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台大心理系黃光國教授於7月底辭世，我心中悲戚的情緒一直到現在還化不開來，原因無他，在於我和黃教授是哈伯瑪斯所謂的「知識趣向」（Knowledge Interest）相同的學術知交，因此對於他的去世，我深深感到不捨。

每想到黃光國好學深思，作為一個有品有為的學人，行事風格一如中國歷史文化中所說的「士」，這種真正有風骨的讀書人，也是西方知識傳統中所說的「知識分子」，這是令我尊敬的地方，尤其他能由一個心理學家跨科際走入社會科學知識系統研究，而且卓然有成，更讓我欽佩。哲人其萎，高山仰止，特寫此文，聊表悲思。

有幸早年結下知識之緣

我認識黃光國教授是30年前的事了，那時我在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任教。中山學術研究所不同於其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不是以研究「國父思想」為主；相反的，它是台灣第一個以「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為訴求的社會科學研究所，它有碩士班與博士班，並附設「中山學術研究中心」，在中山大學，它的學術行政位階等同學院。既然學術知識研究著重社會科學科際整合，該所除了開設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文化學等學門專題課程外，在社會科學方法論上特別加開「社會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專題，講授者是我。

為讓社會科學建構出「科際整合」的普遍知識基礎，該所特別在1984年春季召開「科際整合與社會科學研究」學術座談會，《中山社會科學學報》為此還出刊專號，主題為「社會科學新趨勢」。這場座談會邀請了全台灣重點大學專家學者與會，我在會上第一次認識來自台大的黃光國教授。

黃強調「社會科學必須科際整合，學術研究要自由，知識立場要獨立，社會科學要重建，知識趣向要納入本土化因素。」他再三強調，學術不可殖民化，尤其不可依附西方學術知識主流，為此他強調社會科學必須重建，這讓我想到貝倫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在《社會與政治理論之重建》（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New York, 1976）一書中指出，美國主流社會科學在分析哲學、現象學及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挑戰下已趨崩潰，社會與政治理論必須重建一說，有異曲同工之處。

在座談會上，我向來自中研院的朱浤源教授貼耳輕聲說，黃教授的論述觀點與我的知識趣向心有戚戚焉。於是，座談會後，我回研究室拿一本剛印刊出的拙著《當代西方社會科學哲學》抽印本送請黃教授指教。這是我有幸初識黃光國，並從此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

行萬里路也讀萬卷書

黃教授在台大，我在中山，一北一南各忙各的教學與研究，平日沒有機會與閒暇碰面，能見面的機會多在相關學術研討會上，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多由學術刊物上拜讀黃教授的大作，而對他有進一步的知識認識，直到1999年10月由袁頌西、胡佛組團前往大陸，參加「海峽兩岸弘揚中華民族文化學術研討會」，會後我夫婦和黃教授伉儷由昆明到大理再到麗江，一路在車上或旅店閒話家常，才有進一層的熟識。

黃教授除了好學深思，也謙恭溫良，他在旅程中對我說，他讀研究所時便讀過我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貧困》，這是他的好學，也是他的謙虛。旅途中私下交誼時，他會講些雅而不俗的笑話；在餐桌上，他會一面大口呷米飯，一面說黃家祖先在閩南泉州有阿拉伯血統，並指頭上有捲曲的褐髮向我言證。我對他說：「難怪你有深凹的大眼，高挺的鼻樑，東西基因交匯讓您倍加聰敏。」黃聽後哈哈大笑，還向我做個鬼臉。一路旅程中閒談的趣聞很多，黃夫人不僅知書達禮，而且大方有趣，喜歡拿黃教授開玩笑，「黃光國在家就是個『飯桶』，以米飯為主食，一吃好幾碗。」可見黃教授不但學問好，飯量也好。

黃光國是個行萬里路也讀萬卷書的人。2012年底台北心理出版社郵寄給我一份包裝良好、份量不輕的黃教授書稿《社會科學的理路》，並附簡函謂：為了學術嚴謹、出版妥當，煩請審閱。我十年前只寫了一篇文字略長的論文〈當代西方社會科學哲學〉請黃教授指教，未料十年後他寫一本學術專書請我先閱。我拜讀後驚訝地發現，黃教授在學術上已完成自身的知識體系科際整合。

青年黃光國留學夏威夷大學時，正是邏輯實證論流行當道時，一切社會科學，包括心理學在內，都深受該知識理論影響，如今他在該書稿開宗明義指出，要「揚棄」過去的邏輯實證論，要從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三方面「重建社會科學」，並說他這本書出版為的是「介紹」社會科學哲學演變的來龍去脈。當時我因出版社寄來書稿能先讀為快，我一面閱讀一面手拍桌子按讚，因為光國兄不僅談到維根斯坦（L. Wittgenstein）的語言哲學、實證論、後實證主義，還切入結構主義、解釋學（Hermeneutics）、社會批判理論，這是知識系統的宏觀論述，不是簡單的素樸介紹，如果沒有深厚的學問功力，怎敢談「社會科學的理路」？

黃教授說該書「介紹」社會科學哲學實是對知識的敬慎，其實這是他正在台灣學術領域上，以科際整合方式「重建」社會科學。2013年1月底《社會科學的理路》第一版發行，除了不知社會科學主流論述也是一種「意識形態」，依然堅持實證量化的台灣學界親美派之外，絕大多數台灣學術圈內尊重知識客觀性的學人，對這本專著都給予肯定性評價，如今該書已發行四版，洛陽紙貴，不是浪得虛名。

2002年黃教授與學界朋友就大力批判台灣「教改」，他與學界共同發表〈教改萬言書〉，呼籲「停止教改，回歸教育」；他還與劉源俊教授等舉辦「教改總體檢論壇」。這些都是他對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理解後，以行動加以實踐的表徵。關於批判台灣「教改」一事，已有前期《觀察》刊出東吳大學前校長劉源俊宏文加以論述，此處就不多費筆墨了，但筆者願意指出：黃光國對台灣「教改」給予強烈知識批判與行動抗議，說明他是一位理論與行動合一的人，也正好說明他是真正有風骨的知識分子。

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

晚年的黃光國，在社會科學重建的基礎上，進一步努力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這是一件值得加以肯定和支持的知識工程。黃教授對「本土化」的認知概念是指知識的客觀性與理論的主觀性，必須辯證統一在以民族為人格主體的學術文化大殿上。英法德是歐洲三個不同的民族與國家，哲學上發展出各自不同的經驗論/實證論和觀念論/理性論，因此英法德學術知識有其自身的「本土性」，這叫理論知識的個性/獨立性/民族性/本體性。黃教授在多次學術演講都涉及「社會科學本土化」知識工程建構的問題，他曾對我說，社會科學本土化須超越傳統與現代，要善用東方中國哲學傳統智識，外加西方「科學哲學」知識論，讓「社會科學」在中國生根。

他的智性意象我的理解是：他要在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基礎上，發展建構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也就是說他的「社會科學本土化」，最終知識任務在於建構出「中國式社會科學」，不是指「社會科學台灣化」，因為黃教授的知識視域是文化中國，而非海島一隅的台灣。

黃教授的努力在成效上已微露曙光，此時辭世，對兩岸學術界是一大遺憾，對「中國式社會科學」的建構更是重大損失，也是我回憶他時心中最為悲戚的知識失落。

(作者係中山大學名譽教授)