家舉辦「幻燈講座」，用他拍的幻燈片不夠嚴謹地分析台灣社會力。王介安曾於1986年進入《人間雜誌》工作，後被腸癌纏身，於1992年去世，年僅37歲。

為紀念王介安短暫但精采的人生，我與簡媜、井迎瑞、鄭鴻生等好友在1993年編輯出版了《一曲未完電影夢—王菲林紀念文集》，希望能為王介安和許多像他一樣在1980年代就勇敢投入台灣工運、農運，至死不渝的人，留下一點紀錄。

我向陳映真約稿，他慨然答應，但當我看到他的來文〈飲恨與慰籍〉時，不禁抱頭痛哭。陳對他所喜愛的年輕人英年早逝感到不捨，但也直言「他走了，我們發現他所有的工作和我們的一樣片段，一樣零細、散亂，沒有方向、沒有交集」；王菲林「應該更專注，以更大的勞動，拍出思想比較深刻、藝術上比較好的紀錄片、劇情片，寫出詩歌小說或者雜文。只有這樣，菲林的創作和思想才能在他生前逝後，都發揮出激起千萬人的共鳴，讓千萬人的思想為之飛騰，迎向幸福與公平的生活的作用。」

我知道這是陳映真對自己的要求，對朋友的期待，但除他以外誰能做到？20多年以來，我不論是擔任陳映真所創立的中國統一聯盟主席，或是創辦《觀察》，都以他的那一段話作為努力的目標，只求不愧陳映真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